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研究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作者简介

　　陈云凡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入选湖南青年骨干教师，被评为“全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先进个人”“长沙市青年岗位能手”。担任中国社会保障协会青年委员、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论研究工作理事、湖南省妇儿工委智库专家、湖南省性别平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承接民政部等级项目8项，厅级项目10余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撰写专著3部，合作出版教材、著作10部。

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研究

——基于H社区的个案观察

核心提示

　　“找回情感”日益上升为社会治理场域的普遍共识，但情感治理的层次结构及其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尚未得到系统区分与归纳。情感治理层次模型从内容上讲包括个体、群体与社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从维度上，区分了消极与积极的两种状态；从形式上，分为不合作型、零散型、模糊型、依附型和共同体型五种基本类型。结合案例分析社区组合类型演变，重点分析如何运用情感治理机制促进社区从不合作型社区向共同体型社区转变，并归纳社区情感向共同体型发展的实现形式，即通过“由低及高”追求效应最大化来提升个人情感，通过“由远及近”追求最大公约数来激活群体情感，通过“由内至外”追求最小公倍数来延续社会情感。

内容精选

　　一、引言

　　“情理”是中国文化的特有精神，贯穿于传统乡村治理之中。在当代社区治理中，受科层制的影响，“情感中立”被视为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情感被视为反思或批判的对象。尽管以“制度-技术”型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性范式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但倘若社会治理对信息技术过度依赖，将不可避免地忽略社会多层次的情感表达(emotional display)和多样化的情感联结。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情感治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理论层面上，为打破“理性的牢笼”，“情感”被带回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心；在实践层面，挖掘出了“结对子”“送温暖”“大妈服务队”“好媳妇”模范等多种实践场景。因此，在社会治理场域“找回情感”日益上升为共识，但在具体研究中存在三种片面趋向：一是工具主义导向。该视角将情感作为调解社区邻里纠纷的工具，将情感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偏离了建设共同体的目标。二是经验主义导向。以“创熟”作为情感治理的手段，该视角隐含了“熟人社会”的假设，而“熟人社会”建立在社会成员情感、意愿、信仰高度同质性的“机械团结”上。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社会成员差异性越来越明显，从“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是必然趋势。因此，用“创熟”的方法并不能解决价值多元化的城市社区情感归属与认同问题。三是形式主义导向。形式主义导向认为情感治理就是老百姓“拉家常”“送温暖”“走过场”“打感情牌”而实际不作为等情感治理异化现象，并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情。导致这些片面取向的共同原因是对情感治理的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生成逻辑认识不到位，具体体现是：在本体论上，忽视了情感是以个体的内化为基础的；在认识论上，忽视了私人性、社群性和国家性情感的相关性；在方法论上，忽视了情感是对具有意义的社会意象的映射。本研究聚焦于情感治理的层次组成，揭示其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并以个案为基础阐述现阶段社区情感治理实践的认知地图，深化对情感治理何以有效的理解，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经验的有益阐释。

　　二、情感治理的研究态势与层次模型生成逻辑

　　(一)情感治理的研究态势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社区就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社区”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滕尼斯(Ferdinard Tonnies)的界定。他将社区界定为基于情感、习惯、地缘、血缘等因素形成的团体，该定义实际上包含了情感要素。但同时代的涂尔干看到了社会情感变化，认为旧有的社会合作是机械的，而现代的社会合作是有机的，基于相似性所产生的社会纽带已经渐渐松弛。为规避社区是不是共同体的争议，麦克弗尔将社区视为“共同生活的领域”。这个定义实际上淡化了社区中的情感要素，后续研究对社区的定义主要基于麦克弗尔的定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界，诸多学者对“以理驭情”的治理方式进行反思，并兴起了“情感研究革命”。国内学界自2012年开始关注情感治理。2012年至2023年，围绕情感治理，学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共229篇。2018年后，社区治理相关的发文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22年发文数量最多。这充分说明情感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理和重要内容。这些社区治理研究在研究内容上由点到面不断拓展，如原生型情感治理、工具型情感治理，以及从社区情感、结构与网络的三维、公共文化空间再造、“嵌入式”党建等方面对社区情感回归策略探讨；在研究范式上注重重塑社区治理范式，如通过“以情治情” 与“精细化议事规则”等方式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逻辑上强调引入柔性治理调节刚性治理，如提出“缘情共同体” “乡情治理”等概念。从国内社区治理研究总体趋势来看，相关研究呈现了总体增加的趋势。通过关键词词频分析发现，情感治理、社区治理、社会治理、网络舆情、乡村治理 、基层治理、城市社区、情感逻辑、精准扶贫、社会心态、社会工作、党建引领、实践路径、社区情感、社区治理共同体、治理路径、社会情感、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治理共同体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形成了情感治理、社会治理、情感、治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柔性治理、共同体、情感动员和城市社区等关键词聚类。从关键词词频以及聚类来看，情感治理已经成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情感作为基层治理的一种方式方法，在动员群众和凝聚群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情感治理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进行 burst 检测分析发现：2013年至2016年，陆地边疆是突发词汇；2015年至2017，治理等成为突发词汇；2017年至2020年，网络成为突发词汇；2019至2020年，精准扶贫、医患关系、土地情感、网络舆情成为突发词汇；2020年至2021年，社会心态、新时代成为突发词汇；2021年至2023年，以规治情、以情治情、共同体成为突发词汇。从这些关键词的演变来看，情感治理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适用区域逐步扩大，从主要限于陆地边疆的民族情感扩大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区治理的居民情感；二是聚焦问题逐步延伸，从聚焦解决扶贫、医患、舆情等涉及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延伸到共同体的建设；三是研究的深度不断提升，从引入情感治理，到对情感治理的底层操作进行界定(如“以规治情”等)，推动了情感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从模糊向清晰发展。

　　(二)情感治理的层次模型源流

　　情感治理与我国治理传统是紧密相关的。情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基本的、关键的元素。因此，我国社区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并不是西方“情感转向”的衍生物，而是在本土情理社会的语境下，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价值期待的回应，社区情感治理应植根于我国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我国情感治理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个体情感满足方面，遵循“由低及高”原则。老百姓的情感满足是建立在基本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孟子劝梁惠王：“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说百姓能够得到温饱，能够侍奉妻子，供养家庭，遇到灾荒可以平稳度过，才有可能实现美德。人类首先要满足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要—“仓廪实”“衣食足”，而后才是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需要—“知礼节”“知荣辱”。二是在群体情感建构上，遵循“由远及近”原则。在传统乡村治理中，依靠初级群体对所处的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高度认同，形成群体内公认的价值核心和伦理性社会舆论。传统社会，通过立功德碑、建祠堂、修族谱、立家训等“由远及近”方式形成共同的价值准则、情感纽带，提升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构情感秩序。因此，乡土社会文化是家族、村落等初级群体共同记忆的载体，并在“礼”的基础上产生共鸣。三是在社会情感培育上，遵循“由内及外”原则。在中国传统社会，通过以家庭、家族为核心进行社会政治秩序建构，“家国情怀”“孝忠一体”成为个体对家庭、家族、邦国共同体的道德义务以及民众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在近现代革命中，土改工作队通过“诉苦会”等形式，营造革命氛围，培养农民对于其所处阶级的情感。在革命话语中，拟家化的情感依然有所保留，如“天下穷人是一家”“阶级兄弟”“同志加兄弟”。从历史源流可知，情感治理包括个体、群体与社会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遵循相应的培育规律。

　　(三)情感治理模型的生成逻辑

　　人的情感源自对社会印象的反省。根据印象的类型，本文将社区治理的情感再生产分为个体情感、群体情感和社会情感三种类型。个体情感是指个体根据其在社区中的生存、安全、社交等基本需要满足程度而产生的情绪状态。群体情感是个体因群体共同记忆激活而产生的对群体认同状态。社会情感是个体对家庭、社区与国家之间的共情体验状态。休谟认为情感在命题“是”与“应当”的二分逻辑上是相对独立的，尤其是在群体心理的生成演化方面较为明显，因此，情感就有积极与消极的区别。三类情感都涉及群体生成演化，所以会呈现消极与积极两种状态。

　　三类情感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个体情感是情感治理的基础。如果个体生存、安全、社交等基本需求不能满足，将会影响对群体和社会的认同感；个体如果没有对社区的认同感，将难谈及以社区为荣的荣誉感。譬如在“脏、乱、差”社区，个体在社区缺乏安全感，归属就会仅仅停留在空间上，难以在情感上形成对群体的认同，更难谈及对社会的共情。群体情感是情感治理持续的保障。如果社区缺乏对居民共同记忆载体的挖掘，社区居民的共同记忆是零碎的，就难以形成共鸣；没有共同印象，就难以形成永续的动力。只有因地制宜，通过对社区群体记忆进行整理，引发居民对公共利益的共通感，进而建构社区永续发展的情感秩序，才能保障个体对社区情感的持续。社会情感是情感治理的方向保障。如果没有激发个体对家、社区和国家的共情体验，就不能保障情感治理的方向。只有通过建立加强家、社区与国家的情感联系，才能共育家国情怀，保障个体与社会情感的正确方向。

　　三类情感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相互作用的逻辑，但在实践中由于对于个体、群体或社会情感之间关系忽视，产生了不同的组合。个体情感是基础，只有个体情感处于积极状态，群体情感和社会情感才会处于积极状态。当然，个体情感处于积极状态，群体和社会情感也可能处于消极状态。群体情感与社会情感既相互促进，也相对独立。群体情感处于积极状态，社会情感不一定处于积极状态，如《街角社会》中描写的意大利移民街区。反之，社会情感处于积极状态，群体情感不一定处于积极状态，如部分易地扶贫搬迁居民面临群体归属与生活适应难题。根据三类情感的组合，情感治理可以分为五种基本状态(见表1)：第一种是不合作型。个体、群体和社会情感都处于消极状态。当不安、不满等负面情绪被唤醒时，居民就会对社区、政府产生反对、抵制、拒绝等不合作行为。第二种是零散型。这类社区主要以部分新商品房社区为主。个体的生存、安全等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但社区的情感由于居民关系陌生化、个体行动的原子化等原因难以自发激活。第三种是模糊型。这类社区主要以部分原单位制社区或乡村社区为主。这类社区的个体需要得到满足，群体有共同的归属与认同，并具备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潜能。因此，该类社区如缺乏社会情感的引导，在发展方向上处于模糊待定状态，可能出现有些事件虽合情但不合理或不合法。第四种是依附型。这类社区是通过政府介入解决了居民的个体基本需求，但并没有深度挖掘群体的共同记忆。这就导致虽然这类社区的个体情感和社会情感是积极的，但没有自我造血能力，存在过度依赖政府“输血”的问题，有些社区甚至形成了“等、靠、要”的消极氛围，如资源输入型扶贫可能抑制社区的自我造血功能。第五种是共同体型。共同体型社区较好地将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进行整合，达到“合法、合情、合理”的治理目标。

表1情感维度组合类型

　　注：+表示情绪水平积极；-表示情绪水平消极

　　三、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个案研究

　　本文观察的H社区治理鲜明体现了情感治理的层次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H社区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模糊型到零散型再到不合作型的演变。在治理过程中，伴随政府介入，社区存在向依附型与共同体型转变的可能。该社区通过以需促情、以叙长情、以爱共情，促进了个体、群体与社区情感的整合，从一个不合作型社区向共同体型社区转变。

　　(一)治理背景：从模糊式到零散式再到不合作式

　　H社区成立于1989年9月，辖区面积0.24平方公里，截至2023年底，有户籍人数4 163人，常住人口6 000余人。H社区前身为某国企宿舍区。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国企职工工作体面、收入丰厚，居住在这里一度令他们感到骄傲和光荣，那时邻里亲如一家，邻里关系友好和睦，H社区具有较强的个体和群体情感。20世纪90年代，H社区居民所在的国企历经体制改革失败，2005年10月，原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离退休人员虽然开始社会化管理，但他们对社区缺乏认同，整体上处于个体情感积极，但群体和社会情感消极状态。随着失业人员增加，社区居民的个体情感开始发生变化，呈现以下情感难题：

　　(1)个体安全感不足。企业改制之后，该社区社会闲散人员增多，由此带来帮教对象多和矛盾纠纷多，出现了死刑犯三个、帮教对象四十多人、吸毒人员四五十人。

　　(2)家园认同感缺乏。企业改制之后的H社区，由于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较多，社区陷入房屋老旧居家难、乱搭乱建平安难、道路破损出行难、管线老化生活难、设施陈旧休闲难等困境。

　　(3)家国情怀缺失。部分居民认为自己下岗失业是政府造成的，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于是对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产生了抵触心理，不信任、不配合，甚至变成了上访“钉子户”，专门与政府作对，民调满意率仅为25%，当时H社区还建构了一个有会长、副会长、会计和出纳的组织架构完整、责任清晰的维权协会。

　　(二)治理过程：从不合作向共同体转变

　　1.个体情感塑造：以需促情

　　H社区党支部委员会和居委会(以下简称“两委”)班子始终以社区居民为中心，一方面以营造居民安全感为抓手。H社区以“三零社区”(零发案、零事故、零上访)创建为抓手，联合派出所、安监中心、城管中队、市场监管所等部门，在辖区内开展禁毒、安全生产、违规经营等专项整治行动。2022年，先后成功化解小区楼盘交房、学位问题等各类大小纠纷案件三十余起，无一起民转刑，成功率达100%。另一方面以解决居民生活需求为目标。H社区居民绝大多数是低保户、流动人口、残疾人、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特别是老龄居民多，65岁以上老人人数占社区居民总人数的近70%。考虑到高龄居民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社区从实际出发，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邻帮一号通”，由专门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接听热线电话，并承诺在规定时间解决相应问题。H社区打造全年无休、居民办事“零障碍”的服务型社区，同时组建以党员为骨干的“志愿红”“事务蓝”“环保绿”三色马甲志愿服务队，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随着一大批居民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得到妥善解决，社区治安案件同比下降40%，省、市、区三级法院在H社区进行“无诉”社区试点，群众对群治群防满意率不断提升，实现了案件增量和存量“双下降”。

　　2.群体情感塑造：以叙长情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引领着行动方向。H社区结合居民大多为工人的特点，将历史情感与现实情感有机结合，使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H社区在社区规划中融入工人文化因素，在社区宣传栏里张贴体现工人奋斗精神的标语；在社区广场设计了体现工人共同记忆的“扳手”等造型;在社区文化方面，弘扬体现工人勤俭和互助特点的“俭·美”文化，通过“俭·美”文化涵养，一方面激活共有记忆，提升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培育了居民的奉献、互助等公共精神，提升居民的参与意愿。同时，H社区以传统佳节和重大节日为契机，联合驻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坚持不懈地开展“过集体政治生日”、“党群齐奉献清洁美家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幸福家庭健康先行”、“七一”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等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并通过媒体报道、社区宣传、表彰奖励等方式宣扬模范人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3.社会情感塑造：以爱共情

　　老旧小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最突出的短板弱项。H社区通过争取将该小区纳入小区所在市实施的社区全面提质提档三年行动计划的第一批范围，并以此为突破口，培育居民社会情感。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明确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提质改造之初，大部分居民对社区工作基本不配合。在街道的支持下，H社区组成5个工作小组，实行“1名党政领导+1名群工能手+N名成员”的人员组合，党员干部身先士卒，采取“5+2”“白加黑”工作模式，挨家挨户上门走访，细心收集居民意见。为充分调动居民责任意识，首先，成立“邻里设计师”工作小组，请大家共同讨论防护窗的颜色、材质、造型等，以及讨论小区公共区域的规划，后来这些工作小组成员很多成为小区志愿者；其次，成立“居民监督小组”，负责对经费使用、施工质量、材料采购等全方面监督，并负责收集意见，征集各类意见建议716条，解决居民各类问题523件，后来这些“居是监督小组”负责人成为小区志愿服务领袖，居民经常议事的地方成为小区“阳光议事亭”；最后，通过样板展示获得群众支持，通过提质改造，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拆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心墙，赢得了居民群众对社区党组织的信任和支持，并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党建+公益”“党建+服务”等多重载体，推动社区由面上硬件提质向柔性管理转变。

　　(三)治理结果：凝聚情感

　　1.从对抗到认同蝶变

　　改造之前，H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大多数居民认为自己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居住在被排斥的小区，居民只是在地理空间上认为自己是该社区的。改造之后，基层治理有了新动能，H社区连续两年成功创建“三零社区”，居民情感从“我是社区人”转变到“我以社区为荣”，社区涌现了许多以建设美丽家园为己任的居民。

　　2.从维权到服务蝶变

　　改造之前，社区存在一个有300多人的维权组织，改造过程中，这个维权组织的成员基本上成为社区志愿者。居民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福利，从之前的“不理解、不配合”，到现在的“认同、支持”。H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从开始的艰难成长，到后来的茁壮成长，从最开始的6个人，发展到后来的42个人，再到2023年的300多位注册志愿者，服务在社区各个岗位。

　　3.从抱怨到感恩蝶变

　　企业改制后，个人的医保、社保、工伤、医疗等保险保障水平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破产后，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支持，再加上部分居民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诸多因素叠加，造成了部分居民对政府不信任，并产生了抱怨情绪。H社区通过精心打造“阳光议事亭”，设立了3个党员志愿者服务岗亭，搭建居民、社区及职能部门之间交流沟通、协商解困的直通桥梁。居民的情感逐渐发生变化，将对家庭、社区与国家的忠诚连接在一起，由爱家到爱社区，再到爱国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四、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实现形式

　　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要求基层社区治理重视“人”及其情感的回归。H社区的发展转变，展示了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的实现形式与过程，为情感治理提供了新的样本。

　　(一)“由低及高”提升个体情感，追求社会总效用最大化

　　个体情感主要基于社区对个人基本需求的满足程度。人类需求呈现多样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人需要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个体需求层次呈依次递进特征，一旦一个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转向追求下一个层次需要的满足。个体需求层次对服务供给的及时性要求是依次递减的，越低层次的需求对服务供给的及时性要求越高，如生理与安全需求是最为基本的需求，其对及时性的要求最高。五个层次需求对环境依赖性是依次减弱的，越低层次对客观环境的依赖性就越高。从社会总效用来看，政府介入个人需求层次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实现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关键是“由低及高”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

　　在H社区，针对小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的人口特征，该社区“两委”建立了畅通的电话服务热线，既能解决小区老年人不善于使用智能设备的问题，又能及时解决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急切问题；通过开办老年食堂、整合养老服务等措施满足辖区内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通过开展 “三零社区”(零发案、零事故、零上访)创建工作，不断提升居民安全感；通过在居民经常聚集地方设置“阳光议事亭”，了解“民意”“心态”，化解矛盾纠纷，收集工作反馈建议。

　　从当前其他社区治理经验来看，围绕平安社区建设，各地推出了“四零社区”(零投诉、零上访、零事故、零发案、零犯罪)、“双零社区”(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 “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等创建活动。

　　(二)“由远及近”激活群体情感，追求社区意识最大公约数

　　人是群居动物，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集体而独立存在。但在城市化过程，情感维度不断被理性维度取代，城市社区越来越呈现“陌生化”特征。为提升群体归属与认同感，“社区意识”营造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在社区营造或改造过程中，城市社区又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特征，具体如：人的价值观多元化，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别持有不同的观点；社区的文化类型多样化，不同社区存在不同的史迹、技艺、民俗等文化形态；社区的地理环境多样化，不同的社区在生态环境、农产资源、在地特色等方面呈现差异；社区的景观资源多样性，不同的社区在地域地形、自然山水、田野景观等资源丰富程度不一致；社区的产业多样化，有的是传统产业，有的是服务产业，有的是创意产业等等。在城市小区，由于价值观、小区的禀赋等多元化与差异化，通过“创熟”追求价值认同高度一致是难以达成的。城市社区意识和互助等公共精神的培育，只有通过求同存异，以最为基础的共同特征为出发点，如集体记忆、生态培育、地方文化等，追求最大公约数，才能在人、文、地、景、产等方面凝练出贴近社区需求、社区文化资源的主题。通过搭建展示平台、重塑集体记忆等情感工作方法，促使个体对过去经历或者未来图景的联结，进而产生情感共鸣。

　　H社区“两委”立足于居民大多曾是工人的特点，充分挖掘“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工人精神特质，提炼出“俭·美”文化，打造了“扳手”“齿轮”等社区景观，开发了融合小区地理环境的社区公园，发展了以互助为特征的养老服务产业，凝聚了居民情感，促成奉献、互助等公共精神的培育。

　　从当前其他社区治理经验来看，围绕社区营造建设，各地基于乡土文化、家风家训、职业文化、非遗文化、知青文化等共同文化记忆建设了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馆、走廊、广场等载体。

　　(三)“由内及外”延展社会情感，追求社会参与最小公倍数

　　“由内至外”延展社会情感是我国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社会情感的培育也是具体的、现实的，既是情感动员过程，也是情感凝聚过程。在西方，社区基于蒂伯特模型(Tiebout model)原理进行分立，居民通过“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进行分区。这种分类方式极易造成贫富社区分立，而改造“贫民窟”又受到“再分配悖论”的约束。在再分配领域，一方面社会优势阶层会通过反对高税收等方式影响再分配资源的充足度，另一方面底层阶层作为被救助者容易在经济、政治地位上被污名化、边缘化。因此，在西方，贫富社区分立现象比较普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我国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会丢下任何一个社区。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老旧社区改造力度，政府在对老旧社区改造投入的时候，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刚性介入，以“为人民群众好”的名义替代“为人民群众决策”。在缺少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下，意见征询变成“走过场”，有些地方改造出现了“豆腐渣”工程，有些地方改造变成了利益输送，有些地方改造甚至引起了群体性事件。刚性介入不但没有延续社会情感，反而可能引起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另一种是柔性治理。充分相信依靠人民群众，广泛收集群众对每一件事件的意见，追求“最小公倍数”;引导人民群众在“合情、合法和合理”的原则下对各种意见进行权衡取舍，寻找最优方案。在全过程参与解决社区所面临的问题时，对整体利益意识的培育也同步跟进。

　　在H社区改造过程中，社区居委会通过设立“居民议事厅”，建立党员干部带头的服务队伍，引导居民参与讨论“我的家怎么改造才美”，延续讨论递进议题“我们的社区怎么改造才美”，请居民参与方案设计、经费预算、工程招标、材料购买、施工监督、费用支付等全过程议题，培育居民将家庭情感延展至社区与国家情感。

　　从当前其他社区治理经验来看，各地涌现出了“圆桌问计”“屋堂夜话”等体现新时代“枫桥经验”等蓝本。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情感治理层次模型，区分了情感治理过程中的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的组合形式、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认为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任何割裂或忽视三者关系的行为将导致情感治理的基础性、持续性或方向性出现偏差；同时本文列举了社区不合作型、零散型、模糊型、依附型和共同体型五种基本组合类型。有效避免了“工具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的片面取向，解决了因“制度-技术”导致的“理性的牢笼”，形成了社区情感治理的特色经验。本文对H社区案例剖析，发现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植入情感治理维度模型，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该社区通过“以需促情”塑造个人情感、“以叙长情”激活群体情感、“以爱共情”延续社会情感，凝聚了情感，促使社区居民从对抗到认同、从维权到服务以及从抱怨到感恩蝶变，推动了社区从不合作型向共同体型转变。同时该社区将情感引入治理机制，展示了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实现形式，即“由低及高”追求社会总效用最大化以提升个体情感，“由远及近”追求最大公约数以激活群体情感和“由内及外”追求最小公倍数以延续社会情感。

　　不同情绪之间存在互相联系的事实表明：情绪可以用某种基本维度来进行分类。在个体情绪研究中，维度情感认同最高的是PAD模型，主要基于愉悦度(pleasure)、激活度(arousal)和支配度(dominance)三维度。个体情绪虽然与个体对群体、对社会情感有所差异，但是其提出的情感受到主观控制、激活因素以及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观是对事物的内在的意义的认知，情绪是对事物的感受表达，价值观对情绪起到调节作用。在价值观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方面进行建构，这为情感治理的层次划分提供了依据。在情感治理递进上：有学者提出社区参与的“阶梯模型”，认为社区将从被动式参与到配合式参与再到主动参与；有学者建构了“情感治理梯度模型”，揭示了参与情感萌发、信任情感形成与认同情感实现的机制。这些为本研究中情感层次的划分提供了借鉴。但情感是具体的，抽象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国家情感，只有落地于日常生活，立足于群体的共同记忆，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才能获得广泛认同。这就要求情感治理要充分认识个体、社会与国家情感的相关性与差异性。

　　本研究作为案例研究，在样本的代表性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该社区实现个体、群体与社会情感三维整合，推进社区共同体建设，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提升了社区的治理效能，在社区治理中具有普遍意义。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情感治理被作为治理机制是必然要求，本案例的研究为不断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路径和机制参考。

　　文献引用格式

　　陈云凡.情感治理层次模型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研究——基于H社区的个案观察[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02):53-61.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