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文艺｜孙绍泉：曾经的九仪里，不只有石库门

　　穿过物是人非的岁月，总在不经意间让你回望走过的路，回味曾经的过往。

　　曾经居住在西园公馆群的我，偶闻西园公馆群的西园北里成了长沙网红打卡地，一股重往故地走走的冲动油然而生。当我步入久违的西园公馆群中，在曾经居住的小巷来回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旧时的印迹，试图拨开时光的云雾，还原曾经的九仪里。

（星辰拍客 竹子/摄）

　　位于西园巷西端北面的西园北里，并不是西园公馆群最出彩的巷子，能有幸成为长沙的首条历史步道，或许因为曾经的西园公馆群，终日弥漫着历史与文化的氤氲。西园公馆群，东为千年湖湘学子赶考必经之地、商贾云集的北正街，此街现已拓宽成为黄兴北路的中段;南靠向警予、杨开慧、蔡畅等就读的周南女校，其区域现已改为周南实验中学的校园;西邻黄兴执教过的明德中学校园，此处现为明德华兴中学的校区;北抵清末祭祀民族英雄左宗棠的公祠，该场地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长沙工人文化宫(现改名为第二工人文化宫)。清末长沙开埠，洋人首驻城北，筑教堂，建洋房，城北西风渐近;民国时期，从西园公馆群出发，分别至湘雅医院、民国省府或国民党省党部的距离，均不足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因而晚清以来，西园公馆群区域，公馆林立，名人荟萃，从清廷重臣到民国政要，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从新中国成立后缨世家到学者名师，蚁聚蜂屯，冠盖如云。曾做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先生，在一首诗序中称“西园冠盖之地。”

　　西园公馆群，颇具民国风。主街西园巷逼仄悠深，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多为红砖黛瓦、高墙翘檐的深宅大院，尽显民国官巷的神韵。从北正街进入西园巷，步行至西园巷的三分之二之处，右拐便是九仪里的巷口，其貌不扬，稍不留神，极易错过。九仪里巷呈“L”形，南北段垂直于西园巷，两旁矗立着宅院高墙，并不吸睛;但走到其北端再右拐，则令人眼睛一亮，只见巷道两侧均为公馆，公馆沿街并排连成直线，各栋门面一模一样，皆为石库门，只是北面公馆门房顶上多了一个欧式阳台，石库门与长阳台的重复，极具韵律，宛如钢琴曲《秋日的私语》;九仪里这段东西向小巷，宽勉强可过一台小轿车，深不足百步，白街墙、灰墙裙、青路面，酝酿出了小巷的明快、恬静和温馨，巷道两厢建筑北高南低，在夕阳、晚霞、飞鸟的衬托下，颇有晚来堪画处的意境;走进北面的公馆，仿佛进入了明清大户人家的宅第，三进三开间的布局，天井、堂屋、正房等中国传统元素的布置，极为工整，如同讲究平仄对仗的唐诗。九仪里这种内中外洋的模样，极具民国时代的特征;而其巷中巷的设计，又流露出“大隐隐于市”的中国传统思维，这颇为符合近代所谓社会精英的心理需求。

　　九仪里的原始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姓甚名谁，却因历史的变迁，早已成为过往烟云，不被后人所知。民间的一些传说，平添了其几分不同寻常。其中有个版本，流传甚广，担任过《主人翁》杂志社编辑的韩定昌先生，在其散文集《走在历史的雨巷》中也有转述：九仪里原叫九姨里，曾是清末某位达官贵人的私巷，这位娶有九房姨太的显要，为体现不分彼此，为这九房女人各建了一栋同样的公馆，并以“九姨”谐音为地名，此乃纯属茶余饭后地扯谈，不必当真。曾经的九仪里，实有公馆七栋，并非传说中的九栋。九仪，《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天子接待不同来朝者而制定的九种礼节，周代对九种命官的授命仪式。小巷之所以命名为九仪里，极有可能是寓意“礼仪之巷”吧。

　　历史的变迁，即便将一个地方变得物是人非，也会留下蛛丝马迹。这如同退潮后的滩涂，总会留下潮水冲刷的印迹，滩涂低洼沟壑之处也会留有一泓潮水。兴许这泓潮水中，还留有一些冲浪的鱼虾。

　　75年的一天，一个特赦刚回到西园巷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叭”的一声，向巷口偶遇居住在九仪里1号的耄耋老人行了一个的军礼。此事传到巷内，街坊方知1号的戴嗲嗲原来是民国高级将领戴季韬，戴将军曾率部在浙江嘉善与日军喋血苦战7昼夜，并参加过对日长沙会战，49年起义后任湖南省参事。此事从此又成为了那些街头巷尾闲聊者的佐证，这些人总会煞有其事地与人说，隐秘、精致、舒适的九仪里，曾经是民国权贵的官巷，解放后还隐居了不少的神秘人。

　　在我印象中，九仪里7号最为神秘，其常年大门紧闭。首次进入，是陪人造访其主人，才得以见识到其内在：东门房三间，为厨房、饭厅及客房;西门房一间，系杂物间;通过石库门，便进入一个“C”型庭院，庭院中间是一栋平层西式洋房，红砖清水墙，平面呈“田”字型布局;洋房客厅(兼书房)正对宅院大门，客厅西邻次卧，次卧南为主人房，主人房东侧与客厅南边围合成一个带顶的长方形阳台;在阳台和主人房的南向则是一块约50平米的坪地，坪地樟树下有一水井;身临其院，仿佛置身于欧美要人的官邸。这在当权派下台挨斗、地富反坏右抄家受限、城市居民一家人多半窝住在一间房里的的文革期间，还能够安然独居这样一座大宅院，更加显得主人神秘不可小觑。进客厅后被告知，宅院主人乃湖南教育家杨笔钧先生;杨老先生在上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进步组织，并在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但在马日事变之后，愤然退出国民党，弃政从教，从此一心教书，成为长沙各大名校竞相争抢的一代名师，甚至雅礼学会也请其创办广雅中学(长沙市第七中学前身)并出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湖南师院等高校执教。接着，来人又指着庭院西侧围墙一扇上锁的门说，围墙外是工人文化宫的游泳池，当初建游泳池时占用了杨家部分宅地，因老先生坚决不要补偿费，工人文化宫特开此门，专供杨家人随时免费到游泳池游泳，可老先生从不准家人打开这张门，他的子孙们若想游泳，则需购票从正门进游泳池，或去湘江河游。听到这，我脑海里的神秘感，瞬间化为崇敬之情。顿悟，文革中的长沙，到处乱糟糟的，九仪里尚能保持一丝恬静，也许源于巷内诸多先贤达人的“宅心仁厚”与“中正平和”吧。

　　九仪里，至今我最留念的还是儿时居住的氛围。当时的九仪里公馆，几乎都成了大杂院;有楼的院落住户八九家，无楼的院子也有人家四五户，院内的各家各户彼此相识相知，若有陌生人进院，热心的邻居就会盘问到底，院内也就从未发生过被盗事件;若是谁家来客进院，恰遇主家无人在屋，院内邻居也会招呼访客进自家房内等候，直到主家有人回来为止;如遇谁家有红白喜事，院子里的其余各家都会自发出来帮忙，办事所需的桌椅桶盆、碗筷杯壶等均可从隔壁邻舍家里借到。这种“友善、互助、融洽”的大杂院，若放在如今，肯定评得上文明大院。

　　也许长期生活在““宅心仁厚”、中正平和”、“友善、互助、融洽”的氛围中，九仪里的大人小孩，多半开口不起高腔、说话不带长沙口标，在社会上不少被误认为机关学校的人员或子弟，这难道不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写照么?这种文化，在文革结束不久国家恢复的高考中就显示出了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住户不足五十户的九仪里，就有6人金榜题名，这在高考录取率不到3%的当年，绝对不亚于如今的热搜。

　　窃以为，时下争购学位房等急功近利的做法，抢的是跳板，而非耳濡目染的德化，立德树人难成正果，甚至德不配位，抱恨终身。孟母三迁，择善而居，假以时日，耳闻目睹，潜移默化，才是春雨润物细无声，入脑入心，知行合一，惠及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