记者日前从府谷县“5·29”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专案组获悉，经过陕西、山西两省警方5个多月的全力搜捕，两名涉案嫌疑人已于11月初分别在山西和福建被抓获归案。11月14日，山西省公安厅发出通缉令，悬赏缉捕另两名在逃嫌犯。（11月16日《西安晚报》）

    疑犯逮住了两名，在逃两名，所以发出通缉令予以“悬赏”缉捕。山西公安厅的做法乍一听很“合情合理”。而猛一看，似乎还“有凭有据”——毕竟，公众之前已太多次听闻警方“悬赏”了，近期尤甚。

    笔者粗略统计发现，本月虽刚过半，但加上这次的山西省公安厅，半月之内至少已有4个地方的警方发布了“悬赏”令：3日河南平顶山市公安局“悬赏100万元抓贼”；12日黑龙江警方“悬赏10万元征集3起特大案件线索”；13日新疆警方“悬赏4万元缉拿系列抢劫杀人疑犯”。倘若再加上月末（10月28日）的广州警方“悬赏50万元缉拿陕西劫杀犯”……近来警方的“悬赏”频率和赏金，算是空前的了。

    显然，“警方悬赏时代”已经来临了。但是，恐怕没人会对此喜闻乐见，笔者亦然。在我看来，各地警方争相上演“悬赏”大戏，乍一听似乎“合情合理”，但细一想，却并非没有漏洞，而且让人高兴不起来。

    众所周知，在“悬赏”一词中，“悬”即高悬广而告之，而“赏”则至为紧要，赏金、赏银，一笔money是也。属广义的“经济交往”范畴。这一点，昔日衙门的“悬赏告示”也好，今时警方的“悬赏缉捕令”也罢，概莫能外。然则，我们不妨憨憨地问一个比常识还常识的小问题吧：眼下我们警方这“悬赏”之“赏”的收支两线，安在？

    很显然，作为非经营性、非营利性的国家机构，警方一切收入只能是来自“取之于民”的政府财政，其薪金、补贴等自不待言，而大笔或小笔的“赏”也不例外，说白了，就是取自公众腰包的钱。至于此举是否得到公众直接或间接地准允、授权了，我们姑且不表，但这确定无疑，是警方“悬赏”之“赏”收的一线所在。那么，其支的一线何在呢？于此，我们不妨来个简单的“体制内外”划分吧——要么支给警方体制之内的警方，要么支给警方体制之外的公众。这下，真问题就来了。

    如果是支给警方，也就是警方“自赏”，则无异于在其薪金、补贴及办案经费之外，警方毫不手软地自己给自己发了一个“红包”，这算是公然地“自己贿赂自己”还是“自己受自己的贿”，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呢？如果是“赏”给公众，则不可不谓之“行政史上最怪诞”：手里拿着公众的“工钱”，先留足自己的一份，然后洒出丁点去作为“赏钱”，反客为主，反向“雇佣”公众为之“打工”。这合理吗？

    所以，笔者以为，各地警方发布“悬赏”令之举，不仅于法理不通，在行政逻辑上也很怪诞。落到现实层面上来看，向公众“悬赏”，对破案本身又能裨益几何呢？我们很难想象——面对“穷凶极恶”，如果连经过专业化训练的正规警察都束手无策，公众该拿什么去对抗他们杀人不眨眼的刀与枪？从这个意义上说，“悬赏”公众去破案，多少有点“驱民就虎”之嫌。

    一言以蔽之，我认为警方“悬赏”的表演，该到此为止了。（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司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