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文艺 | 长沙铜官：唐代的经济特区与世界工厂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发现了一艘千年前沉没的阿拉伯商船，被命名为“黑石号”。“黑石号”沉船出水铜官窑瓷器56500多件，让铜官窑和铜官古镇名声大振。未曾想，今日略显寂寥的铜官古镇，往回穿越千年，却是唐代著名釉下多彩陶瓷的生产与外贸重镇，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起点。那年月，铜官古镇，石渚湖畔，人声鼎沸‌，热闹喧哗，其地位类似于当今的深圳经济特区。铜官窑，唐代的世界工厂，窑火千年不断，但几度兴衰，几经起伏。

　　一、铜官与石渚名考

　　铜官古镇因唐代铜官窑遗址的考古发现而闻名遐迩。1956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调查长沙城北约27公里的铜官镇瓦渣坪时发现了铜官窑遗址，定名为“瓦渣坪窑”或“石渚窑”，因临近铜官古镇又称为“铜官窑”，考古学界通称为“长沙窑”。其中，铜官和石渚是两个沿用千年之久的历史地名。

（铜官古镇鸟瞰实景图。陈群元 摄 ）

　　（一）铜官地名考

　　铜官地名的由来，传说颇多，流传较广的说法主要有四种：铸钱说、采铜说、信誓说、感恩说。

　　一是铸钱说，楚国时期，此地为‌铸铜钱之所‌，官府设“铜官”管理铸铜钱事务，遂称“铜官”‌。

　　二是采铜说，‌汉武帝时期，为抑制民间盗铸钱币之患，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去各地设员采矿，以便控制源头。当时因铜官所在地有铜矿资源，设有采铜官员，故名“铜官”‌。

　　三是信誓说，三国时期，铜官为吴国和蜀国的分界处，相传吴将程普与蜀将关羽约定互不侵犯，共铸铜棺‌盟誓，故名“铜棺”，由于铜棺不雅，改称“铜官”。

　　四是感恩说，三国时期，相传关羽曾因箭伤被‌石渚湖畔的一位妇人所救‌，认其为义母。不久义母病逝，关羽命人‌铸铜棺安葬于石渚湖畔‌，此地因而得名“铜棺”，后演变为“铜官”‌。

　　以上说法中，“铸钱说”和“信誓说”均有较早文献或地方志记载，而“采铜说”和“感恩说”均属民间传说。其中，“铸钱说”可信度最高，有较早文献（《鄂君启节》）、杜甫诗歌注释及其他文献记载佐证。

　　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鄂君启，系楚怀王的弟弟;鄂君启节是鄂君启掌管的楚国商船交通凭证,系青铜铸造）中曾提到湘水一个叫蝶的地方，当时的蝶应是楚国铸铜币的场所之一，又是一个商贸集镇，即是今距长沙城北约30公里的望城区铜官镇。唐代诗人杜甫的《铜官渚守风》诗注云：“官铸铜处也，即锦官之类。”

　　其他文献记载，如北魏《水经注》载：“湘水又北经铜官山，西临湘水，山土紫色，内含云母，故谓之云母山也。”可见，铜官地名在北魏之前就有。明末董说在《七国考·楚职官》中引《图书记》云：“楚设铜官，铸钱洲上，逐名铜官。”清《一统志》言：“铜官渚在湖广长沙府北六十里，有洲，旧传楚铸钱处，即铜官洲也。”这些文献记载可以辅以佐证。

　　然而，铸钱说的部分文献记载存有疑义之处。如唐元和八年（813）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载：“潭州长沙县云母山，在县北九十里。铜山在县北一百里，楚铸钱处。”这是最早记录“楚铸钱处”的文献。此铜山在县北一百里，与现铜官镇在县北六十里在空间距离上不符。著名古钱币专家罗俊阳考证，此铜山应为现长沙县福临镇‌的影珠山，但这一说法仍待考证。

　　又有清嘉庆十六年（1811）顾祖禹初刊《读史方舆纪要》说：“铜官渚在（长沙）府北六十里，旧传五代时楚铸钱处。”而清嘉庆《长沙县志》云：“旧志载，铜官山，县西北六十里，为楚王马殷铸钱处，未知孰是。”《长沙县志》对这一说法存疑。五代时期的马楚国利用铜官已有工业基础，也曾在此设立铸钱处极为可能，但将五代时马楚国与战国时楚国相混淆，得出铜官因马楚铸钱而名的说法，则属张冠李戴，因为铜官其名早于五代。

　　（左图：“黑石号”出水的铜官窑“湖南省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题记碗/右图：“黑石号”出水的铜官窑青釉褐彩飞鸟纹碗。图源：长沙市博物馆官网）

　　（二）石渚地名考

　　铜官也被称为石渚，石渚与铜官地名互用,铜官渚即是石渚。石渚，其本义为水中石质小洲。石渚地名在南朝·梁·元帝《玄览赋》就有记载，“临石渚其如镜，玩弱柳其犹丝”，地名也沿用至今。在唐代，石渚特指长沙铜官窑的核心烧造区与贸易集市（草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起点，其产品远销海外，“黑石号”沉船出土的“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题记碗即为明证。

　　石渚所在水域名为石渚湖，距现铜官古镇南约十里。石渚湖是湘江边一处低洼地汇水而成的天然湖泊，曾经阔达8000亩，东、南、北三面环山，西与湘江连通，东有石渚河注入，窑址均匀分布在南北岸的山坡上，成为铜官窑陶瓷外销的天然良港。石渚河是湘江二级支流，发源于望城、湘阴、汨罗交界处的青山，绕经茶亭镇九峰山，原为注入石渚湖，现改为在彩陶源村处注入湘江。后来，石渚湖年久淤塞，被围湖筑垸辟为良田，现为新联华铜官窑仿古镇所在地。

　　二、铜官窑的兴与衰

　　湘江流域烧制陶瓷的历史悠久。宋代的《监略妥注》记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该文意思是远古时期的舜帝曾在湘江河畔亲自指导制作陶器，且其器物质量上乘。位于现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大塘村的大塘文化遗址，发掘了距今7000年前的夹砂黄白陶彩绘双系陶罐残片。位于湘阴一带的岳州窑，烧制历史可追溯至东汉。

　　长沙铜官窑的烧制历史始于何时，暂无文献记载。成书于北魏时期的《水经注》载：“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有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可见北魏时期，长沙铜官一带的陶瓷产业就有相当规模了。因此，长沙铜官窑，始于北魏之前，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至今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一）铜官窑之兴

　　长沙铜官窑，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崛起，至中晚期达到巅峰，其辉煌历程绵延200余年。据考古资料表明，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诸国，南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诸国，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及坦桑尼亚等29个国家和地区等都出土了长沙铜官窑瓷器。长沙铜官窑因所产瓷器流传面之广，外销量之大，使其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一起成为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

　　唐代的两首诗描绘了铜官窑当时生产的壮观场景。一首是诗圣杜甫作的《铜官渚守风》，诗云：“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另一首是唐代湘籍诗人李群玉作的《石渚》，诗云：“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大约在唐代中晚期（约9世纪），石渚湖岸已形成规模庞大的窑业草市。考古发现，从石渚湖畔至铜官誓港，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分布有唐代古窑遗址70余处，当时的窑口实际数量会更多，一次可烧制瓷器超两百万件，而在石渚草市经营瓷器生意的商家至少有赵、张、周、樊等28个不同姓氏。按照一个窑口约200人窑工规模，窑工总人数就达1万余人，加上家属、商人、后勤和官府人员等，当时铜官一带的城镇人口规模应在5万人以上。

　　这些人员构成有窑工、画师、文人、商贾等，其中不少是安史之乱后南迁的北方人，来到铜官后，成为唐代的“铜漂”。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长沙一带人口数量暴增至原来的十倍，这是安史之乱导致的唐代移民潮，也是唐代发生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因铜官窑陶瓷产品以外销为主，来自异域的胡商（外国商人）也络绎不绝，这里市场经济活跃，对外开放水平高，因此，铜官妥妥地是唐代的经济特区与世界工厂。

　　唐代铜官窑的兴盛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产品具有优势。首先，技术创新，铜官陶人汲取和融合了北方陶瓷文化和工艺，首创釉下多彩瓷，形成“南青北白长沙彩”三分天下的格局。其次，美观实用，装饰新颖，品类多样，能满足不同地域和国家的需求，适销对路，如为了适应外销，铜官窑瓷器融入了多国文化元素。再次，价格便宜，比如，在通高二十三厘米、最大腹径十六点五厘米的题字壶上，标有“五文”、“计五文”等销售价格字样，价格在当时大概相当于买粟一升。最后，铜官窑作为民窑，市场竞争意识强，如铜官窑瓷器上出现了“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等广告语。

　　二是资源禀赋较好。铜官一带盛产用于陶瓷生产的陶土，水源和燃料条件兼备，生产成本较低，且丘陵地形便于建设烧制陶瓷的龙窑（龙窑为古代依山势建造的斜坡式窑炉，因形似卧龙而得名，亦称蛇窑、蜈蚣窑）。

　　三是交通运输便利。临近湘江，又有石渚湖天然良港，产品通过湘江、洞庭湖、长江等水路，经扬州、宁波（唐代称为明州）、广州等港口转运，可远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民间贸易起点。

　　四是经济重心南移。安史之乱后，大量来自北方的工匠、技术和资金的注入，助推了铜官陶瓷生产与外贸产业的快速发展。

　　五是政局相对稳定。得益于大唐帝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以及唐代中晚期江南政局相对稳定，为发展生产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

　　铜官窑高耸的烟囱与废弃的厂房（图片来源：本文作者）

　　（二）铜官窑之衰

　　其兴也快，其衰亦忽焉。铜官窑的辉煌前后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在五代时期逐渐衰落，直到宋代几乎销声匿迹，为历史所尘封。

　　铜官窑的衰落，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外销通道被切断。唐代末期，政局动荡，藩镇割据，战乱不断。藩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导致“江淮转运路绝”。藩镇割据，横征暴敛, 关卡林立，重征商税，甚至劫杀商人，以致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外销通道被切断。尤其是五代时期，长沙铜官窑流通的重要中转站—扬州被湖南马氏政权的世仇南唐政权占据，向东的外贸通道被切断。又有南汉政权占据了广州，而马楚政权与南汉政权经常处于交战状态，向南的外贸通道也被切断了。

　　二是沿海瓷窑的兴起。五代时期及以后，沿海地区以及江西昌南镇（宋代改名为景德镇）兴起一批外销型瓷窑，长沙铜官窑的海外市场被瓜分。

　　三是产品丧失竞争力。长沙窑所需的主要原料瓷土有限,它没有越窑、景德镇窑和衡山窑等地的瓷土取之不尽,且瓷土质量也不如越窑、邢窑等细白，长沙窑烧窑时的火侯不甚高,其瓷器大多数瓷化程度不高,有脱釉现象,胎质较疏松,所以,在国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正如考古专家周世荣先生在《试谈长沙窑销售路线的兴衰的主要原因》一文中所说:“长沙窑瓷器既然不能在湖南的青瓷中取胜,又不能突破海外的难关,因而从此一撅不振。”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尤其因为社会动荡，铜官窑不仅丧失了国外主市场，也丧失了国内辅市场，导致作坊颓败、窑工锐减、产量下降，不再具有创新能力，逐步丧失了市场竞争力，最终走向没落。

　　（三）铜官窑后续

　　唐代之后，铜官窑一度衰落，但窑火未断，考古发现了宋、明、清各朝代的窑址，并在‌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开始复兴‌，至清末，铜官镇已有‌数千名陶工‌，形成“十里陶城”的盛况，与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山东淄博、河北唐山并称为中国五大陶都，产品涵盖日用、美术、建筑陶等类别。‌

　　民国初年，铜官镇有陶窑160多座，窑工9000多人，铜官誓港与靖港、南岸堤当时被并称“小汉口”。其后，陶业生产几经起伏。1949年，镇区商业萧条，只有工商业204家，仅剩陶工7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铜官陶业恢复，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产品有日用陶器、日用炻器、建筑陶、美术陶、工业陶五大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陶瓷产品的替代产品越来越多，陶瓷产业又陷入衰落期。

　　三、铜官窑的文艺范

　　铜官窑率先将诗文、绘画、模印贴花融入瓷器装饰艺术，是铜官窑的另一个创新。

　　铜官窑瓷器上的诗，称为瓷诗。目前已发现的长沙窑瓷器上的诗作已有120余首，除12首见于《全唐诗》外，其他大多数则基本属于流行在市井巷里的歌谣，多为民间创作的诗歌，生动反映了唐代潭州（长沙）的民俗风情，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自由开放。

　　铜官窑瓷诗题材类型多样，比较有代表性的诗歌如下：

　　爱情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

　　劝学诗：“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需。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

　　离别诗：“离国离家整日愁，一朝白尽少年头。为寻亲故知何处，南海南边第一洲。”“道别即须分，何劳说苦辛。牵牛石上过，不见有蹄痕。”“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

　　羁旅诗：“岁岁长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海岛浮还没，山云断便（更）连。棹穿波上月，舡（船）压水中天。”“千里人归去，心画一杯中。莫虑前途远，开坑（帆）逐便风。”“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月夜，沧照客心愁。”“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

　　闺怨诗：“一别行万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有客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孤雁南飞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亭。”“自从君别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用几黄金。”

　　励志诗：“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忽起自长呼,何名大丈夫。心中万事有,不愁手中无。”

　　处事诗：“客人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扣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卖人看。”

　　贺喜诗：“上（前）有东流水，下（后）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可以（日日）斗量金。”“新妇家家有，新郎何处无。论情好果报，嫁取（娶）可怜夫。”‌“故岁迎新岁，新天接旧天。元和十六载，长庆一千年。‌”

　　即景诗：“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言（话）向天边月。”“八月新风（丰）酒，红泥小火炉。过（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

　　长沙铜官窑绘画选材上广泛，贴近民间和社会实际，题材有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宗教画和抽象画等。铜官窑作为“千年前世界工厂”,非常具有开放性、国际化和创造力，瓷器产品根据各国文化习俗的差异，在装饰和造型上均融入外国文化元素。

　　‌部分瓷器在‌模印贴花图案中采用了阿拉伯、波斯、粟特等地区流行的椰枣纹、狮纹、对鸟纹、胡人乐舞纹等纹样，还有反映佛教文化的莲花、摩羯（印度神话中的河神）、桫椤树等纹样，以适应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审美需求。‌部分瓷器上书写阿拉伯语，如“真主（Allah）”字样，明确指向伊斯兰市场‌。

　　在造型设计方面也适配异域需求，如面向日本、朝鲜市场的产品多呈‌饱满圆润‌造型;面向西亚、非洲的产品则更‌实用、简洁‌，贴近当地日常生活习惯;仿金银器的‌带把执壶‌、‌高足杯‌等，明显受到萨珊波斯和粟特金银器的影响‌。

　　铜官窑一件件充满艺术气质的瓷器，离不开一群民间诗人或画师的艺术创作，这些人或许是从唐朝京都长安、洛阳来的“铜漂”一族，或者是来自阿拉伯、波斯、粟特或东亚、东南亚各国来大唐拜师学艺的留学匠人。这群充满文艺气质的诗人和画师，让铜官窑成为唐代特别文艺范的世界工厂。

　　四、铜官的未来期许

　　铜官，这里有三国时期“故尉城”遗址，是三国时期吴国与蜀国军事对垒的重要城堡，在彩陶源村（原为古城村）至今保留一道隆起的古城埂。

　　铜官窑遗址，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列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预备名单，陶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石渚湖遗址，发现70余处唐代古窑址。石渚草市，是目前所知唯一有考古发掘成果、出土文物为证的古代草市。云母山，有保存完好的明代外兴窑、清代义兴窑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铜官山，陶土资源的探明储量还有5000—8000万吨。

　　铜官古镇，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东枕山、西傍水，一洲半分湘江”，素有小山城之称。铜官老街，是长沙市历史文化街区。

　　这些响当当的荣誉称号与头衔，天赋异禀的资源条件，是铜官千年来留下的珍贵遗产，是铜官后续发展的底色与底气所在。

　　今日铜官，名气大于人气，潜力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与有效释放，陶瓷产业面临转型升级，文旅产业方兴未艾，资源优势有待转化为产业优势。

　　未来铜官，或许下一次的复兴就隐藏在某个来年之后吧。

　　【作者简介】

　　陈群元，长沙市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博士，正高级工程师，长沙社科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