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文艺 | 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的缘起浅谈

　　从新疆的地理环境方面看，环绕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通环境是极其险恶的。数百里水草俱无的戈壁沙漠、难于攀登的巍峨高山、干燥而骤烈的气候变化，都为旅途往来增加艰难。特别是流沙的移动，往往会把仅有的河流和田舍掩埋起来，使昔日繁华的大道变成人烟荒芜的沙漠旷野。20世纪初发掘出来的尼雅遗址，就是因流沙掩埋了水流而被放弃了的汉代古城。

　　(克孜尔石窟谷西区远眺。)

　　我们从相关记载中来了解一下在新疆东西交通旅行中极端艰苦危难的情况。这种旅行不啻是生与死的搏斗、成功与失败的考验。少数幸而渡过了难关的，像法显、玄奘等，也都是在九死中得到了一生，自然是值得庆幸。即使是不幸遇难中途殒命的遗尸白骨，也足够使孤寂的沙漠旅行者产生十分的同情。何况在这些死者中知道有往来东西的僧侣，那么这“为普度众生求法殉道”而来的遗骸，就更容易获得同路人或“善男信女”的尊敬。按照佛教的礼节，他们的遗骸应被烧成灰烟，变为“舍利”。如果这些遗骸是属于西方来的或者是东方去的高僧的遗体，那么他们所获得的礼遇将不是一时的哀悼与慕拜，十分可能有一些忠实的信徒——乌波娑迦，就随时中止他们的旅行，像对佛“舍利”圣骨一般，虔诚地守卫在“舍利”的坟塔旁边暂时不离开。

　　(克孜尔石窟第14窟 主室右券腹大光明王本生特写。)

　　(克孜尔石窟，烧陶头像。)

　　于是他们就孜孜不倦地为后来经过这些艰险道路上的信徒、商贾和长途跋涉、背井离乡的远征将士们讲述已死高僧的品德戒行和他们出生入死、不屈不挠而牺牲的经过，并求得人们的同情和布施。当然，正处于这样艰险过渡中的旅客，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十分容易感动而愿意停留下来听听同路人不幸遭遇的故事的，同时也可以顺便打听打听到下一站去的旅途情况，例如到前站还有多少路，中途有没有水草等必须知道的一些问题，取得相互帮助和乐意的布施。也可能偶然碰到一个德行高超的过路的高僧，或者是一个兼长佛画的能手，于是乌波娑迦们看机会还要邀请他们临坛说法，或是对比丘们传授一点佛和菩萨画像的粉本。诸如此类等等，于是就在此创立了一个小小的佛教宣传中心。这个中心，也许起初是像中亚一带所有的坟塔，或是简单的支提。但后来的发展，必须安排一个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环境和有关生活供应的条件，人们在附近的土地上耕种了一些农作物，修盖了一些简单的房屋与说法的讲堂，等等，逐渐具备了塔寺的规模。

　　(库木吐拉石窟新2馆主室穹隆顶。)

　　这样发展的趋势，就必须看自然环境的具体条件。围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的绿洲并不是很富足和丰盛的，它们要靠天山或昆仑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进行灌溉，至于去西域的交通也就势必沿着山坡行进。僧侣们经过一天的劳累奔波之后，有时就停下来建造庙堂，或在山上开凿石窟。从新疆现存石窟及明屋分布的情况看来，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路一般距乡村或城市都不超过一站路(约七十华里)。

　　我以为新疆石窟就是在上述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本文摘自常书鸿著作《新疆石窟艺术》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均为湖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作者简介】

　　常书鸿(1904—1994)，著名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我国敦煌学的奠基者和敦煌文化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敦煌守护神”。1927年赴法留学学习油画，作品屡获大奖，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因在书摊偶遇《敦煌石窟图录》，决心放弃巴黎的舒适生活，回国投身敦煌石窟保护工作。1942年参与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文物局顾问、甘肃省文联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