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文艺 | 谭明江：父亲的扁担

　　“扁担短，扁担长，扁担弯弯送儿郎。”

　　“爷疼崽，路路长;崽疼爷，扁担长。”

　　... ...

　　我总忘不了老家乡下儿时念过的这几句童谣，更忘不了父亲那根用了几十年一直伴我成长的老扁担。

(星辰拍客 十面八方/摄)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七年了。

　　又是年关的时节，虽然已经是数九寒冬，但素来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却仍然艳阳高照、暖如初春。多年不见飞雪的影子，老天竟然来了一次突袭，就在元旦新年的前两天，伴随着超级寒潮的呼呼南下，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气温骤降到了冰点，大地几乎一夜之间被封冻了起来。从零上近二十度到零下二度，我们都深切感受到了大自然无比巨大的威力。年近九旬的母亲自然经不住突然而来的严寒，因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而病倒。好在看医吃药及时，看似糟糕的病情第二天便渐渐地好了起来，让全家人不由得长长松了一口气。

　　凝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漫天飞舞的雪花像扯碎了的棉花团，一大朵一大朵地从天际中飘落。我的思绪随着翻飞的雪花，不由得回到了十七年前那场同样飘扬的冬雪。就在那个冰冷凄寒的冬夜，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只有伴随了父亲大半辈子的那根弯弯的扁担，还有我童年时父亲风雪中迤逦而行渐行渐远那个高大而又渐渐模糊的身影!

　　儿时的记忆是一丝丝永远抹不去的痕迹，总是那样深深地烙在心底，温暖得要把窗外的飘雪融化。

　　那时，乡下孩子童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农历新年父母带着去外婆家拜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家的冬天是一定要下雪的，天寒地冻，不仅要下好几场，而且有时还一连下好几天。瑞雪兆丰年，大人们暗自欢喜，小孩子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雪越大，来年的收成便会更好，年味也是愈加地浓厚。

(星辰拍客 十面八方/摄)

　　记得有一年除夕的雪特别大，大年初一都没停，皑皑的白雪铺满了整个乡间田野，像盖上了一床厚厚的白鹅绒被。“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团方”。初二一早，父母便带着我们出门去外婆家拜年，可原先熟悉的路都被积雪覆盖。那时我和妹妹才四五岁，姐姐也大不了多少，十多里冰天雪地的乡村小道，小孩子自然是无法下脚的。父亲便拿来他那根竹木扁担，熟练地挑起一对篾箩筐，让我和妹妹一个筐子里坐一个，随手把早已准备好的年货搁在里边，一脚深一脚浅地出发了。母亲则带着姐姐，牵一会抱一会紧跟在后头。

　　那时的我懵懂无知而又极度顽皮，过年了，下雪了，满脑子装着的都是打雪仗、放鞭炮、吃年糕，还有期待着外婆给的那一块老式的印着大红拖拉机的压岁钱。雪地的寒风刮到脸上，冰冷得刺骨，却丝毫掐不灭那份急剧飙升的童真和淘气。一路上我全然不知父亲挑着担子的辛苦，只顾自己和妹妹嬉笑打闹，甚至还把母亲送给外婆的一包冰糖偷吃了好几块。雪深路滑，田垄的平地还算好走，山间的小道却有点寸步难行，父亲有几次都险些摔倒。百十来斤的担子压在肩上，我看到那根扁担在风雪中一闪一闪地起伏，父亲的手紧紧地拽着箩绳冻得紫红，我们就这样晃晃悠悠地进了外婆温暖的家门。

　　这便是我童年对父亲最早的印象。后来听母亲说，其实小时候每一次去外婆家拜年，都是父亲用他那根扁担不辞辛苦地挑着我们，直到我们稍大一点进了小学读书。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城里的物资都比较匮乏，乡下的生活就更是艰难，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够短暂改善一下。除了春节去外婆家拜年，我们一家人最期盼的，却是父亲春节前从厂里回乡探亲。

　　我家是典型的农村“四属户”，父亲是湖北黄石铁矿的一名井下工，母亲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独自带着三个儿女在湖南老家的乡下生活。那时的交通极为不便，跨省回家的路途就显得更加遥远。因此，父亲的探亲假每年只休一次，最长不过一个月。他总是尽可能平常多加班，把假集中到年底，农历小年之前回家，过了新年的元宵节再回单位，好在老家多呆些日子。

　　数九寒冬，正是雪花飞舞的时节，父亲回家探亲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们也一天天倒数着日子，心中甚至比过新年还要激动。母亲则早早做好一切准备，安顿好可口的饭菜，巴望着父亲快快回来。等到约好的那一天，母亲特地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们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便带着我们去七八里外的村口迎接父亲的归来。

　　每一次回老家，路途总是特别的折腾。父亲都要先从矿区坐大巴去县城赶火车，在省城武汉中转一趟到长沙，又再乘大巴到区公所所在的镇上，最后还要走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家。那时的火车，速度不过三四十里，不仅慢而且常常晚点。为了省钱，父亲坐的都是慢车，时间也就拖得更长了。现在看来并不算太远的距离，那时却需要耗费整整两天的时间。也正因为如此，父亲信中和母亲约好的见面时间，很少有过准头，往往是一拖再拖。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个，站在雪地里巴巴地望着那条蜿蜒曲折的山路，期待着父亲那高大而熟悉的身影快快闪现，有时一等便是一天。约定的时间过了，母亲总是叹一口气：“唉，肯定又是火车晚点了”，喃喃的自语中透着满心的焦虑与不安。姐姐和妹妹用冻得通红的小手忙着堆雪人，我却不停地吞着口水，满脑子想的是父亲每次回家探亲用他那根扁担挑回的一担年货。

　　扁担是父亲自己亲手做的，装年货的那对黑红色樟木箱子，则是父亲请乡里最好的木匠精心打造。

　　长工出生的父亲是做扁担的好手，做法也特别的精细讲究。为了给自己做一根称心如意顺手的好扁担，父亲特地去后山挑了一根生长多年的青黄色老毛竹，取中间偏下的一截，对半劈开，在两头一寸处的位置将两边各削成稍尖的犁头状，然后把整根扁担抛光打磨，放在自家的土灶台旁让冷烟熏上大半年，完全风干后涂上三遍桐油，一根轻巧耐用的扁担便做成了。只是父亲的扁担还有其独特之处，他把扁担中间半月形的竹节挖去，用一根笔直扁平的檀树木条充填其中，均匀地分成四段，再用细小的铁丝牢牢缠紧，父亲的竹木扁担才算是大功告成。竹子的韧性，檀树的坚实，成就了父亲那根扁担的坚忍!无论多重的担子，也不管多远的路程，父亲都是默默地挑起，从没看到皱过一次眉头。

　　每次回家过年，父亲都要带很多的东西。交通不便和路途的遥远，让他感觉极为不便。尽管有太多的不舍，父亲还是把老家灶屋旁那颗长了几十年的老樟树砍了，请邻村的木匠专门打造了一对翻盖的老式木箱。箱身涂上红亮的老漆，底座的四周用手指粗的麻绳穿上，再挽到那根竹木扁担的两头，便成了父亲回乡的标配。我一直误认为父亲做这一对木箱只是为了好装东西，却不想还是他路途休憩的依靠。母亲后来红着眼心疼地告诉我们，为了省钱，父亲坐火车从来都不买贵点的坐票，只买最便宜的站票。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木箱就成了他长途颠簸的座凳。有时候实在太困了，他就把两个木箱拼在一起，蜷缩着睡在上面。我实在无法想象，当年父亲是如何枕着那根窄窄的扁担，睡在那硬邦邦冰冷的木箱上的。现在看来，远离故乡的亲人，用一年的漂泊和辛劳，换来回家那一担满满的收获，父亲归乡的梦，又怎能不会那么甜美!

　　“快看，那是爸爸，那是爸爸!”姐姐眼尖，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远处村坳的那头，风雪中父亲时隐时现的身影渐渐清晰而高大。其实父亲早就看到了我们，还隔着老远的距离，就一个一个高兴地大声喊着我们姊妹三个的名字。母亲便带着我们快步迎了上去，急切地接过父亲肩上扁担挑着的担子。

　　“回来了，火车又晚点了。”一路上，母亲忙不迭地询问着父亲路途的艰辛。也许是一年的等待实在太过漫长，也许是被冰冷的风雪吹得太久，她的眼睛红红的，声音也明显有些哽咽。“还好，晚点的时间不长。”父亲总是显得那么平静，他又麻利地接过母亲肩上的担子，略显疲惫的脸上满是洋溢着回家的幸福!

　　进了家门才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三个孩子都不停地围着那对木箱打转，眼睛时不时地望望母亲，又看看父亲。母亲知道我们小小的心思，接过父亲递过的钥匙打开箱盖，一件一件地取出里面的东西。父亲则悠悠地坐在旁边的木椅上喝着自家熏的烟茶，一样一样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着那些东西的来历。除了父亲自己少量的物品，满箱全是他舍不得吃积攒了一年的计划物资和买给家人的用品。二十斤白糖，十五斤绿豆，几条熏好的金黄色大腊鱼，还有大包的花生和红枣……。我们最爱的还是父亲厂里自制的黄橙橙的果子露汽水，散发着浓浓芝麻香的黄石特产港饼，以及乡下见不着的五颜六色的漂亮糖果。除了吃的，父亲总是要每年给母亲和三个孩子各买一件城里人穿的时髦洋气的新衣服，有时还有新鞋子和新帽子。父亲兴奋地唠叨着，那份满足和慈爱，仿佛在叙说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压在箱底的，照例是父亲里面不知包裹了多少层软纸的一个旧布包，那是父亲一年辛劳换来的积蓄，也是母亲一年最大的期盼。这个普通的小布包土得不能再土，却显得那么厚实而沉重，竟让母亲拿着它的那双粗糙的手有些微微发抖。记得那一夜，我迷迷糊糊地从睡梦中醒来，在昏暗的油灯下，看到父母数着布包中那一张张崭新的十元红钞票，还有一沓同样崭新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全国通用粮票。

　　“五百一十块，一百七十五斤!?”。母亲数完最后一张，咂着嘴，抬头满意地问向父亲。

　　“嗯啰，冒错呢!”父亲一脸自豪地回应着，那可是自己一年辛苦到头积攒的血汗钱。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明亮的烟头一闪一闪，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那么灿亮，仿佛是一团跳跃的火花，照亮了父亲那满是皱纹黑黝黝的一脸沧桑。

　　新年总是过得很快，相聚的时间更是显得那么短暂，父亲的探亲假很快又要结束了。随着返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父亲的心情也一天天变得阴郁，母亲则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懂事的姐姐和乖巧的妹妹时不时缠着父亲，就连平日里素来顽劣的我也收敛了不少。

　　父亲返程的日子还是到了，他用扁担挑着那对红木箱子，里面装着母亲早已准备好的衣服和父亲平时最爱吃的一些东西。我们则安静地跟在母亲的身后，全然没有了迎接父亲归家时的那份欣喜。

　　重逢的喜悦是那样令人沉醉，别离的伤感却更让人难忘。冬雪早已匿去了踪影，只有初春的微寒。远处的山坡泛着点点新绿，田垄的沟渠也开始哗哗流淌。原定分手处的那个老山坳早就过去了，母亲还是带着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莫送了，回去吧，照顾好家里。”父亲不知道已经重复了多少遍，声音也一次比一次哽咽。

　　“放心吧，路上莫着凉，上班千万要注意安全。”母亲不停地叮咛着，眼眶中的泪水差点就要掉落了下来。

　　尽管有万分的不舍，父亲最后还是停下了脚步。他放下手中的扁担，蹲下来把三个孩子抱在怀里一个一个地亲一遍，然后起身面向了母亲。

　　“回家吧，照顾好孩子，家里就辛苦你了!”父亲的嘴角抽动着，浑浊的泪眼有些通红。他转身迅速地拿起那根扁担，毅然挑起一对木箱，一个人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那条满是泥泞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身后只留下母亲风中那万千的嘱咐与牵挂。

　　我们依着母亲久久地伫立在原地，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渐渐变小，直到他高大的身影消失在远处山坳的尽头。

　　时间的流逝总也掩盖不了岁月的沧桑。后来母亲又告诉我们，父亲十六岁就招工到了湘潭锰矿，家里穷，兄弟姊妹多，他是家中的老大。因为长沙本地的东西贵，每年回家过年，除了带回各种年货，父亲还要用扁担挑一担木炭，走四五十里山村小路，回来专门给爷爷奶奶烤火，直到后来被调到外省工作才作罢。父母结婚晚，快四十才生下我们。我没有见过父亲那根挑木炭的扁担，也不知道父亲曾经挑坏了多少根，但我还是能隐隐感觉到那副压在父亲肩头的重担。无论是那个曾经兄弟姊妹人口众多的大家，还是婚后有了几个孩子的小家，父亲都是用他厚实的肩膀默默地扛起，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但父亲扁担挑起的，不只是养家糊口的重担，还有子女教育的那份责任。我甚至曾一度看到父亲的那根扁担，心里还有几分发怵。

　　严父慈母历来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的传统，父亲也不例外。他从没读过一天书，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但对孩子的要求却相当严格。或许是老来得子望子成龙的心切，或许是只生一个独子的缘故，又或许是我的任性和顽劣，父亲从小对姐姐和妹妹都相对比较宽容，却唯独对我另眼相看严厉得有点近乎苛刻。这让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紧张，赌气时甚至还流露出一种对父亲的憎恶。

　　印象最深的一次，莫过于帮父亲做藕煤。那时我才小学五年级，父亲过年探亲回家没几天，便叫我帮他一起做藕煤。他用那根自制的竹木扁担挑来几担散煤和黄泥，让我先用洋铲混合搅拌，用水淋湿后，他再次充分和匀，最后用铁制的藕煤模子把和好的湿煤打成一筒一筒的藕煤。做藕煤是个又脏又累的力气活，尤其是和湿煤和打藕煤。干拌散煤和黄泥，我已是很不情愿，父亲后来又叫我跟他学打藕煤，就更加心有怨言。由于年纪小力气不大，加之初学不得要领，做出的藕煤不是缺一块就是矮一截。父亲自然是很不满意，脸色显得越来越难看，教我的语气也一次比一次严厉。我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最后竟赌气地把手中的藕煤模子一摔，已经做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藕煤被打烂了一大片。父亲气得气不打一处来，顺手抄起了那根长长的竹木扁担，我则抓起了插在煤堆上的那把洋铲。父亲高扬在空中的扁担终究没有落下，我把洋铲一丢，“哇”地一声哭着跑开了。

　　父亲是个粗人，直到后来慢慢长大，我才明白他当初的那一片苦心。其实，记忆中父亲从没有真正打过我，只是他的威严让我心里有点发麻，总觉得父子之间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阂。倒是一向柔弱心软的母亲，因为儿时的淘气和懒散，打过我不少回。

　　童年的记忆往往依稀难辨，除了偶尔难忘的几个片段，只剩一些模糊的影子。父亲的那根扁担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八十年代初农村分田到户之后。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激情的火热年代。谁也不曾想到，那一场延续至今波澜壮阔的史诗般大变革，却首先从偏远落后的农村乡下开始，起源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一家分到了四亩水田，多年来粮食短缺的老问题总算可以彻底解决了。母亲为此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写信告诉了父亲。也就从那一年开始，父亲一反常态，总是在农村“双抢”最忙的时节回家探亲，直到退休之前，再也没有在农历新年前回家和我们一起过年。

　　母亲一个人在家种田栽菜养猪，还要操心三个孩子的学习，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那时的农活都要靠手工精耕细作，远不像现在的机械化种植那么高效简单。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出生，更加体谅母亲的难处和艰辛。他选择在最辛苦的农忙时节回家探亲，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帮助母亲减轻家里种田劳作的负担。从七月半到八月中旬，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整整一个月的回乡探亲假，父亲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忙得脚不沾地。他那根扁担挑着的，不再是原来那对过年雪地回家探亲装满年货的红木箱子，而是一捆捆的稻草、一担担的家肥、一箩箩的新谷、一箢箢的秧苗。

　　每当我看到那一丘丘金黄色的稻田变成一片片白茫茫平整的水田，再变成一亩亩齐齐整整插满一行行绿色秧苗的农田，我的眼前就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父亲那一闪一闪挑着担子田间劳作的身影。等到探亲假结束返程回厂的那一天，父亲还要到自家的田头转上一圈。初秋的微风从田野漫过，拂过一丝丝清凉，青绿色的禾苗在风中轻舞，飘来一阵阵馨香。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父亲的脸上总是透过一种难以言状的满足和惬意。

　　长工出生的父亲确实是种田的一把好手。没过几年，父亲到龄光荣退休了，从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又变回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不但会种田，种菜更是行家里手。家里的菜地被父亲弄得平平整整，按季种上各式的蔬菜，干净得几乎没有几根杂草。他用那根扁担浇水施肥，又用那根扁担收获一担担鲜嫩飘香的果蔬。那时的我已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童年的稚气早已褪去。跟着父亲忙碌在田间菜地，看着他那霜染的白发和日渐佝偻的身躯，当我第一次接过他手中的那根弯弯的扁担时，我的鼻子突然一酸，眼泪禁不住一下子就模糊了我的双眼。

　　父亲退休的第二年，我便初中毕业了，是全乡唯一考上县一中的。一中是全县仅有的省级重点中学，全家人为此特别高兴，向来对我严厉的父亲，也一改往常的态度，总是悄悄地望着我笑，眼里满是慈爱的目光。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便早早地开始和母亲商量送我上学的事情，到处筹集学费，给我准备各种学习生活用品。但却在一件事上和母亲有了不同的意见，并且争执了好几回。县一中远在六七十公里外的县城，且每天仅一趟往返的班车。父亲执意要送我，母亲也想去送，但家里又必须留一个大人照料。母亲抗不过父亲的执拗，最后只好同意父亲送我。其实我那时仍向着母亲，内心并不情愿父亲的决定。到了开学的那一天，父亲照例拿出他那根扁担，挑出那一对老式的红木箱子，把给我准备的衣服被子、铁桶脸盆和学习用品，还有我喜欢的一些书籍，装了满满的一担。依旧是那个熟悉的情形，父亲挑着担子走在最前面，母亲则带着姐姐妹妹跟在后头，只是这一次送的不再是父亲而是我。

　　到了镇上，我和父亲好不容易挤上那趟仅有的通向县城的班车，脚跟都没站稳，还来不及和母亲及姐姐妹妹告别，车门“嗖”的一关，车子便喘着粗气颠簸摇晃着冲向下一站。那时的班车车次少，车况差，进城的人又多，中途的乘客根本不可能占有一个座位，我只好坐在自家那个硬邦邦的红木箱子上。父亲粗糙的双手抓着那根扁担，也斜靠着半坐在另一个木箱上，后背紧紧地贴着我，生怕我跌落下来，仿佛要为我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撑。我能清楚地感觉到父亲的温度，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父亲就是一座给我依靠的大山，那么伟岸、坚实而温暖，而他能依靠的却仅仅只有手中那根小得并不起眼的单薄的扁担。

　　省级重点中学就是不一样，进了带着几分古朴和底蕴的校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条笔直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高大的树木苍翠如滴，不远处散落着一栋栋错落有致的教室和校舍。从没进过学堂门的父亲显然有些兴奋，甚至还流露出几分孩子似的好奇。他帮我铺床叠被挂蚊帐，安顿好每一样东西，一个大老粗的男人，做起来却是那样的利索和细腻。我这才想到，父亲独自一个人在外辛苦漂泊了大半辈子，历经了多少风霜雨雪，这点生活的小技能，原本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这是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来县城，我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家里，彼此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理应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我们都只是自顾自地忙着，相互言语的交流却并不多。

　　终于张罗好开学的一切，我送父亲到校门外的车站。一路上，我们的话语更是少之又少，气氛显得愈加的凝重。父亲挑着那一对空荡荡的红木箱子，却显得那么沉重，似乎有着满腹的心思和失落，全然不是来时的样子。直到车来了，他才忙不迭地哽咽着对我说了一句：“明伢子，好好念书!”，便挑着那担空箱子迅速钻进了车门。车开动的那一瞬，我突然发现父亲的双眼一直在久久地朝车窗外回望。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终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任凭泪水夺眶而出。

　　三年的高中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如愿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十里八乡的，那时村里能够出一个全国重点大学生实属不易。父亲更是高兴得整天合不拢嘴，这一次，他和母亲的想法出奇的一致，再没有因谁来送我而争执，而是决定一同去省城送我上大学。尽管去省城的路更加遥远，但看着已近六旬的父母双亲，我不忍心提出任何可以拒绝的理由。我明白做父母的一片苦心，深知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培养出一个大学生的不易，更懂得这是我对父母应尽的一份绵薄的孝心和回报!

　　省城的繁华自然非县城可比，高校的条件也远超县里的中学。入学通知书上明确新生实行公寓式管理，被窝铺盖等一应俱全，学生只要自带衣物等少量生活必需品。这一次，父亲那对大红木箱子终于再也派不上用场，但他还是坚持要用那根竹木扁担帮我挑随身携带的行李。尽管我已是一个比父亲还要高半个头的大小伙子，所带的东西不多，需要肩挑的路程也不远，但父亲就是不让我替他换肩。我担心父亲年迈的身体，更怕路人的耻笑，几次要抢过父亲肩上的扁担。好在母亲一旁不停地劝说，我还是接过了父亲肩上的担子。但还没走多久，父亲又一把抢过了我肩上那根还未磨热的扁担。

　　四年的大学好像过得更快，转眼我就毕业了，被分配到省城的一家机关单位上班。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父亲每年总要进城一两次看我。尽管那时我还只是单身一人，也很少自己做饭，但每次来父亲总是用他那根扁担挑来许多自家的土特产，自种的白米南瓜，土灶烟熏的腊鱼腊肉和腊鸡鸭，甚至还有动身前刚从地里扯的一大把青菜。后来我结婚了，有了小孩，母亲在城里帮着带孩子，父亲也就来得更多，而且每次来总是大包小包地挑着满满的一担。

　　几年后，我终于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简单地装修后，便把父亲也接来城里长住。从乡下搬来的那天，我从未见过父亲是如此的高兴，年近七旬的他竟然乐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父亲用他那根扛了几十年的老扁担，再次挑来了那对已经多年不用的红木箱子，里面塞满了老家各式各样可以搬来的东西，甚至还有好几十个父亲特地请石匠刻着我名字的大大小小的碗碟，仿佛要把乡下整个家搬来一样。

　　一家人又团聚了，我心里终归有了一丝些许的安慰。乡下那个静僻的老宅，既是父母的家，也是生我养我的老家;城市一隅的这个小居，虽是我的新家，但更是父母年迈康养的归宿。父亲当了三十多年的矿工，退休后又在田地间辛苦劳作了近二十年，一辈子的漂泊和辛劳，终于可以好好歇息了。

　　可天不假年，物是人非。没过几年舒心的日子，父亲却意外地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先是渐渐地淡忘，不记得钥匙在哪，不记得回家的路，不记得我们姊妹三个的名字，甚至把他那根自己亲手打造挑了几十年的老扁担，也当成了一根乡下土灶里的吹火棍。后来更是连母亲和我们都不认识，一日三餐都只能喂食，完全变成了一个毫无意识的植物人。油尽灯枯的那一刻，我抱着形容枯槁的父亲失声痛哭。阴阳两隔，父亲竟没能给我留下一句话!

　　看着父亲的那副模样，我的心在滴血，像是被无边的黑暗吞噬着，又像是被什么撕扯着掏空了一切!父爱如山，我在父亲扁担的晃悠下成长，抚摸那根浸透着父亲一辈子汗水的老扁担，已为人父的我，终于懂得了一个父亲对儿子那种无以言表刻骨铭心的大爱，也终于明白了一个父亲一辈子的不易与艰辛!

　　寒风凄恻，飞雪飘零，父亲就在农历新年初三的那个冬夜驾鹤西去。按照老家的习惯，做儿子的要为自己父亲的新冢培土堆坟。我用父亲的那根扁担，挑来一担担素净的黄土，一捧一捧地垒上他的坟茔。晶莹的泪光中，那根插在父亲坟头的扁担，已经变成了一座无字的墓碑，高高地耸立在我的眼前!

　　风雪中，我仿佛又看到父亲用扁担挑着那一对老式的红木箱子，笑吟吟地从老家山坳的那头走来。

　　... ...

　　不知道什么时候，雪突然停了。我从思绪中回过神来，心中不禁喃喃低语：“父亲，你还好吗?!”

　　无声的雪，又从窗前簌簌地落下。

　　写于2022年1月25日冬夜

　　【作者介绍】

　　谭明江，长沙市人社局二级调研员，高级经济师，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长期从事机关文秘宣传工作，曾先后在各类报刋杂志上发表文章近二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