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1978，给我的塑像！
罗宏的1978：改革开放每一小步其实都曲折艰难
文/罗宏
(1978年，上大学之前的青年罗宏。)
报名
1977年秋冬之交，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湘西边城小县，报名条件喜悦宽松，十年里各届毕业高中生或具有同等学历水平的青年，无论家庭出身，皆可报名。
我当时在一家街道工厂当电工，23岁。镇上管报名的文教干事是熟人，似笑非笑地看着来报名的我，“你是高中毕业么?我怎么觉得你是小学生，还只读了五年级。”我立即露出孔乙己模样的笑：“我有初中文凭。”该同志还是似笑非笑，“你的初中文凭怎么来的我清楚，就算初中毕业，也想考大学吗?”我傻了。
因为时代原因，我小学五年级就失学了。等到我父亲被平反时，正值知青大下乡，我14岁，连初中毕业的知青资格也无。组织考虑到在审查我父亲期间，曾耽误了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事实，便安排我去了一所乡下公社中学插班学农，砍柴，插秧、编箩筐，参加文艺宣传队给农民传播理论思想……文化课基本上没有……就这样三个学期后，我拿到了初中毕业文凭。
于是我在知识青年下乡期间被分到一家基层街道工厂，当过木匠、铁匠、泥水匠，电镀工、采购员，最稳定的岗位是电工，从15岁到23岁，一干8年。后来我在小说中形容自己：“既不像高尔基也不像贾宝玉，倒是有点像顾城。”不知广阔天地有否历练出我的红心，反正练出了一心想去剧团当美工的我。私心向往剧团美工是公家人，可吃国家粮。8年来，我业余时间都在美术涂鸦，泡在美工梦里。我那时就这点志向。高考恢复之际，我野心开始膨胀，心想要是考上美院，没准就能和陈丹青做同学，再努力些，没准能当列宾，做个达·芬奇也凑合。
没想到报名遇质疑被揭老底，我好尴尬，但还是硬着头皮弱弱地问：“不是说同等学历也行吗?”该同志就笑了：“凭什么证明你有同等学历?我是高中毕业，你和我说说，什么叫函数?”我自然是不知道何谓函数的，但灵机一动说：“我考美术，不懂函数没关系，我知道印象派。”说罢，就跟他聊起了莫奈。他一直瞪着眼睛听，听完说了句：“好，我让你报名。”
(罗宏的人物素描作品。)
备考
报完名回单位迎面碰见女厂长，她劈头就问：“你报上名了?”我点头说，“报上了，人家说，有政策，单位应该给我一些复习时间。”女厂长立即沉下脸，“那革命和生产怎么办?”为了我的美工梦，我曾多次设法调离小厂，这位女厂长不同意，说我是人才，舍不得，使我一直不得梦圆。她寻常也认为我表现不好。于是我和她冷战多年，但在这个关键节骨眼，我知道厂长在敲打我，我连忙解释，我好歹也算得上是业务骨干之一。女厂长也怕我去镇上告状，便谨慎圆场说，“那你考虑下如何做到革命、生产和考试三不误。”
在经历一番破折后，接下来，我在有限的半个月里参加了高考复习班，主要是补习数学。第一次知道了数学王国里不仅有小数，还有负数以及函数等等。其实急功近利地补习并没有实效，我听得一头雾水，似懂非懂，但是老师穿插的数学小掌故令我如醉如痴。我感到，数学家是这个世界上顶级的智者，数学是个充满神奇和神圣的世界，我为之敬畏。时至今日，依然固执地认为，数学是人类最高境界的思维方式，缺乏数学素养，在学问上是无法登顶的，中国学人缺乏世界级大师，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数学思维。数学也是我终身的短板，自感在学界里讨生活，也就是个混混而已。
半月的复习除了令我建立了对数学的终身敬畏之外，实际成效几乎是零，这在后来的高考中得到印证。此期间我还接待了一些省城长沙来的画家，如姜坤和李自建，我找来曼妙的苗女和苍桑的老农供他们画意写生。那时李自建也准备报考美院，他还鼓励我说，争取在美院同学。我明知自己的水平比他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心里却想，虽然我水平不如你，但在湘西考区，还真的舍我其谁。
回想这些往事，颇有感慨，那时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如李贺诗云：少年心事当挐云。但也正是这份轻狂，支撑着我的青春自强。
(罗宏40年前的画意写生作品。)
高考
1977年11月某日，我参加了高考。看着考场操坪上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有同伴腿软了：天啊，这么多人，能考上吗?我顿时想起了拉斯蒂涅(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人物)面对巴黎灯火说的那句话：巴黎，现在我们俩来拼一下吧!
考试是闭卷，共四科：语文、政治、数学、史地。连考两天，第一天是语文和政治，感觉很顺利。因为每道题仿佛都可以有着自以为是的答案。我回答得较轻松，并没有抓耳挠腮。实际上，那届阅卷也不像后来，有着说一不二的标准答案，只要阅卷老师觉得有见地，还是能酌情给分的。第一天考完后我没有纠结，觉得尽力了，要是别人考得比我好，只有认赌服输。
第二天是先考史地还是先考数学，记不清了。我感觉史地也不算太难，失学期间我饱读大字报，其中有文史哲知识功底的好文章也不少，再加上平常我看过一些春秋、战国、西汉故事，三国演义、星火燎原之类的读本，中华史就贯通了，没觉得有多难。我工作期间还当过采购员，几乎走遍全国，地理知识虽比不上徐霞客，但和当时的高中水平也差不太多。
把我难住的是数学。对于只学过四则运算的我，简直像看天书。所有题目对我而言好像都不太陌生，又不知如何下手，但心想毕竟要考大学绝不能交白卷。正心慌意乱时，监考老师走过来，敲敲桌子：“莫慌，大家都不怎么样。先挑容易的做。”我顿时定下心来。只依稀记得有道15分值的甲乙丙组如何植树的应用题，我完全不懂列方程式求解，于是理了理思绪，写下了因为如何，所以如何，既然如何，推理必如何，成了一篇短文，终于凭借逻辑推理，把题目变成了加减乘除的运算关系。我答完后，考试时间快结束了，抬头一看，考场里没几个人了，不知离开者是完成了考试还是放弃了考试，反正我坚守走完了最后一公里。考上大学一年后，一位管学生档案的老师告诉我，我的数学得了8分。我想应该是那道应用题，答案对了，没有列算式，所以酌情给了我8分。
文化考试后，我又进入美术专业考试，考了四门，素描、色彩、创作，还有一门好像是速写。考场中，其他考生的画我都看到了，自信应该名列前茅，还因为监考的老师总是在我背后停留很久。走出考场后，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来湘西招生的周老师还问了我一句：你报师院了吗?我回答说，我的志愿是任何一家美院都可以，坚决服从分配。
对于上大学，我不挑食，因为没有本钱挑食。我只有小学文化底子，上任何大学都是祖坟冒青烟。况且我急于改变命运，憧憬像沈从文那样，走出边城，走出湘西，青春期的我，有着法国诗人兰波的信念——生活在别处。所以我不仅志愿报考了美术系，还同时报考了中文系，总之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这是最硬的道理。生活经验告诉我，理想不是用来憧憬而是用来实现的，要实现理想，就得骑驴找马，一步一步地来，任性是要吃苦头的。
(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有云“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图为改革开放之初，罗宏与伙伴们的合影。青春正洋溢在他们年轻的脸上。<集体照最后排即罗宏>)
还记得考试完毕的那天或次日，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参加了考试，各自谈了感受，好像感觉都不差。这些朋友都是高中学历，平常都勤奋读书。我心里有些嘀咕了，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同时明白考试就是竞争，逻辑公平又残酷——优胜劣汰，能者才能脱颖而出。这晚我很久才入睡，慢慢想开了，既然一样的试卷，我数学“瘸腿”缺乏竞争力，说明并不优秀，竞争力不够，在中文系录取上遭淘汰就得认命。但美术考生的文化成绩大都不行，我肯定会有明显优势，说明我还有戏。
继续去上班，女厂长关切地问：“考得怎样?听讲这次考试十年积压的高中生都来考，你只怕有点悬吧?我看你还是安心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好。”女厂长是土改干部，文化层次不高，嘴巴却很能讲，消息也灵通，在街道干部中，也算是个麻利角色。我苦笑敷衍着说，我也只是碰碰运气。
(少年罗宏爱好“涂鸦”作画时的留影。)
录取
大约一个月后，阅卷结束，各种消息陆续传出，中心思想是说，到底是十年积压的英才大会考，各路才子才女倾巢出动，称霸考场，成绩超出预期的好，中华民族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
我沉不住气了。因为我母亲是资深老教师，许多阅卷招生的老师都是她的同事或学生，探听考试成绩还不难，我便找到一位参加过批阅语文试卷的老师打探。此人其实是我小学同学，我当工人8年期间，他当了语文老师。他说：“是呀，这次考试成绩虽然一大批考生成绩并不理想，弃考的交白卷的考生并不少，但和招生录取的人数指标比，考生成绩还是超出预期的好，你要有思想准备啊。”我心就凉了，却不甘心地问：“你说说，语文成绩到底好到一个什么水平?”他迟疑了一下，有些神秘地拿出一份手抄的作文塞给我，“这是我们地区最高分的考生作文，你在这里看看，别到外面说呀!”我迫不及待地接过作文，没看两行就乐了：“这就是我的作文嘛!”他一听愣了：“真是你写的?”我立即滔滔不绝地背起来。他听完猛地给了我一拳：“厉害了，你有戏啦!”
我的作文立即就传抄开来，据说后来传至西南四省份，成为几届考生的备考范文之一，不言而喻，这意味我被录取只是领通知书的问题。等待期间，湖南师院来招生的周老师，邀请我陪他去写生，写生时对我说：“你等好消息吧。”于是，冬夜的睡梦中频频出现策马或者扬帆奔向远方的场景，还是慢镜头。可见那时的我多轻狂。朋友们都来祝贺，祝贺之余亦担心自己的录取胜算，我便不无虚伪地开导说，“我都能考上，何况你们?”大家就说：“你别哄我们，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当时我太年轻太轻狂，不懂人情事故。当然现在想来，高考后的忐忑不安是特别正常的心态。
没多久，周老师突然来厂里找我，把我拉到僻静处严肃地问：“你是不是得罪了领导呀?”我问怎么回事儿，他犹豫了一阵子说，“工作单位对你的表现鉴定很不理想，说你名利思想严重。要是这样，我们无法录取。”我顿时傻眼了，半天无语，很自然地联想起了单位女厂长一句话，“罗宏，我晓得你嫌我们厂塘小，想飞，你莫想!”厂长对我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工作的守旧思想。
周老师同情地看着我，又开口，“我几次找你们领导修改鉴定，他们不答应。我尽力了。不过你千万别闹，你还报了中文系，招生名额比美术生多得多，你又是地区语文‘状元’，还有机会录取。你要是一闹，就彻底完了。”说罢，周老师便离去了，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若有所思。我知道，这个背影里夹杂着一名为人师者在大环境背景下虽爱惜人才、勉励年轻人但于个体而言又无可奈何的怅惋之情。周老师的背影连同他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艺术生的录取完毕，北大清华等名校的通知书就来了，接着又是省城高校的录取书下来，我的朋友们一个又一个拿着通知书来报喜，个个笑逐颜开地说，“宏哥，还是你说得准，我们果然考上了”。说罢也不忘安慰我一句，“你可能是数学瘸了腿，总分受到影响，但肯定能考上”。我强颜欢笑，以示豁达，心里却丝丝苦涩。吹点牛皮说，我在朋友圈里不算领袖人物也算核心人物，现在却感到被边缘化了，如何想得开?
就这样一直熬到中专的通知书也下来了。第二批体检的考生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这个第一批体检的语文“状元”还在等待。后来听说，我的语文上了90分，政治、史地也上了80分，总平均上了60分，是上重点的成绩。第二批体检的考生，平均分约40分。你说，我是不是比窦娥还冤?
要凭义愤，我肯定要大闹一场。但是心里死死记住周老师的话，没去闹，即使看见女厂长，也若无其事。倒是女厂长沉不住气了，故作惊讶地问：“怎么回事?你这个‘状元’还没有通知?是不是有人反映了你的表现呀?”我心里不快，脸上却是灿烂的笑：“没事，我听从安排!”
在录取的最后期限，湘西本地院校吉首大学招生组成员收到了我的高考成绩档案。在这所始建于1958年的院校里，有些老师是我母亲曾经的同事或学生，对我比较了解且同情。据说力荐录取我的是一位外语系的青年教师，也是母亲的学生。他告诉我：“我们看了鉴定，也作了研究，我发言说，罗宏我了解，这个年轻人是有些吊儿郎当，惹出过不少事，还被批斗过。但也坏不到哪里去，语文成绩又是‘状元’，不录取太可惜了。”这个叫刘小南的老师，我也终身记住了。
1978年初的一个下午，冬日阳光温暖而明亮，家门口的峒河水悠悠流向远方山谷。我望着河水发愣，眼神里透着绝望。徒弟四猛气喘吁吁地跑来，手里拿着一封信，话语急切：“师傅，你的信，是吉首大学来的，可能是录取通知书!”我打开信，果然被中文系录取了，眼泪慢慢流下面颊。
这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改变命运进入大学，开始了人生新篇章，祖国也一同走进了春天的故事。
(罗宏的美术作品。)
尾声
通过那场改变一代中国青年命运的高考，我有惊无险地登上了滚滚向前的时代列车，还有不少人被遗留在站台上。我的一个同伴学友就是其一。他也是第一批参加体检的考生，却因父亲的问题还在观察，于是政审没过关，未被录取。犹记得他来大学校园找我，两人坐在校园外的河坎上，望着对岸一片嫩黄的油菜田，他流着泪说：“我们的朋友都远走高飞了，只留下我一只孤雁。好在你没走太远，还能找你聊天。”我也流着泪了说：“我相信时代在发展，国家也会继续往前走，你父亲的问题会得到公正解决，你接着考，今年下半年我在校园等你。”
1978年下半年，他终于考进了吉首大学，成为我的同学。还有一批77级录取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策落选的考生，都在这届高考中被录取。所以78级是新中国历史上平均年龄最大的一届考生。如今77级和78级考生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起中流砥柱作用，我们这代人自强不息地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往事如烟，改革开放不知不觉走过了40年。许多人关注到中国旧貌新颜的神奇巨变，我的故事则在提供另一种启悟：千万不要忘记，改革开放每前行一小步，都充满曲折和艰难。(文字整理/罗建勋)
(63岁的罗宏，头发花白，但看起来还很精神。 图片均为作者本人提供)
【来源：星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