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文艺 | 刘绍泉：清明雨，何时停

　　清明又落雨了。纷纷的，绵绵的，像粉笔灰，落在心上。

　　父亲是清明时节走的，整整十一年了。那年他八十二岁，心脏病突发，没留一句话，没一个人在他身边。一辈子站在讲台上的人，连告别都这样从容安静。可我想他。每到清明，想得厉害。那想念不浓烈，却绵长，像这春雨，一丝一丝，渗进骨里，渗进梦里。都说清明雨是故人洒下的泪，我却觉得，那是父亲撒向人间最后的粉笔灰，是父亲在春雨中播下的希望与期盼。

　　他十七岁登台，教了四十六年。他常穿着青色长大衣，戴着浅色围巾、鸭舌帽，镜腿断了用线绑着；话不多，往那儿一站，便有一种让人敬畏的尊严。小时候我怕他，远远躲着。如今想亲近了，却再也见不到了。父亲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身上带着那种老派知识分子的清正与固执。他从不与人争辩，也从不阿谀奉承，一辈子只认一个理：站上讲台，就得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

　　1975年夏天，不到十三岁的我瘦得像根豆芽菜，体重也才四十斤。那年头，读书是件奢侈的事，由于家庭原因辍学了。父亲常年在外教书，很少回家，可那次，他却做了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仍心头一热的事。他找到母亲说：“球儿（我的小名）太小，身体也不好，想办法让他继续读点书吧。”就这样，他托人帮助，终于带着我从十里铺老家去五十里外的华容三中再读书。

　　走在路上，新买的35码解放鞋打脚，没走多远，我的脚后跟便磨出了水泡。父亲弯下腰，把我背了起来。九月的天，热浪袭人，公路上尘土飞扬，我伏在他背上，脸贴着他的耳畔，听见他越来越重的喘息。他的背并不宽厚，甚至有些瘦削，可那一刻，却是我整个世界。背不动了，便将我放下，牵着我行；等汗干了，又背起来我走。那段路好长，长到我以为永远走不到；那段路又好短，短到我一辈子都走不出来。到了松木桥，来了一班车，他从车窗把我塞进去，自己却为了省三毛钱车费，硬是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我到三中校门口等了许久，才看见他从尘土里走来，满头大汗，见着我却笑了——那个笑，温和、疲惫、安心，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起那个夏天，想起那条尘土飞扬的公路，想起父亲背着我时沉重的呼吸。那时不懂，如今才明白，他背负的不仅是一个十三岁孩子的体重，更是一位父亲沉甸甸的希望；他背我走的不仅仅是一段漫漫脚程，更是一位父亲向往诗和远方的心程。

　　记得读四年级时，我带着几个同学偷跑到邻近的李家湖摘莲蓬。正是夏天，湖水清凉，莲蓬正嫩，我们玩得忘乎所以，把上课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父亲是班主任，他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拿了竹条守在湖边。我们光着身子从水里钻出，一眼就看见他板着脸站在那儿，手里握着一把竹条，旁边堆着我们的衣服。

　　他一把抓住我，竹条狠狠抽在腿上，一下，又一下。我腿上满是伤痕，疼得大哭，他却不停手。打完了，又“押”我们回学校，罚我穿着短裤带着“血痕”站上乒乓球桌示众。那时恨他，恨得牙痒痒，觉得天底下没有比他更狠心的父亲。

　　后来自己当了教师才懂——那把竹条，打的是怕我和我同学溺死在水里。他是用一次的疼，让我记住一生最重要的是命。再后来，父亲老了，偶提这事，眼里竟有几分歉疚，低声说：“那时候狠心打你，是杀一儆百，怕真出了事，后悔来不及。当老师的，最怕对不起人家的孩子。”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话。我明白，他那次的狠打，是用自己孩子的“伤痕”，换来所有孩子的平安。我终于知晓，有些爱，要过很多年才看得清；有些懂得，来得实在太迟。有些疼，当时体现在皮肉上；多年后才疼在心尖里。

　　恢复高考那年，他在胜峰中学任教。学校缺什么他就教什么。他是教语文出身的，地理也拿手，可学校差英语老师，没办法，让他来教。他年轻时学过俄文，英语全靠自学的底子，半路出家，实在勉为其难。为了教好毕业班，他天天对着镜子练口形、念音标，每个单词都用汉字标读音。那些歪歪扭扭的标注，如今想来，竟是他留给学生最朴素的诚意。

　　教地理没有地图，他舍不得让学校花钱买，便自己买来白纸和颜料，一笔一笔绘制。铁路、公路、江河、湖泊、城市、矿产，清清楚楚，色彩分明。上课时贴在黑板两边，讲到哪里就指到哪里。他常说：“学地理，心里要有一张图。图在心里，走到哪里都不迷路。”正是从他的地图上得了灵气，我高考时地理竟考了八十九分，也将“泥饭碗”换成“铁饭碗”。现在想来，父亲画的那些图，不仅是地图，更是他给我们画下的一条人生路。

　　他的备课笔记和板书，一直是全县的楷模，常常拿到县里展示。那个年代没有打印机，学生的辅导材料和考卷等全靠钢板刻写油印。每到星期天，父亲就拿回一叠油印纸，在煤油灯下刻钢板，一坐就是大半夜。刻得久了，手指上磨出厚厚的茧。他刻的试卷，字迹工整，排版清晰，学生们都说看着舒服。到现在，还常常有他的学生告诉我，说自己的字深受老爷子的影响。他走了，可他的字还活在那么多人的笔下。我的心又酸又疼，确实如此，有的人走了，却还有人替他活着。

　　他从不收学生一分礼。有家长送白糖来，他坚决让人带回去；有学生悄悄放一包烟，他原封不动地退了。人家过意不去，他只摆摆手说：“端了教书这碗饭，就该把饭做干净。拿人家的手短，往后还怎么挺直腰杆站讲台？”这话他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他当教导主任多年，经手的账目清清楚楚，从没让人挑出一点毛病。有人劝他灵活些，他只笑笑：“我这人笨，只会走直路，图心里安逸。”

　　寒暑假、星期天，总有一些学生跑到家里找父亲辅导。历史、地理也好，生物、英语也罢，他从不推辞，耐心讲解，一遍不会就讲两遍，两遍不会就讲三遍，直到学生点头说懂了。到了饭点，他又让学生和我们一起吃饭。那个年代，我们家粮食并不宽裕，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紧张。有学生过意不去，送来一些礼品，父亲硬是让他们带回去。父亲说：“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天职，我有一份工资，哪能再拿多余的。”

　　父亲一生清苦，从没买过一件“奢侈品”。20世纪60年代末，他花十几块钱买了一个小闹钟，跟母亲“报账”时振振有词地说，上课要把握好时间，是工作需要的。后来我当了民办教师，他竟花一百二十多元买了块上海表送我，那是他这辈子最贵的一笔花销。他没多说，只把表递过来，淡淡一句：“戴上吧，好好干，别误了人家的课。”那块表，我到现在还留着。指针早不走了，可我舍不得丢。每逢清明，我总要拿出来擦一擦，仿佛那表盘上，还能映出他清瘦的脸，还能隐约听到他不紧不慢的教诲。

　　他退休后，本可以在家陪陪母亲，享享清福。可怀乡中学的校长找到家里，说学校缺生物老师，要返聘他。父亲看看母亲，母亲没说话。他沉默了一会儿，便点了头。此后三年，他每天骑着一辆破单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风雨无阻，直到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才结束了长达四十六年的教师生涯。

　　2012年清明前的一天，也是一个春雨朦胧的日子，他悄悄走了。我们把他葬在家乡学校后面的山上。每年清明，我都去看他。山路湿滑，雨雾蒙蒙，走到坟前，总见有人抢先插了纸钱，放了菊花，有时还插一根烟。雨水打在纸带上，湿漉漉的，却不肯倒下。我知道，那是他的学生送来的。他教过的人，还记得他。

　　父亲走时没留一句话。可每年清明，都有人到山上去看他。一个生前从不索取的人，走后还有人记着——这便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了。而我最大的遗憾，是他走得太急，没来得及告诉他：自己的路全是按着他的样子行走的。他那些平凡的事、平常的话，当年只觉寻常，如今都成了我做人的规矩。

　　清明雨何时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想念，怕是这辈子都下不完的。

　　【作者简介】

　　刘绍泉，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