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文艺 | 张景龙：楚南贤哲贻“心史”——廖名缙《百槲溪堂文集》代序

　　一九二六年初冬的某一天，在京广铁路武昌至长沙段的一列火车上，一位着装绅士，举止儒雅的花甲老人，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老人风尘仆仆，虽一脸倦容，却仍时时警觉地守护着身边那口精致皮箱，显然皮箱内的物什之于他十分珍贵和重要。

　　然而，老人终因过于困倦，最后靠在座椅上沉沉睡去。不知睡了多久，老人醒了。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身边的皮箱，可此刻座椅上却空空如也——他的皮箱不知何时已然不翼而飞了！

　　老人发疯似地在各节车厢里找寻，可他寻遍了整个列车最终无果！老人回家后一病不起，次年春就驾鹤西去了……

　　那么，老人的皮箱里究竟装着什么？是金银？是珠宝？还是……？请允许笔者暂时卖一个关子，先对这位老人简略介绍一番再予以揭晓。

子畏牧之文中子

　　子畏，乃明朝江南才子唐寅。牧之，系唐朝军事家诗人杜牧。而文中子，则是隋朝著名教育家王通。此三位不同时代的人物之所以同时出现在同一标题之中，是因为他们与一个人相关。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笔者在开篇中提到的那位老人。“湖南唐伯虎”“讲学文中子，谈兵杜牧之”以及“光宣间知兵词人”等，都是他的朋友及中国文坛赋予他的赞誉和雅称。

　　这位老人姓廖名名缙，字笏堂，晚号笏塘退士，法号融寿。除此之外，他还曾使用过笏棠、笏唐、笏塘、瓠堂、瓠塘、瓠尊、瓠樽、匏尊等笔名和别号。

　　廖名缙是民主革命家，兴中会江西分会(同盟会江西支部前身)创立人，辛亥革命元老，率部参加过辛亥革命中最为残酷的汉阳保卫战和南京光复战，参与组建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前身——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南代表；晚清时曾历任湖南新军统领，江西常备军统领，民国建立后历任湖南武陵道、四川永宁道道尹，国务院谘议，第二届国会议员；且系湖南教育总会创建人之一，于晚清和民国初在长沙担任过包括湖南公立高等工业学校(湖南大学前身)在内的多所学堂、学校的监督和校长；并且还是船山学社的创始人之一、首任社长。

　　廖名缙是湖南泸溪县浦市镇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十六日。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入选湖北两湖书院；二十九岁入湖北武备学堂；光绪丁酉(1897年)科拔贡，时年三十岁；次年赴京朝考合格列为二等，授候选道员，却自请以校官用，膺浏阳县教谕；几年后的一九〇三年春，被选为湖南官费留日学生，赴东瀛肄业于东京弘文学院，同行的还有陈天华、杨昌济、吴家驹、李倜君、刘揆一等人。

　　廖名缙才气横溢，诗文书画遐迩著闻。据其季女廖盛慈先生在其回忆录中称，乃父在朋友圈内有“湖南唐伯虎”之雅号。廖名缙二十岁那年，科试成绩在整个辰州生员中获一等第一名，湖南省提督学政陆宝忠在试卷后批语“词气充沛，后二诠‘让’字极有分寸”。该文《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于次年(1888年)入选陆学使主编的《沅湘揽秀集》。同时入选该集的还有其诗作《赋得阑斑碎玉养菖蒲》。

　　廖的友人同窗几乎个个都是湖湘才子，但平时朋友圈中若需有人代表众人撰文时，廖名缙总是被举为执笔。如一九二六年秋，正值京师高检厅长、廖之留日同学吴家驹之父吴湘琳老先生七十大寿，当年共赴东瀛留学的同窗旧雨们原计划“于其寿日登堂鞠跽”，不料吴家驹奉乃父命“以时方艰剧，禁勿言寿”，于是众同窗商议为老寿星作七十寿言一篇。此事议定后，众友自然又推举廖名缙执笔。廖稍作推辞后，便欣然命笔，撰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湘潭吴湘琳先生七十寿言》。

　　长沙开福寺系中国佛教重点开放的著名寺院，始建于五代时期。一九二二年，该寺新修大雄宝殿，殿外门廊石柱上拟镌刻一联。长沙乃湖湘名士荟萃之地，人才济济，但时任住持僧的宝生大师却千里寄书北京，请时任香山慈幼院副院长的廖名缙撰联。廖接宝生大师信后，欣然挥毫，撰就一联：“斋鱼敲落碧湖月，觉觉觉觉，先觉后觉，无非觉觉；法钟撞破麓峰云，空空空空，色空相空，总是空空。”此联如今已永驻于千年古刹开福寺大雄宝殿的廊柱之上，成了名闻天下的千古名联。

　　廖名缙与民国前总理熊希龄乃管鲍之交。熊曾被喻为“湖南神童”，二十五岁中进士，点翰林，然而熊却常要廖名缙为其代笔作文。如一九二五年，时任九世班禅活佛秘书长的廖名缙陪同班禅赴五台山避暑讲佛，其间电约熊希龄赴五台山胜游。熊赴晋后受到五台县县长周毓瑄的热烈欢迎，周在欢迎会上当众向熊索游记一篇。当时就是廖名缙在百忙之中为他代笔，撰写了一篇精彩的《五台山游记》。此外，熊希龄的《关颕人〈瀛谈〉叙》《〈明孙月峰评点柳柳州全集〉叙》，以及《〈清史·货殖传〉征集轶事启》《呈大总统河道应归国有请交国务会议文》等文，均出自廖名缙之手笔。

　　廖名缙文武双修，于湖北两湖书院毕业后再入湖北武备学堂，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肄业期间又考入东京振武学校，先后跟随德国和日本教官学习现代军事。他在湘西黔阳龙标书院任山长期间，结识了回乡省亲的湖南新军统领黄忠浩。二人一见如故，黄对廖的文韬武略尤为钦佩，于是盛情邀请他赴长沙襄其军务。廖赴长后担任湖南威字新军管带兼军营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前夕担任湖南左路军统领。

　　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廖名缙受江西巡抚夏时所邀，赴赣担任了江西省常备中军统领，并亲自兼任材官学堂监督。廖的军事知识不仅限于军校课堂，早在一九〇〇年任湖南威字新军管带期间，他就领兵参加过唐才常领导的武汉自立军举事，辛亥革命期间他曾率湖南左路军北上援鄂，参加了最为残酷的阳夏之战，随后又东下南京参加了金陵之役。

　　廖名缙一生耽于教育，堪称湖南近代教育先驱。他在光绪丁酉年拔萃贡成均后，自请回湘以教官用，先任浏阳教谕，旋赴黔阳任龙标书院山长。一九〇七年，时任长沙明德学堂监督的廖名缙与刘人熙、谭延闿等人创立了湖南教育总会，先后掌教过明德学堂、高等实业学堂、甲种农业学堂等，其间还与旅长湘西人创办了西路公学。民国建立后，廖名缙又与符定一等人创建了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长沙一中前身)，后又创建了湖南兑泽中学(长沙六中前身)；并担任过当时湖南惟一的高校——湖南公立高等工业学校(湖南大学前身)校长，担任过湖湘法政学校校长，以及兼任过湖南中路师范、湖南法政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九二一年，廖名缙应熊希龄邀请担任香山慈幼院副院长兼评议会主任。

　　中国近代实业家、诗人、一九〇三年湖南留学生监督梁焕奎先生，曾在一首题为《答廖笏堂》的诗中，对廖名缙以“书剑客”相称，并对他的教育和文武兼备之才进行了形象生动的赞颂，将其比作隋代著名教育家王通和唐代著名军事家诗人杜牧：“十年书剑客，示我有新诗。讲学文中子，谈兵杜牧之……”

曼殊秋发赋新词

　　喜填词者当知有一个名为“曼殊发”的词牌。但是如果未查阅过《词调名辞典》，就鲜有人知道，这个词牌就是来自廖名缙的一首《自度曲》。溯其源头，此事还得从近代著名文学家、《清稗类钞》作者徐珂于辛亥年(1911年)胜游长沙说起。

　　那年徐珂游长沙时结识了廖名缙，与其交谈后对其秉文兼武、学贯中西的才华十分钦佩。当即拿出在长沙期间所作的一幅画《湘楼听雨图》，诚邀廖名缙为此画题诗。廖稍作思忖便题了一首《奉题〈湘楼听雨图〉》：

　　山风送急雨，万木翻作浪。

　　小楼若扁舟，兀摇浪花上。

　　中有被发人，隐几踞方丈。

　　风雷等一噫，嗒焉齐万象。

　　借问子胡然？撄宁神弥旺。

　　十年后，二人在北京再次相遇，徐珂又邀请廖名缙为其《纯飞馆填词图》填词。这十年间廖的人生际遇有了很大的变化。十年前徐珂胜游长沙时，廖名缙刚辞去湖南甲种农业学堂监督职，应中路巡防军统领黄忠浩所邀，担任了湖南左路军统领。此后他参与辛亥长沙起义，旋即率军援鄂，参加了汉阳保卫战、南京光复战；参与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湖南省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回长沙后脱下戎装，走上教坛……熊希龄先后被撤总理和财长职，担任全国煤油矿务督办之后，廖应其邀请于一九一五年夏辞去一切职务北上京都襄助于他；一九一六年一月“护国战争”爆发后，大湘西人民深受兵灾与天灾双重苦难，熊希龄被任命为湖南宣慰使抚绥湘西灾区，熊则特荐廖名缙担任了湖南武陵道道尹，并照会其兼任抚绥总处处长，助他抚恤大湘西灾民；一九一七年京兆各县遭特大水灾，熊希龄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廖又赴津再次襄助于他；一九二〇年秋，廖名缙携家眷离京返湘；是年冬，年轻的第二任妻子因病离他而去；次年春，离京返湘不到半年时间的廖名缙应熊希龄之邀再次返京，担任刚开院不久的香山慈幼院副院长……

　　爱妻的离去令廖名缙十分痛苦，他对爱妻的思念，以及失去爱妻后的孤忧和伤痛，在他为徐珂《纯飞馆填词图》填写的《自度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洞庭沽酒，看尽了南条山色。正佛火蒲团，浪浪夜雨，别馆孤吟。倦客似我，逢春情兴懒。除花外玉箫知得。恁飞絮年年，鹧鸪乱舞，争与禅心相识。

　　堪惜何郎老去。许多词笔，便付与旗亭，犹堪换醉。只有双鬟难觅。梦里湘波，匣中锦字。回首春灯，历历归去也。还愁室里，曼殊要看秋发。

　　后来徐珂在他的《康居笔记汇函》中如是记道：“湘之士大夫将兵者，咸同间至多，流风遗韵，及于光宣。宣统辛亥，珂游长沙，识黄泽生、廖笏堂，皆儒而知兵者……笏堂名名缙，拔贡，治兵统某军，尝为珂题诗于《湘楼听雨图》，题词于《纯飞馆填词图》。”

　　廖名缙为徐珂《纯飞馆填词图》所题的这首《自度曲》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当时文坛词林的高度关注。前清光绪翰林院编修、民国国务院秘书长、京津文坛领袖郭则沄在其《清词玉屑》一书中，以“光宣间知兵词人”为题，评介了光绪和宣统年间南北两位著名军事家词人：“光宣间词人，知兵者有二：一为廖笏堂(名缙)，以拔贡入仕，屡统兵，与黄泽生(忠浩)同时在湘……有《自度曲》云……豪俊中犹见孤忧。”不久，著名闽籍词人林葆恒亦将《自度曲》收入他的《词综补遗》，并在书中引郭氏之言称：“词人知兵者有二，一为笏堂，以拔贡入伍，屡统兵……”

　　鉴于该词作者及其作品在当时文坛的巨大影响力，词坛名宿吴藕汀先生在编纂《词调名辞典》时，取该词最后一句中的“曼殊发”三字作为词牌名，正式收入该辞典中，并作如下按语：“调见《词综补遗》卷八十九引《清词玉屑》清·廖名缙词。此调系廖氏自度曲。原本无调名，唯存‘自度曲’三字。词有‘还愁室里曼殊，要看秋发’句，拟名‘曼殊发’。”

　　由是，廖名缙的这首《自度曲》不仅为他赢得了“光宣间知兵词人”之雅号，且为中国词林增添了一个新的词牌名——“曼殊发”。

湮沈百祀铁函开

　　现在，笔者来揭晓本文开篇中埋下的悬念：其实，廖名缙被盗的皮箱里装着的既非金银，亦非珠宝，可它们之于廖先生却胜过任何金银珠宝！因为皮箱里装着的是他一生的心血——他所撰写的全部书稿！

　　前文说了，皮箱被盗后廖名缙先生就一病不起，次年春就与世长辞。那么，廖的去世究竟与他的书稿丢失有没有关系？现在看来，不能完全说有，但也不能完全说没有。我们从时任教育部佥事黄尊三先生的悼诗《创化五古》序言中可见端倪：“早起，至北京锣鼓巷吊唁廖笏堂。闻其司书刘某言，廖之病，皆因家事受郁所致……”

　　没错，在皮箱被盗之前，廖家确曾出现过两件足以摧残廖先生健康的“家事”：一是丧子，二是亡妻。那一年(1926年)廖名缙确实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先是刚出生不久的幼子廖盛班夭折，再后来是第三任妻子的去世。这两件事的确算得上是人生之悲剧，但是从廖先生当年写的数篇文章来看他并未被摧垮。那一年他还完成了《楚南邵辰廖氏宗谱》的编撰和印制，还替熊希龄代笔为《瀛谭》作叙，同时他自己也应邀为赵祖铭先生的《涉趣园集》作序。因此，压垮廖名缙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是那一生心血的不翼而飞……

　　他那一皮箱的书稿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是他一生撰著的作品，从他后人的回忆中目前已知的就有《百槲溪堂文集》《百槲溪堂诗集》《西山枕石集》《秋湖集》《香山游览吟》《直隶五河历代河流沿革图说》《时代思想之权化》(日文译著)，等等，其他都是我们尚未知名的书稿。

　　是的，您没看错，笔者正为之作序的这部《百槲溪堂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也是当年那箱被盗书稿之一！

　　说实话，当初看到廖盛慈先生的回忆录里写到乃父的著作被盗时，笔者心中跟很多读者一样尚有些疑问未能开解：廖先生撰写了这么多著作，何以此前那么多年一本都没有印出？这会不会就是廖氏家族中留传的一个褒扬先人的传奇故事？

　　二〇一六年春的一天，笔者突然收到一个从广东肇庆学院寄来的包裹，邮寄人是该校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廖萱女士——廖名缙的嫡孙女！我急忙打开包裹，里面装着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竟然是传说中廖先生百年前遗失的书稿之一——《百槲溪堂文集》影印本的复印件！那一刻，笔者着实为曾经对“皮箱被盗”的故事有过一丝疑惑而感到愧疚！

　　后来廖萱女士告诉笔者，这部书是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于二〇〇八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民国文集丛刊》150部书稿中的一部。至于湮沈百年的书稿从何而来，廖萱女士说，她专门就此向出版社打听过，但对方拒绝透露详情，只说是从民间人士手中征集而得，扫描完后的书稿原件已然完璧归赵。至于为何不直接购一本书寄来而要大费周章去复印，廖萱女士对此解释说，这套书不单卖，要购就是一套150部书一起购，售价新台币37万！人民币9.5万。她是因为身份特殊，所以出版社破例给她赠书一册，以资纪念。

　　这时，笔者又想起了廖盛慈先生回忆录中所讲述的另一件事，她说曾经有一个文物商贩联系过她女儿，说他手中有一部廖名缙的著作手稿，开价二十万，但她女儿当时手中没有那么多钱，等到后来再联系文物商时，他却说书稿已经卖给了东北的一个文物收藏家，并说他已承诺为其保密云云。

　　于是我当即联系廖名缙的外孙女——时任重庆市万州区副调研员的田奉婴女士，询问这部书稿的事。田女士很爽快地给我发来了三页旧书手稿的图片，这三页手稿图片果然是《直隶五河历代河流沿革图说·稿甲(永定河)》的封面、目录和正文中一篇题为《永定河历代河流变迁说》不完整的篇章！奉婴女士告诉我说，这是那位文物商发给她的，旨在向她证明他手中的书稿真实可信！因为封面上有作者本人书写的“廖名缙撰”字样。(注：《永定河历代河流变迁说》经笔者整理校点后已收入《廖名缙佚文集》第一卷)

　　这时，另一个问题强烈地困扰起笔者来，那就是廖先生的那么多书稿为何一直没有印出，而非要等到他花甲之年时才想起来拿去印行？这个问题一直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两年后当我整理注释《文集》时，其中《〈王弇州四部稿〉书后》一文中的一段文字，让笔者读后有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了！

　　廖先生在《〈王弇州四部稿〉书后》一文中开门见山写道：“后人好名之心，十倍古人。而名之所成，远不逮古，非真才不古若也！古人殚精著述，一字未安，不敢问世。及其成也，又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盖不汲汲求知于世也如此；后人朝学执笔，夕已著书，一稿甫脱，遽登梨枣。行世既久，晚年学进，更正末由，盖其汲汲求知于世也又如彼。”

　　相信每个读者读完这段话后，也都跟笔者一样对廖先生写了那么多书却一直未有出版印行之因已然明了。原来他是效古人“一字未安，不敢问世。”害怕“晚年学进，更正末由。”直到花甲之年时，他才将其拿出，字斟句酌，认真誊写，准备送交印厂，不料于旅行途中被小偷当作金银财宝给盗走。

　　至于廖先生当时定居北京，为何要将书稿带回长沙，从而在途中被盗？这个过程系其季女廖盛慈先生回忆录中所载，乃父仙逝时她才五岁，其中有无记忆误差不得而知。笔者想，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批被盗书稿已有两本现世，且有一本由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以影印本形式出版发行。而作者的孙女已将书稿复印寄我，我也已经将其整理校注。或许中国大陆的读者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有幸读到这部湮沈百祀，如今却又失而复得的珍籍了！

楚南贤哲贻“心史”

　　《文集》凡五卷，加上作者自序共八十八篇文章。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写于晚清，少部分写于民国初年。五卷八十八篇文章，仅就体量而言并不大，更算不上卷帙浩繁。但观其各篇章之文体，却又十分丰富，有赋、铭、赞、教、檄、表、论、说、记、序、跋等，所涉及的文体多达十余种，堪称中国古代文体之大观！

　　笔者曾收集整理注释过作者的另一著作《廖名缙佚文集》(上下)，其间对作者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如今再看到《文集》，才知道什么叫“学富五车”，什么又叫“才高八斗”！对照这两部文集，我们不难发现，这部《文集》当是作者精甄细选之精品集萃。因为《廖名缙佚文集》中收入“文荟”一卷的是笔者从各种旧书籍、旧报刊及文献史料中搜寻到的各类文章，而作者在诸多文章中，除选了拔贡考试《钦命四书诗题》中的一篇《读邵子〈击壤集〉书后》入《文集》外，其余近百篇章无一入选，即使《读邵子〈击壤集〉书后》一文亦经过了精心的修改。而拔贡考试《钦命四书诗题》中共有三篇文章两组诗歌，他却只选了其中一篇文章入《文集》，可见他在甄选这部《文集》的篇章时要求极高且严。

　　《文集》中的第一卷当是重头，其他四卷每卷最多十九篇文章，最少才七篇，而第一卷却编入了二十五篇，而且以韵文与骈文为主。其中有赋作九篇，赞诗二十二首(其中《汉三儒赞》三首，《苏子瞻画像赞》一首，《唐十八学士赞》十八首)，铭三篇，教两篇，表一篇，檄两篇，箴一篇，序两篇，论一篇，此外还有为《文心雕龙》所撰的续文一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卷中，有不少是拟古之作。

　　拟古创作系士人们赋诗作文时仿效古人的风格形式。此类创作古来有之，如汉代扬雄拟《易》作《太玄》，拟《论语》作《法言》。除拟古文之外，拟古诗作品就更多，甚至不少诗人直接就将诗名作《拟古》，如晋朝的陆机、陶渊明，南北朝的鲍照、王融，包括唐朝的李白、孟简，宋朝的范成大、周端朝等都曾有过拟古之作。拟古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系士人们学习前人、探索艺术技巧的一种有效途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试与前人比肩而作。

　　《文集》中的诸多拟古之作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对照所拟之作读下来，不少作品都令人感觉难分轩轾。如《拟罗鄂州〈鹦鹉洲后赋〉并序》《拟司马温公进呈〈资治通鉴〉表》《拟江文通〈建平王聘隐逸教〉》《拟苏子瞻〈择胜亭铭〉》，等等，无论从赋之意境，或是词韵及对偶等，这些拟古之作或都不亚于古人。

　　另外，读完《文集》各篇章后，读者会有一种感叹，那就是作者的学识要有何等之渊博，中国古典知识要有何等之储量才能写出此等华章！例如评论古代作家才略的专文《续〈文心雕龙·才略篇〉》，所续写的古代作家诗人共六十多人，是从刘勰甄选过的自宋至隋一百多年间所有文学名家中再次甄选而出。虽然只是六十多人，可是要逐个对他们的才略及作品进行评论，作者必须对南朝宋、齐、梁、陈以及隋朝的所有文学名家都要有所研究，对他们的创作风格及其作品要熟悉得如数家珍才能做到。仅这一篇文章，就可以想见，作者该读过多少前贤之古籍！

　　再比如《〈萧选〉诸文采自何书考》一文。《萧选》即《昭明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文学家萧统组织文人选编而成，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所选诗文总计共七百余篇(首)，要一篇篇考其采自何书，在没有现代储存搜索设备的晚清，那该是何等巨量的工作！作者在文中记述，他除了以《隋书·经籍志》为主要稽考之本外，该志未载的，“则又求之史传他书之中。通计周四家，秦一家，汉十五家，后汉二十家，季汉、吴各一家，魏十一家，晋三十八家，宋十一家，齐六家，梁八家。为文四百五十六首，外有无名氏之诗二十三首。”

　　除此之外，《文集》中诸多篇章亦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征兵养兵之利与弊，对唐代的租庸调法和对魏博、淄青、成德三镇区处之得与失，以及对明代的屯卫、官制之得与失等进行了独到的点评；也对井田时出现的工贾渔猎闲民盗贼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还有十多篇序、跋、读后感，对其相关古籍的优劣及其观点进行了评论；作为当时湖湘之儒学名士，作者对古代儒家思想有着很深的修为，如其在《罗整庵三寓书箴阳明论》中对宋明之考亭与象山，整庵与阳明等人，本为同一儒学之源，最后却“各标宗旨沿反”，“名为友朋之讲讨，实则而造之讦攻”等学术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善意的批评，同时也为儒学界这种不良思潮深怀担忧：“设有异端者流乘时起煽，则吾党之中，先已自坏其藩篱干城，御侮将何恃哉？将何恃哉！”

　　当然，除以上诸例外，《文集》中尚有很多篇章对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的评论，如《寇准论》《张浚论》《杨龟山为蔡京所荐论》《许平仲以勤身苦学教其子论》《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合论》《梁元帝论》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本朝诸儒高下得失考》一文中，学术站位高，视阈广，对有清一代儒学界指点江山，对当朝名儒之高下得失进行了深刻的点评，令读者读后眼界大开。

　　南宋郑思肖于亡国后将其作品集《心史》以铁盒封函，深埋于苏州承天寺院内枯井之中。经过近三百五十年之后，至明末崇祯十一年，因承天寺僧偶然疏浚古井，《心史》才得以重见天日。廖名缙的这部《文集》近百年前于火车上被盗，亦如藏于铁函之《心史》，湮沈于一口无形的古井之中，直到辛亥革命百年前夕才得以重见天日！它是作者留给我辈的一笔宝贵财富！它的正式出版问世，必将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借此机会，笔者谨以个人名义并代表作者家乡的父老乡亲及作者的后人，向当初献出书稿的台湾义士和出版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笔者以各节小标题荟成小诗一首，以结束此文：

　　子畏牧之文中子， 曼殊秋发赋新词。

　　湮沈百祀铁函开， 楚南贤哲贻“心史”。

庚子季夏敬撰于吉首大学

　　【作者简介】

　　张景龙，男，作家，湘西浦市人，吉首大学研究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暗战绝杀》《湘西土司王》，曾获第五届沈从文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