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爱不觉天涯远

　　星辰在线12月31日讯(星辰全媒体记者 孙烨)今年11月，长沙县长龙街道办事处前，一辆悬挂“暖冬行动石榴花开2025”横幅的货车整装待发。

　　唐林站在车前，这是他第十四年踏上这段跨越三千公里的送暖征程。车上装载的是望城区与长沙县12000余名爱心人士准备的物资和信件，这是多年来首次实现的跨区联动。

　　唐林曾是湖南省重点中学长沙县第一中学的高级教师，从教二十年，1998年他开始资助校内学生，2015年辞职后成立了“嘤鸣”组织，专职于此事业。

　　“以前我们主要送物资。”唐林在简短的发车仪式上说“现在，它升级为‘民族团结、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公益慈善、思政课堂’五位一体的实践。”

　　这条爱心路，唐林已经走了二十七年。

　　“共产主义大爱无疆”

　　1998年，唐林在长沙县第一中学任教，班上一个叫余喜的女生，说要退学。爸爸身体不好，妈妈要治病。她想去打工，补贴家用，把读书的机会留给同一个学校的弟弟妹妹。唐林跟她说：“你现在南下去打工，短期内确实可以改善你们家的情况，但长期来看，你的人生以后也就这样了，你一定要读书。”当时，唐林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5元，他每个月给100元给余喜，高考报名费也是唐林帮余喜交的。余喜家里的自行车给弟弟妹妹上学骑，她每天走5公里去学校，唐林把他大学时花重金买的永久牌自行车送给了余喜。后来这辆自行车给了余喜的爸爸，也骑了很多年。

　　2009年，唐林开始资助长沙县本校的四个学生，每人每年2000元。

　　2011年，资助的四个学生顺利毕业后，唐林认为或许其他偏远地方的孩子更需要帮助。一个湖南教育电视台的朋友邀请唐林去湘西考察教育工作，前前后后到了罗依溪、断龙、吉首的太平镇、排绸乡等地方，唐林开始资助湘西的孩子。

　　很快唐林又开始思考：“湘西尚且处于内陆，那些更偏远地方的孩子，比如西藏，他们是不是更加需要帮助呢？”但彼时唐林在西藏没有任何人脉资源，他就上论坛搜。很巧，他看到一个帖子，是中国科学院一个叫周涛的学者发的，讲藏族村落的社会结构，里面提到一些孩子读书的困难，文末留了联系方式，说希望有人能去看看。唐林立刻加了周涛的QQ，他说：“周老师，您下次去藏区，能不能帮我拍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照片？要拍正脸，要清晰。”

　　周涛给了他23个孩子的照片，这23个孩子就是唐林援藏的开始。2012年7月16日，唐林来到西藏八宿县然乌镇来古小学，对这23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解释此行来意：“爱心援助从孩子现在开始一直到小学或者初中毕业，每个孩子有一个对应援助人，他们用信封给每个孩子包了1000元资助金，还有一些衣服与学习用品，这1000元只能用于给孩子购买生活和学习用品。只要孩子还读书，援助就不会停止。”每人给各自援助的孩子写了信，贴了照片。唐林鼓励每个孩子回信，与援助人建立情感的连结。后来的十年间，唐林带着十个资助人来到了来古村，和他们资助的孩子一家见了面。

　　这是“嘤鸣直捐”第一次在西藏开始援助，“嘤鸣”的名字取自《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唐林说：“直捐，不光是钱直接到人手里，更是心要直接通到心里。”

　　唐林早在2009年就发起了“嘤鸣直捐”活动，先后资助长沙本地、湖南湘西、邵阳、四川甘孜、西藏昌都、山南、日喀则、新疆等地偏远学校与贫困学生。“嘤鸣直捐”行动已开展17年，“一对一”长期资助的孩子两百余人，最长的超过十年。对于被资助家庭的唯一要求，是他们不能让孩子中途辍学。

　　“不能放弃任何人，要为他们争取最大公平和生活的可能性。”唐林是党员，来自浸润着革命精神的红色热土，共产主义精神在长沙这片红色热土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也对唐林的思想、行为与价值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0年9月6日，唐林接到一个来自西藏的求助电话，是昌都市贡觉县拉妥小学的副校长阿旺格桑老师打来的，他说一个叫曲益卓嘎的女生想要唐林资助她继续上学。曲益卓嘎14岁才被送去拉妥小学读书，她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书很认真刻苦。四年后，她顺利进入贡觉县初中就读，并在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昌都职业技术学校。在这期间，曲益卓嘎的父亲、母亲相继离世，家里剩下年近七旬的奶奶、还在读幼儿园的妹妹和初中毕业就回家放牛的弟弟。家中早已一贫如洗，但曲益卓嘎想去念高中，她一咬牙，只身前往拉萨打工，辛苦一年多，曲益卓嘎存了1万多块钱，她回到1000多公里外的家乡，继续读高中。2020年9月，高考揭榜，曲益卓嘎考上了湖南一所高校的医学检验专业，但曲益卓嘎再也凑不齐大学的学杂费了。她的学费每年7900元，加上生活费，每年至少2万，三年下来，最起码6万。

　　曲益卓嘎深知，上大学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一定要让自己走出去。整个暑假，曲益卓嘎都在四处借钱，亲戚、寺院、学校……最后只借到了6000多块。万般无奈之下，她找到就读拉妥小学时的数学老师阿旺格桑。

　　唐林听完，当即就决定：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孩子读完大学。他将曲益卓嘎的事迹发在朋友圈，不到两个小时，募集到1.6万元。最后，在唐林和学生刘晓等人的资助下，曲益卓嘎顺利读完了大学。

　　并不是所有西藏的孩子都能这么幸运考上大学。2014年1月，唐林听学生说，湖南省新田县大坪塘乡的敬老院里有个女孩很特殊，他去了。在敬老院一间昏暗的屋子里，他见到了14岁的雷亚利。她正和年近七十且多病的祖母相依为命。母亲在她不到一岁时离家，父亲随后也杳无音信。第一眼看过去，唐林心里咯噔一下。女孩的身高像七八岁的孩子，大约一米一。右眼明显偏离了正常位置，鼻子变形，右脸和上额的皮肤泛着不正常的红，两眼之间还有深红色的突起。她安静地站着，不说话，像一幅被折叠起来、忘了打开的画卷。

　　唐林想帮她，第一步就卡住了。雷亚利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出生证明，没有医保。在这个世界上，她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没有这些，她看不了病，申请不了任何政策，甚至无法合法地生存。唐林没有犹豫，他说：“我们先让她成为一个人。”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唐林成了“跑腿的”。他协调村委会、派出所、乡政府、民政局。他拿着各种证明，在各个办公室之间穿梭、解释、恳求。有人说：“这事麻烦，没爹没妈，依据不好找。”唐林就说：“麻烦不就是让人来解决的吗？孩子就在那里，活生生的，就是依据。”2014年3月5日，雷亚利拿到了她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3月9日，唐林带着雷亚利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他托了朋友，医院很重视，尽可能减免费用，安排了全面的检查和专家会诊。整整三天，唐林牵着雷亚利，在医院熙攘的人群里穿梭。她的小手很凉，很安静地跟着。检查结果出来了：神经纤维瘤病，伴有染色体异常。医生把唐林叫到一边，很直接：“遗传病，目前没有治愈的办法。手术意义不大，风险很高，主要是改善外观，但对她整体状况改变有限。”

　　唐林很痛心，对雷亚利解释：“亚利，医生叔叔说，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做手术。咱们先回家，等以后有机会，老师再带你来，好不好？”雷亚利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在长沙这几天，雷亚利住在唐林家。唐林的女儿可可，很快和这个沉默的姐姐成了朋友，带她出去玩，给她买零食，送她小礼物。唐林的妻子郑三林，每天都做丰盛的饭菜，还拿出可可最喜欢的床单被套给她用。但雷亚利大多时候仍是静静的，没有同龄朋友，她就独自望着远处的山坡发呆。她站在那里，小小的，倔强的，像一幅线条凝滞的油画。

　　送雷亚利回敬老院那天，唐林为她争取到了学杂费减免，还特意拜托学校的心理老师多关照她。他把之前筹集款项的剩余部分，设为雷亚利的生活补助，每月200元，持续五年。他说，这点钱改变不了她的疾病，但至少，能让她碗里多几块肉，冬天多件厚衣服。

　　雷亚利初中毕业了，成绩是最后一名。唐林找到新田县职业中专的校长，把雷亚利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带来了一份由雷亚利初中班主任起草、盖着村、校、乡三级公章的请求书。校长沉默地听完，看了看材料，说：“让她来吧，学电子商务，费用全免。”学校还为她申请了每学期一千元的生活补助和扶贫助学金。唐林则每个月再往她卡里打四五百元生活费，一直到2018年，雷亚利从职校毕业。

　　“我不是非要让他们去上大学，念985、211，而是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成为对社会有帮助的人。”唐林还帮助了很多像雷亚利这样的孩子。

　　除了一对一的援助，唐林想办法将爱的力量扩散得更广更远。2012年，“嘤鸣”发起了“暖冬行动”，为四川甘孜藏区、西藏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等偏远地区学校募集和捐赠冬季御寒物资，迄今为止14年间，为藏区偏远贫困学校捐赠御寒物资，捐赠、资助的学校共计76所，为偏远藏区学校捐赠御寒冬衣、鞋子、手套、文具、药品、教学设备等逾20万件，总价值3000余万元，惠及数万名藏区学生。

　　唐林常说一句话：“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为人类求大同，这也是我身为一个党员始终努力的方向。”

　　“短信传递民族大爱”

　　2015年，唐林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专职于“嘤鸣”事业。他在给学生们的“分手”信里写道，他想给孩子们留下些惊世骇俗的教育观点，以表明自己教育思想与行为的特立独行，但他发现问题太多，矛盾太深，他已无法光靠站在讲台上解决这一切，他决定用行为去阐明——爱的教育为何物。

　　他对女儿可可的教育，非常具有说服力。2013年夏天，唐林决定带刚满6岁的女儿可可进藏。妻子担心孩子太小，海拔太高。唐林说：“课堂不止在学校。有些课，得用脚去上，用眼睛去看，用心去疼。”从长沙到拉萨，再到来古村，25天，一万多公里。可可经历了剧烈的高原反应，在拉妥学校的夜晚头疼得哭醒。但当她看到那些脸蛋皴裂、却笑容明亮的藏族孩子，看到他们珍惜地捧着比自己手掌还旧的铅笔头时，她眼里的世界被刷新了。她问爸爸：“为什么他们和我这么不一样？”唐林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让她去和孩子们一起玩，把带去的糖果分给大家。

　　这条路，成了可可最深刻的“德育课堂”。此后数年，她的寒暑假目的地，常常是西藏的雪山或湘西的深谷，而不是补习班。16岁前，她四次进藏，十多次深入湖南的偏远山区。她从最初哭鼻子的“小累赘”，慢慢变成能帮忙分发物资、记录情况、甚至辅导弟弟妹妹功课的小助手。这条“路”逐渐从父亲的旅程，内化为她自己的成长刻度。她学会了记录，学会了与不同语言的孩子用笑容沟通，学会了在颠簸的车厢里完成作业。这条路，没有名师指点，却教会了她公平与责任的重量；没有标准答案，却让她看见了世界的参差与生命的韧性。

　　后来，可可在没有参加任何课外补习班的情况下，多次被评为“长沙市新时代好少年”，还考上了北京市一所重点高校。

　　唐林对女儿可可的影响，是他爱的教育的最好实践，也让他有底气影响更多人。2015年，他和朋友创办的一家互联网教育企业长沙麦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步知学院”设立了“步知远方学院”。他们送去一个个“学习包”：里面有一台智能手机、定制课程、在线辅导老师的联系方式。西藏的孩子，可以通过这块小小的屏幕，听到千里之外名师讲课，可以向老师提问，可以知道山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当地的老师都很感激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根网线，是‘连接’之路。它传递的，是孩子们探索世界的欲望和‘我能理解’的信心。”

　　在西藏桑日县的绒乡，唐林见到了打工挣学费的白玛康卓。女孩在寺庙“打阿嘎”，高原烈日把她晒得黝黑。唐林将助学金交给她，说：“这不是我给你的，是好心人通过‘嘤鸣’给你的。希望你做好两件事：一是自强自立，把书读好；二是将来有能力时，像帮助你的人一样，去帮助别人。”

　　唐林也是这样对每一个直捐的孩子说的。2012年，在来古小学，巴登扎西，一个二年级的男孩，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他看不懂汉字，但盯着照片上那个陌生叔叔的笑容看了很久。后来，他在唐林和老师的鼓励下，用歪歪扭扭的藏文和拼音，夹杂着图画，艰难地回了信。巴登扎西的家里曾几次想让他辍学放牛，是唐林年复一年在风雪中走访，对他家人反复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学！要学会感恩！”他最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巴登扎西回到了家乡的吉达乡中心小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他说：“唐老师照亮了我和我的家人，让我看到了路。现在，我想为这里的孩子点一盏灯。”

　　另一个更完整的“传递闭环”，发生在曲益卓嘎身上。这个拉妥乡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唐林和长沙人民的资助下，在湖南读完了医学检验专业。2023年，她面临选择：留在医疗条件优越的长沙，还是回到依然贫瘠的故乡？唐林问她原因。冬日暖阳洒在她脸上，她笑着说：“唐老师，我留在长沙，只是一个普通医务工作者。我回到拉妥，能为我们家乡的人做点事。这不就是您和长沙人民资助我最大的意义吗？”

　　为了让这样的传递从个体蔓延成一片森林，唐林在“暖冬行动”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同步发起“石榴花开”书信结对项目。2024年，长沙的77所学校与西部24所学校结成对子，孩子们互写信件超过万封。湖南的孩子在信里描述岳麓山的红叶，西藏的孩子则在信纸背面画上格桑花。“不参与就没有存在感，没有存在感就不会有获得感，更不会有幸福感。”唐林表示，这不仅仅是为了民族团结，更多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接受新的教育形式的机会，而今社会的教育事业堪忧，他也表示无力，但仍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努力践行他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2025年，活动的规模扩大，首次实现望城区与长沙县的跨区联动，望城区负责组织发动和文明实践融合，长沙县提供成熟的直捐渠道和项目经验，探索出了“各显其能、各取所需、各表其功”的志愿服务新模式。活动内涵也从单纯的物资捐赠，升级为“民族团结、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公益慈善、思政课堂”五位一体的综合实践。看着越来越成熟和庞大的志愿体系，唐林深感欣慰，望城区学雷锋志愿服务促进中心主任廖志军很有把握，“物资总有送完的时候，但志愿服务的精神，会在长沙人民心里扎根。今后就算唐林老师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我也相信我们也会把这件事很好地传承下去。”

　　唐林说：“有一些普适性的观念应当被认可，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向前、向上发展的逻辑基础，比如美好、善良和爱。我们无法具体描述‘嘤鸣’让与之参与的双方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好、善良和爱’是我们所身体力行和着力发扬的，不管是基于个人层面，还是群体层面，或是社会层面。”这也是唐林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能够辞去工作专职坚持“嘤鸣”事业的最根本原因。“我想让那些孩子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变成一束光，照耀身边的人，温暖社会。”

　　“老牦牛”走天下

　　“如果有无法预料的不幸发生，我只能告诉大家：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2012年夏天，唐林瞒着家人写好一封遗书，才发动了那辆名叫“老牦牛”的越野车。目的地是西藏，任务是实地寻访需要帮助的孩子。朋友用谷歌地图帮他手绘了路线图，上面标注着S228、丙察察、扎墨公路这些令老司机谈之色变的名字。

　　丙察察线，一边是随时滚落巨石的峭壁，另一边是怒江咆哮的深渊。路面是“搓板路”与“炮弹坑”的混合体，车子像惊涛中的小舟般颠簸。更恐怖的是扎墨公路，它被称为“地质灾害的博物馆”。所谓路，不过是推土机在塌方体上临时扒出的一条便道。唐林的车曾在这里被卡住，底盘死死抵住岩石。车外，上是不断滑落的沙石，下是百米悬崖与雅鲁藏布江的激流。他下车，在稀薄的空气里喘着粗气，徒手用碎石垫轮胎，一寸一寸地挣扎出来。“那一刻，我没有初见雪山的欣喜，只无数次设想，自己的车从山顶翻滚到山下的情景：车子四脚朝天倒在谷底，山坡上到处是洒落的文具、衣服，我躺在山坡上，双眼无力地看着这片蓝天。”唐林在日记里清晰地记录着这一段路程的绝望。

　　天灾，客观存在，但恐惧会被另一种东西消解。当唐林终于驶上相对平直的新藏线，在海拔五千米的戈壁滩上，目力所及只有无尽的荒凉与笔直到令人昏睡的路。极度疲惫时，他会停车，荒野寂静，只有风声与引擎的低吼。车载音响里传出黄家驹的《海阔天空》，那句“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毫无预兆地击中了他。这个一路上面对塌方、孤独都沉默硬扛的男人，突然把车停在路边，伏在方向盘上，像个孩子般痛哭了一场，“忍受孤独，是另一种挑战。在最孤独的天地间，与最真实的自己相对，只剩下那颗‘必须到达’的初心。”

　　唐林在写遗书时，也同样设想到了人祸的可能性。 2015年，在四川雅江的高尔寺山，唐林带着8岁的可可小心行驶在狭窄的下坡路上。一队豪华越野车粗暴地连续超车，其中一辆别克GL8在危险地带强行并线，“哗啦”一声撞碎了唐林的后视镜，巨大的力道让车子猛地向右一偏，半个轮胎几乎悬在悬崖外。惊魂未定，对方却扬长而去。唐林追上去理论，换来的是一顿围殴。拳头、脚印雨点般落下。报警后，凭借记录仪画面，对方全责。考虑到可可的安全和未完成的行程，唐林接受了交警不进一步报案的调解建议。“这件事没有让我退缩，反而让我更坚定：真正的纯粹，经得起误解，也扛得住践踏。我要做的，正是对抗那种虚伪的、功利化的‘善’，用最笨拙、最真实的身心跋涉，去抵达爱的彼岸。”

　　当然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嘤鸣直捐”里有的援助人生病、失业甚至离世，会中断援助。每当有资助人无奈退出，唐林不会去告诉孩子“你的叔叔或阿姨不要你了”。他会默默接过那份资助协议，自己顶上。这些年，陆陆续续，他接手的娃娃有三十来个。钱从他自己的账户里划出去，零零总总有五百多万元，他从不声张。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我图个心安。承诺出去了，就得有人接着。”

　　也会有孩子没办法按照既定的轨道往前走，中途自我放弃。唐林总说：“我不是以事情最后呈现的结果，来衡量我做这件事的意义的。我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这就是我的价值。”

　　外在的困难，唐林都不曾放在心上，只要“老牦牛”还在，他就能去到任何地方。但随着年龄增长，唐林越发觉得身体支撑不住一趟趟去西藏的路，这几年他经常出现开车开到一半眼前一片空白的情况，这在以往十多年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事件。2020年3月，唐林在微信上收到一个寺院喇嘛的求助信息，他说他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马尼干戈镇，他的寺院里还收留着100多个无父无母的可怜孩子，很困难，能不能给他一点帮助支持。唐林当即就觉得此事不对劲，即便是在西藏，现在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能有这么多孤儿而当地政府坐视不管。他当下并未回复那个人，7月12日，唐林亲自去到马尼干戈镇，找到他们的副镇长邱冬打听情况，邱冬表示他们当地并没有这样一个寺院，倒是真的有一户没有父亲的困难家庭，可以让唐林过去看看，符不符合他们的资助条件。这户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叫四郎贡布，是哥哥，弟弟老二叫登真洛呷，最小的妹妹叫益西财措，尚在襁褓。他们的父亲在今年5月5日骑摩托车出车祸去世了，随行的母亲也受了重伤，还有心脏病，唯一的亲戚是姨妈，但姨妈也是独自抚养一个儿子。相当于这个家族只剩下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要抚养四个孩子，唐林当即就把他们的情况发在了朋友圈，为他们找合适的资助人。

　　对于这三个可怜的孩子，唐林格外心疼，每年寒暑假，唐林都会带着三个孩子的资助金去到他们家，给他们像父亲的陪伴，对他们说父亲该说的话。每一次去之前，孩子们都会叽叽喳喳在线上询问唐林的进度，“来了吗？”“到哪啦？”“我等你！”一声声呼唤，都是驱动唐林前往的羁绊，“唐老师，我爱你！”妹妹稚嫩的声音从手机那端传来，唐林心都化了。2025年7月，唐林如约到来。唐林细心地注意到两年前他送给益西财措的布娃娃坏了，于是他提出带着孩子们出去买礼物，哥哥挑了篮球，弟弟挑了电动车玩具，妹妹挑了一个跟她一样高的兔子娃娃，唐林继续让他们买自己爱吃的零食，哥哥四郎贡布却犹豫了，唐林问原因，哥哥说因为太贵了，唐林满眼心疼，一个才读六年级的小男生此刻却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8月份，放不下心里的牵挂，唐林又去了他们的家，这一次唐林给兄弟俩买了一辆自行车，给妹妹买了一个滑板车。唐林还特意叮嘱了车店的老板，让他平时多关照一下这三个孩子，如果车子坏了，帮他们修一修，他每年会定期过去结账。今年，妹妹的资助人夏年红也申请添加了微信，想要多跟妹妹进行交流，给她更多的关爱。唐林说：“我还会继续陪伴他们，即使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我也会克服困难，努力去到他们身边，给他们像父亲的爱。这群孩子，就是我克服困难一次次去西藏最大的动力。”

　　十七年，唐林见证了318国道上那座只能容一车颤巍巍通过的“通麦天险”老桥，被宏伟的新桥取代。他再也不用花五六个小时排队，提心吊胆地驶过深渊。他也目睹了来古村从没有公路、没有电，到旅游大巴驶入，村民收入稳定。2022年，他慎重地停止了对来古村的物资捐赠——“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了。”这是唐林梦寐以求的“终点”。

　　但唐林的脚下，似乎没有终点。他依然在出发。去海拔更高的洛麦，去更偏远的教学点，去接手又一个因资助人退出而可能中断学业的孩子。他的“老牦牛”越野车换过，身上添了些劳损的旧伤，但方向没变。他践行了一种最朴素的逻辑：“提供追求公平的权利，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他始终是那个爱的路上执拗的“拓荒者”。

　　“有爱不觉天涯远”，这天涯，是地理的，也是心灵的。爱，是唐林用以跨越这一切的，唯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