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模因繁衍与情绪增殖:社会焦虑的网络扩散机理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作者简介

　　王凤仙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陕西省普通高校青年杰出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项、省级课题4项；在CSSCI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获省级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教研成果获省级教改重点立项1项、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模因繁衍与情绪增殖：

社会焦虑的网络扩散机理

核心提示

　　现代的社会结构系统性风险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同时“强制个体化”又使人们失去了必要的情感支持，这给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情绪张力。互联网作为技术性和商业性因素，与转型期的社会焦虑问题叠合在一起，中介并增强了社会焦虑。一方面，互联网的交往结构和文化情境，不仅使焦虑情绪符号化并实现模因繁衍，还塑造了新型的情感互动，导致了无节制的情绪宣泄和情感支持缺失；另一方面，网络平台将用户培育为情感劳动者，吸纳进平台的开放性生产关系并将其商品化，在实现平台资本增殖的同时也导致了焦虑的增殖。

内容精选

　　如今，社会空间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焦虑：人工智能的指数级进化引发职业替代焦虑，辅导孩子作业产生的育儿焦虑，买车买房不仅引发经济焦虑还引发年轻人是否结婚、生子的婚育焦虑，大学毕业生面临求职焦虑，就医难带来医疗焦虑，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焦虑，还有对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产生的焦虑，以及人际关系焦虑、容貌焦虑，等等。焦虑已不只是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成为“时代焦虑”或“全民焦虑”。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问题突显，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风险增大；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重塑了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以及个体的信息接受和认知模式，社交媒体、短视频等网络平台野蛮生长，营造出情绪化的舆论环境，不断刺激着人们焦虑的神经。固然，人们的种种焦虑都根植于现实社会的土壤，然而焦虑在互联网被强化和夸大也是不争的事实。互联网的社会焦虑扩散，可能引发弱势心态蔓延，以及社会偏见、不信任，甚至社会冲突，对此，我们应当加以警惕。本文将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焦虑展开认知，进而从文化、政治、经济的视角探究社会焦虑网络扩散的机理，以期助力网络焦虑情绪的治理。

　　一、焦虑的发生：从个人困扰到社会症候

　　焦虑是一种忧虑、无助、不安、压抑、紧张的个体情感体验，社会焦虑则是这种心理状态在社会范围内弥散、持续的普遍状态。对于焦虑本质的认识，心理学和社会学各有侧重，但可以概括出两点共识：一是焦虑首先是社会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种情感体验，与个体的自我、人格以及个体社会化紧密相连，也即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体心理层面的焦虑问题；二是社会焦虑应该被界定在社会层面而非个体层面，正是社会的某些整体性、结构性因素给个体带来了普遍的焦虑情感体验，也即社会学所聚焦的社会结构层面的焦虑问题。心理学的焦虑研究起源于哲学思辨，后来逐渐过渡到实证研究，最终与社会学的焦虑研究走向融合。

　　(一)焦虑是个人社会化的基本状态

　　心理学家们将焦虑看作个人社会化的基本状态，它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从个体心理层面看，社会个体具有认识自我和周围世界、识别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在人们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每当他们感到无法预知或不能掌控自身命运时，不安和焦虑便会袭来。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用“基本信任”来描述个体对周围世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他在弗洛伊德心理性欲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将个体人格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其初始阶段就是“基本信任”与“基本不信任”之间的心理冲突。如果婴儿得到父母的持续关爱和良好抚育，在其哭闹时被及时满足需求，就能够建立起对他人和周围世界的“基本信任”，反之则会陷入“基本不信任”之中。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也用“原始关联(primary ties)”来描述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安全感、从属感和踏实感，他认为“原始关系提供了安全和与外界的基本统一”，个体化过程就是脱离原始关系的过程，“儿童一从那个世界脱颖而出，他就领悟到自己是孤独的，自己是一个与所有他人相分离的个体……与这一世界相分离，就使人产生一种无权力和忧虑的感觉”。人们越是脱离这种持续稳定且习以为常的原始关系，就需要面临越多的孤独、焦虑，这也正是“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瓦解的过程。“本体性安全”是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概念，指人们“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态度通常总是与日常行动的延续性相关联”，这种安全感本质上是“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吉登斯将其定义为“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个体的成长总是不断面对新事物、新边界带来的挑战，焦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贯穿人们整个生命历程的情感体验，诚如罗洛·梅所言，“焦虑是人类的基本处境”。

　　(二)从“正常焦虑”到“神经性焦虑”

　　对个体心理而言，焦虑不仅是常态，甚至还能“使我们的心智敏锐，而且使我们确知这份张力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保障”。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对焦虑加以症候式的审视和反思呢？事实上，不论是“基本信任”“原始关联”还是“本体性安全”的破坏，都属于罗洛·梅所说的“正常的焦虑”。个体成长所面临的新事物挑战带来的外部刺激和威胁，是其自我成长的重要契机。然而，如果外部威胁过大或持续遭遇新的外部威胁，导致焦虑超出个人可消化的“剂量”，个人长期不能从焦虑体验中解放出来，就会发展成病态的“神经性焦虑”。“正常的焦虑”类似“孩子学会走路，成人走进婚姻和事业等”，“就像前面的道路一样，因为还没有走过，也没体验，所以这样的可能性必然涉及焦虑”，但“神经性焦虑”则不同。克尔恺郭尔提出“神经性焦虑”概念，认为“神经性焦虑是比较紧缩和不具生产力的焦虑形式，它是因为个人在正常焦虑的情境中，没有能够向前迈进所导致的”。因此，神经性焦虑对个人的自我发展是不利的，属于一种病理状态。“健康的人是在有冲突的情况下依然向前迈进，去实现他的自由，而不健康的人却会退缩进入‘闭锁’的状态，牺牲他的自由”，随之而来的是疚责感的产生。疚责感又包括理性的疚责感和非理性的疚责感。非理性的疚责感将进一步导致人格的锁闭状态和窄化紧绷。类似地，弗洛伊德也使用“客观的焦虑”和“神经性焦虑”两个概念来区分正常的焦虑和病态的焦虑。客观的焦虑是“真实的”焦虑，是“随时处于焦虑的状态(anxious readiness)”，即“一种随机处置的功能”和“‘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它能够“使个人免于被突发的威胁(惊恐)惊吓到”，是具有建设性的。相反，神经性焦虑“会使行动瘫痪”，其焦虑程度与实际危险不成比例，甚至根本没有外在危险存在时也会产生，并将导致个体经历内在心灵的冲突。在力比多被压抑的情况下，客观的焦虑会向神经性焦虑转化，形成病症。

　　(三)从“个人型”焦虑到“总体性”焦虑

　　不论是作为常态化心理机制的“正常的焦虑”，还是作为异常、病态的个体心理状态的“神经性焦虑”，都属于个体层面的情感体验。然而，焦虑如何从个人体验上升为社会现象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米尔斯所说，“个人困扰”何以成为“公众论题”呢？从社会层面来看，只有当“个人困扰”触及社会的某些“架构”，“个人型的焦虑不安”才会“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米尔斯认为“不安、焦虑的体验”，已经“具有相当的总体性”，“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进一步讲，现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总体性”的焦虑？社会“架构”层面的症结又是什么呢？鲍曼用“流动性”的概念给出了答案，这一概念隐喻了后现代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转瞬即逝的特点，他指出在“流动性”的状况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都不能充满自信与确定性地去应对。这样就导致了不确定性，同时还导致了无知感、无力感以及一种难以捉摸和四处弥散的、难以确认和定位的担忧”。流动性代替了结构性，也失去了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人们常常被改变位置，处在竞争性的社会关系之中，倾向于短期行为，苦恼和焦虑因此成为常态。贝克也通过“风险社会”的概念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造成了难以控制的焦虑恐惧体验，社会发展已经从物质稀缺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的“财富分配逻辑”转向发达现代性社会条件下的“风险分配逻辑”，“共同的焦虑取代了共同的需求”。在现代性历程中，原子弹威胁、经济大萧条等都曾成为导致焦虑的“架构”性因素。同时，焦虑也与社会层面的自杀、功能性的精神失常、离婚等比率升高等问题高度相关。

　　二、焦虑作为现代性病症：风险、个体化危机与人的精神困境

　　社会焦虑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心态。现代社会在技术理性的驱动下，正发生着一场工业社会以来空前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

　　(一)自反性现代化下的人类理性与风险后果

　　现代化是人类不断追求自我主宰的过程，理性是它赖以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武器。人类以理性为世界立法，使自身从自然主宰的旧秩序中解脱出来，努力消除自然世界带来的模糊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从被迫接受“难以预测的上帝的判决”转而追求“一种同理性设计、紧密监视和首先是严格管理有关的”“力图消除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的“现代性秩序”。这一宏大目标，也就是鲍曼所说的“造园抱负”。“现代国家是一种造园国(gardening state)”，“它使全体民众当下的(即野性的、未开化的)状态去合法化，拆除了那些尚存的繁衍和自身平衡机制，并代之以精心建立的机制，旨在使变迁朝向理性的设计”。这种造园抱负刺激了人类前所未有的主体意识：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启蒙理性把自然看作中性资源，可以无限制地攫取和利用，工业社会也就成了可以无限进步的社会形态；在工具合理性理念的支持下，理性可以实现无限持续的去神秘化，科学能够最终实现对自然和整个世界的完全控制；社会被想象成一个结构严谨的大系统，在功能差异原则的管理下，不断实现专业化累进和社会功能的持续分化，这是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要方式。

　　恰恰是这种现代理性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自反性——正是这些追求人为设计的完美秩序和追求可预见性、确定性的努力，使人类陷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贝克、吉登斯和拉什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今天的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充满了自反性的人类知识，但这并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正好相反：未来日益有别于过去，而且在某些基本方面变得十分具有威胁性……这是我们人类集体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后果——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大多只能建立在‘似乎’的基础上。在我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们必须经常建构潜在的未来，但我们知道这种建构实际上可能妨碍这些未来的出现。新的不可预测领域的出现往往是由企图控制这些领域的努力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贝克说“风险就是企图使不可计算之物可计算”，并且“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消费、改变和威胁”。在现代化实践下，风险和不确定性是能动者的理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自反性也就成为现代社会自身挥之不去的幽灵。贝克提出“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特别强调“自反性(reflexivity)”实则是一种自我对抗(self confrontation)，而不是自我反思(reflection)。他将现代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以传统社会为对象的现代化和以工业社会为对象的现代化”或“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对应着“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它是“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这一过程可以超越知识和意识，在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发生”。可见，现代社会的自反性是破坏性的，而且难以避免、难以察觉。

　　现代性带来的核技术、化工技术、基因研究，造就了人类文明的高峰，随之而来的自反性后果，不仅包括全球生态危机、过度军事化以及西方工业社会之外的日益贫困化，也包括西方文明本身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价值危机。正如贝克指出的现代性风险导致的不仅仅是“生态健康后果”，还“同样引发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后果”。作为现代性的副作用，它们还会“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次生影响：市场崩溃，资本贬值，剥夺加剧，责任突现，市场转移，政治施压，企业决策受监督，补偿诉求获承认，成本高涨，诉讼不断，颜面尽失”。这些风险后果还意味着人们对于未来危险的预期，又会影响他们的当前经验和行动，造成一种正反馈，使得风险被不断强化。凡此种种，构成了现代人心灵困境的社会结构性因素。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推进，这种现代性的后果已经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

　　(二)强制个体化下的普遍竞争和情感缺失

　　在现代性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即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它使个人失去了情感支持的根基。托克维尔很早就发现，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对个体构成了某种威胁，社会扩张将抑制个体力量，同时又给人们注入了个体的无限可完善性信念。在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民主社会，人们却陷入了矛盾的处境，“允许每个人抱着巨大希望的平等也使得每个人同样弱小。他的力量处处受制，尽管他心比天高”，“他们废除了某些国人令人厌憎的特权，但他们却遭遇所有人的竞争”。由此带来现代人的软弱和无力感，以及焦虑和嫉妒。在这种个体的无限可完善性和普遍的竞争文化之下，个体的人际关系和情感支持也发生了变化。鲍曼称这种社会为“比赛者社会”，人们只可能将他人看作对手、敌人、成功路上的障碍物，他人变得不可信任和依赖。现代社会的不安和恐惧来自“对相信人类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奉献精神以及可靠性的怀疑”，并且“不愿意让伙伴关系变得稳固、持久，并因此而可靠”。因而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变得具有“流动性”，现代人失去了必要的情感支持，需要独自面对现代社会的竞争关系和风险后果。按照贝克的“强制个体化(enforced individualization)”理论，个体摆脱了传统的社会形式和社会承诺，从 “标准化的人生”转变为“可选择的人生”，在知识、信念和指导规范上丧失了来自历史传统的安全感，重新融入由风险重塑的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职业关系之中，“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转嫁给个体”。同时，“权威国家取消了社会保障和对集体的义务”，原本用以招安工人阶级的公共事业、福利服务，西方国家正在从中撤退并纷纷转向私有化、市场化。不仅如此，现代社会的个体还将遭遇分配的不平等，即贝克所说的“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及媒介与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但是“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之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于是，在重重压力之下，现代人难以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性，极易陷入个体主义、自我封闭、唯利是图的精神危机和孤独、焦虑的情绪病症。

　　现代社会的“个体化”问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我国的“个体化”过程在社会转型的多种结构性因素中展开。诸如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的全方位、大幅度且急剧的调整，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以及社会正常秩序和规则体系被打乱、价值观多元化、社会不公平现象显化、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等结构性因素，都导致个体面对巨大压力，又缺少情感支持，导致丢失了信仰，甚至陷入压抑和焦虑的精神困境。而普遍的焦虑情绪又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存在性参数，导致一系列后果。在个体层面，会引发许多越轨行为，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催生某些有害的群体行为，动员一种防御性的生活态度，滋生偏见、分化、对立和冲突。在宏观层面，焦虑聚集到一定程度将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对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社会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机制造成损害，给网络民粹主义提供土壤，也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促进新社群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三、网络情感文化中焦虑的符号化及模因繁衍

　　互联网提供了新的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同时它也是一种新的情感场域。网络虚拟社交环境不同于现实生活空间，其中大量的“弱连接”社交以及匿名的沟通，塑造了新的社会交往结构和规则，不仅丰富了社会交往的样态，也催生了基于互联网的文化生存形态。

　　(一)感受焦虑：情绪感染引发“存在性焦虑”

　　人们在感受他人和情境时，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情感社会学家温特沃斯指出，情绪是具有感染性的，它能够唤醒他人同样的或交互的情感，从而增强社会联结关系。心理学家麦克杜格尔提出了“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的概念，指出个体对他人的情绪产生感应和共鸣，通过共同的“情感倾向”和“情感冲动”获得集体性的“情感强化”。而在互联网文化情境中，焦虑是一种极具感染效力的情感模式。人类情感可以分为许多复杂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情感所具有的情绪感染效力是不一样的。情感社会学家们通常把高兴、恐惧、愤怒和悲伤作为人类的基本情感，其中有三种是消极情感。而焦虑等消极情感在情绪感染方面比积极情感更占优势，“人类对引发消极情感的线索给予更多的注意”，因为“消极情感暗示了抵制危险和作出反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负面信息和消极情绪相比正面信息和积极情绪，更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更容易在互联网上传播。学者杨国斌发现“悲情与戏谑”是网络事件传播中的两种情感动员方式，同情和义愤、调侃和讽刺是许多网络社会问题和网络文化事件的主要情绪基调。待网络事件的舆情热度消退以后，“悲情与戏谑”等暂时性的情绪体验随之消散，但网民作为旁观者对他人生存境遇的同情和作为具有相同或相似利益的行动者所具有的“类诉求”，便转化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忧虑，在社会认知和自我发展的层面被保留下来。随着一次次舆情的更迭，这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破坏了吉登斯所说的“本体性安全”，酝酿出没有具体指向的“存在性焦虑”。

　　(二)表达焦虑：“陌生人观众”和“共同的焦虑”促成积极的情感表露

　　人们如何感受他人和情境，并对此作出反应？每一个互动都镶嵌在特定的情感场域之中，受到相应情感意识、情感规则、情感逻辑的影响。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匿名性等特点，造就了网络社交情境与现实情境的根本性差别。在网络社交情境中，人们的情绪、行为反应的一些新特质，导致焦虑情绪更易扩散。根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人们的情景行为通常是一种策略化的自我展演，周围的人则构成观众。这种表演以文化信念和规范为脚本，它规范了在特定情境中如何体验和表达情感。当“脚本”或者“作为观众的他人”等参数条件发生变化，人们的情感体验和表达也一定会随之变化。

　　就“观众”方面来看，虽然互联网允许各种形式的交往和传播形态，但是较之于过去的传统媒体，其带来的传播革命最为核心之处就在于“弱连接”的广泛建立。互不相识的网民就某个话题进行话语狂欢，也能产生一种集体兴奋。这类似于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描述的“集体欢腾(corrobbori)”：澳大利亚中部土著居民进行周期性聚会，他们面对面互动的仪式，导致个体的情绪唤醒和一种集体性的兴奋能量产生，土著人还用图腾符号来标识这种力量。与面对面互动不同的是，在互联网上由共同信息接触而在公开的“话语广场”上集结起来的人们只能算是一种“临时集体”，较之于通过面对面仪式而形成的真正集体，它也能够唤醒特定情绪，但却不能产生真正集体中因成员间联系而带来的情感支持。心理学家一般认为，情感产生于持久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互联网信息所营造的具有超强“流动性”的情境只能给个体带来短暂的情绪体验。面对临时的“陌生人观众”，不可能生成那种基于社会结构中特定位置、身份的真正的自我。如果说人们在真实生活的各种场景中试图向他人展示“自我”，那么在互联网上面对“陌生人观众”，则会导致人们社交行为所展示的更接近于“本我”，容易失去自我控制，任由情绪宣泄。而在短暂的情绪体验结束后，只能留下空虚和无意义感，对增强社会联结和增强情感支持无所助益。

　　就“文化脚本”方面来看，互联网已经逐渐生成了面对陌生人观众、熟人观众、同时面对两种观众以及自主筛选和指定观众等不同情境之下的社交礼仪和文化规则。个体应该如何感受和表达，受到文化规范和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影响，行为者能够觉察到规范、价值、信念和其他的符号成分对他们应该如何谈话、行动和表演角色的指导。在互联网上，“弱连接”情境允许人们暂时脱离自己的社会身份，文化规范对情感行为的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社会心理学家戈登认为，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了描述每一种情感的词语、关于这种情感的信念(如高兴应该自由地表达，而愤怒应该调节)以及情感规则(如我们应该在葬礼上感到悲伤，在聚会时感到高兴)。戈登把这些情感词汇、信念和规范的复杂整体标笼为社会的情感文化。个体通过长期的浸润掌握了互联网的情感文化和丰富的用于传递情绪的符号资本，具有在各类网络情境下角色扮演的情感胜任力，例如人们通过公开评论中的“未知全貌，不予置评”“雪花警告” “评论区沙发” “歪楼” “不懂就问”，或者关注与回关、屏蔽特定某些人、邀请谁来看，成为策略性的情感行动者。遵循这些交往规则和交往礼仪，人们可以决定在具体情境中是否表露情绪，以何种程度、以何方式表露情绪。焦虑作为当下人们的共同情感体验，是绝佳的公共话题，也是一种可用于获得情感共鸣和情感认同的社交货币。基于这种“共同的焦虑”，会产生贝克所说的“焦虑型团结”，并且这种团结“逐渐形成并构成一种政治力量”。

　　(三)焦虑的符号化：情感记忆唤醒与情感力量增强

　　在互联网的社交场景中，情感交互与信息流动相伴而生，产生了特定的情感文化，自我情绪和群体情绪的形成都发生于其中。一些符号作为焦虑情绪记忆的产物，在互联网文化中沉淀下来，成为日后再次唤起焦虑情绪的符号资本。社会心理学家萨默·伊佛勒将符号互动论、神经生物学与互动仪式理论结合起来，指出符号在人们的情绪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当把生物水平上体验到的积极情感用文化符号来标记时，人们才更有可能通过简单地激活或累积那些标识符号，来长期地增强这种情感能量。通过用文化符号标识情感反应，这些符号也就具有再次激活情感反应的力量”。在网络互动中，焦虑情绪的激活也需要通过相关的标记符号，例如，关于空气污染的“PM2.5”、关于看病难的“黄牛号”、关于教育压力的“输在起跑线上”、关于生活压力的“成年人的崩溃”，当人们看到这些符号标签时，似乎再次体验到面临那些情境威胁时的情绪反应，过去的焦虑情感记忆被唤醒。这些看似中立的符号标签就如同心理“刺激”一样，激活广泛的、来自不同人际关系的焦虑情感，因为这些符号标记了生活中所有相关互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个体生理上的反应特征。再如，网络热梗“网抑云”的流行，也说明音乐符号能够唤醒人们的焦虑情感记忆，并通过网络互动实现了焦虑、抑郁的情绪感染和情感力量增强。可以说，文化是一个培养基，互联网情感文化蕴养出焦虑情感体验的标签和标识符号，焦虑情感体验由此复制和传递下去。总之，不论是来自个体情感规则的习得还是“弱连接”下的情绪感染和情绪动员，焦虑情绪都有极强的传播能量，承载焦虑情绪的符号资源也成为一种强势模因。

　　(四)焦虑的模因繁衍：用户情感行动与媒体情感转向

　　焦虑情绪符号的扩散主要依赖模因机制。模因(meme)是与基因相对应的一种文化信息单位，基因通过遗传而繁衍，模因通过模仿而传播。最为典型的模因传播就是网络空间流行的拼贴或戏仿，即通过模仿已有的语言结构而复制出一种具有新内容的模因变体。拼贴是对文化中的客体、符号或行为进行改编，使其在新的文化情境中产生新的意义。网络中人们的焦虑情感表达，常常使用P图、表情包、混剪视频等拼贴形式。而恶搞视频、网络造句与网络行为艺术等使用的主要修辞手法是戏仿。戏仿，在修辞学上意为“嘲弄式仿拟(parody)”，通过戏谑模仿经典文本，颠覆传统、嘲弄权威。网络已诞生诸多关于焦虑的热词，如“996”“007”“打工人”“内卷”“后浪”“躺平”“躺赢”“佛系”“间歇性努力”等。这些饱含情感能量的网络符号，通过戏谑讽刺的方式，宣泄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也是情感行动者的一种自我宽慰和自我疗愈。拼贴和戏仿主要出现在互联网的用户生成内容(UGC)中。

　　与此相应，媒体的新闻生产也出现了情绪化传播的强势模因，分别体现在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在抖音平台，音乐已经很大程度超越画面逻辑，成为构成短视频的新脚本。编辑们有意识地用音乐去传递主观情绪而非客观信息，用情绪性极强的音乐配合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在短时间内激活用户情绪，以致于用户根据背景音乐预判新闻内容成为互联网的笑谈，诸如“根据声音判断疫情”“疫情七大背景音乐BGM”等话题数次登上热榜。抖音上媒体新闻的视觉修辞也不再依循传统的电视语言(主持人演播室播报、记者现场报道、深度专题报道)，而是热衷于使用流行特效模板，通常是“图片+字幕+背景音乐”的模式，以新闻照片搭配网络素材、漫画等后期配图完成叙事。加大加粗(有时还闪烁)的字幕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能够瞬间抓住用户的注意力。这种简化的、标签式的视觉构式能够适应人们的浅阅读或碎片化阅读方式，也会滋生新闻生产的主观性和情绪性。热门背景音乐和流行特效模板分别作为听觉和视觉的强势模因助推了互联网新闻的情绪化传播。

　　情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行为的调整器。焦虑情感不仅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系统中表征出来，而且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存在性参数，能导致人与人彼此疏离，甚至动员人们挑战社会文化传统，打破社会结构。

　　四、平台资本再生产中焦虑的商品化及价值增殖

　　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平台通过提供服务和设施，吸引双方或多方客户达成交易，并收取适当费用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一)焦虑的数据化：情感的社交属性助力平台用户开发

　　在平台逻辑下，情感所具有的社交价值，在创造“连接”和开拓用户方面意义重大。平台是一个双边多边的市场，平台业务的核心就在于召集双边或者多边客户。而在平台经济中，一方或者多方客户往往具有多属行为，即同时使用相互之间具有替代性的多个网络平台。因而，市场培养即吸引一方或多方客户，是平台竞争的关键。平台经济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点。“网络外部性”概念是经济学家卡茨和夏皮罗提出的，意指当消费同样产品的使用者人数增加时，某一使用者所获得的效用增量。网络外部性并不一定为正，但平台经济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即网络价值的增长大于网络规模的增长。当平台规模增加一倍时，平台给用户带来的总价值增量却不止一倍，从而形成一种规模经济，且这种规模经济不同于传统规模经济，它产生于市场的需求(用户)方，而不是供给(广告商等)方，即“需求方规模经济”。卡茨和夏皮罗还把平台的网络外部性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和间接网络外部性。前者是使用同一平台用户的数量增加使得平台的价值提升，后者是随着某种平台的用户规模增加，市场上出现更多的互补产品(如运行于平台之上的应用服务)可供选择，互补产品的增加和价格的下降也会提高平台的价值。于是，拓展新用户和开拓新应用服务就成为平台提高竞争力的两个主要途径。这两种途径也相互关联，扩大用户规模最有效的方式是平台的补贴定价策略，也就是给用户提供“免费午餐”，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平台功能或应用服务(即免费午餐)有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正是来自具有“连接”和“社交”属性的情感内核。

　　平台用户规模化以后，广泛的“连接”“社交”得以实现，包括焦虑在内的各种用户情感也实现了数据化和内容化。如前文所述，焦虑情绪符号是一种强势模因，在人类众多的情感中，似乎只有焦虑能与所有议题相连，任何不确定性都能够激起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会激起我们对外在不确定性的焦虑，奔腾不息的欲望会激起自我价值实现的焦虑，对他人的同情能唤起人们对自身人生境遇的风险忧虑，恐惧、惊吓、压力等情感体验也很容易转化为焦虑。正是由于焦虑的这种泛在和弥散的特点，它成为通行于网络空间的流量密码。焦虑的公开表达，使它很快从个人情感状态延展为公共的情感体验。作为产消者的用户，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二)焦虑的商品化：平台以“分享”文化吸纳用户情感劳动

　　平台资本始终致力于营造一种“分享”“协作”的用户参与文化，通过无偿占有用户生成内容，来实现对用户的劳动剥削，情感则是吸引用户主动参与内容生产的法宝。互联网进入Web2.0以后，其连通性和社会性改变了世界的关系和结构。卡斯特认为，Web2.0时代的网络服务变成“网络社会化互动的双向通道”，“开辟了网络无限联通的可能性”，网络平台越来越发展为一种“像水管或电缆一样的成熟的功能性基础设施”。在“共享”“多样性”“民主的”“打破时空限制”等积极话语想象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日常活动转移到网络世界。但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并非一个简单的信息交换站，平台上与“一般信息(mundane information)”相伴随的还有“情感序列(emotional queues)”，在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表达和记录中，渗透着主观情感及情绪。社交平台的泛在性和即时性意味着情绪一旦产生，就立刻通过移动设备记录并表达出来。在人们以自我表达、心情记录的名义将焦虑、好奇心、欲望、同情、炫耀等情感体验分享到网络的同时，也将自身嵌入了更大的记录型的网络经济体，成为平台获取有价值数据的源泉。通过友谊、人际关系、社区等形式，人们花费时间欣赏别人和被别人欣赏，“好友”“粉丝”“赞”等情感关系都被编码为算法概念，不仅可量化，而且可操作(用于排名和推荐)。于是用户作为一种情感劳动者，被纳入平台的开放性生产关系之中，用户生产的情感内容也随之转化为商品。

　　虽然平台所有者在资本积累的早期，不知疲倦地强调自己的使命是服务于公共利益，承诺要使文化更具“参与性”“以用户为中心”“协作”等特点，但正如Facebook的开创者扎克伯格所描绘的，“使网络更具社会性”“让世界更透明”的理想随着平台资本原始积累(平台架构的完善和用户规模的拓展)的完成而破灭，其剥削本质难以被掩盖。在信息消费方面，用户想要通过平台满足信息需求，却无法逃脱平台的情感计算，不可避免地被全面包裹在焦虑的信息环境之中。埃克曼认为，按照齐泽克的系统暴力思想，平台凭借技术监控用户上传信息和网络活动，且存储和使用缺乏透明度，这已经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结构化的”“符号化”的“客观暴力”。平台出于广告商的利益审查、禁止某些内容或者制造某种“信息茧房”以实现“恐惧诉求”的商业策略正是实施这种“客观暴力”的体现。在数据商品的生产方面，用户不论是想要通过平台宣泄焦虑情感，还是顺应流量逻辑借焦虑内容的生产来谋利，他们的情感劳动都被吸纳进了平台的开放性生产关系，劳动产品及副产品被平台占有并进行商业转化，最终结果都是情感的商品化和产消者的商品化。

　　(三)焦虑的价值增殖：情感计算榨取剩余价值并实现劳动控制

　　平台资本通过占有用户数据来实现剥削。在平台架构中，用户原创内容的所有权归属、存储和处理，都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虽然从技术上来讲，平台只是服务的提供者，它把社会活动编码转化为一个计算架构，但平台的解释逻辑反映的是平台所有者的战略选择。在互联网上，大部分的用户活动都被不同的网络平台监控和圈占，而网络技术架构也为平台剥削用户及加速资本积累提供了便利。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扩大剩余价值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获得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网络平台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有效挖掘、整合并剥削用户在不同场景中的工作时间、休闲时间以及碎片时间，不断提高用户的在线时间，以扩大绝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将用户与信息广告进行准确匹配，极大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这两种剥削得以实现的关键还在于算法这个黑箱。虽然网络平台倡导一种用户“分享”的透明文化，而平台自身如何利用算法影响市场却远不透明，但可以确定的是，情感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算法进化的基本方向是让技术的应用愈渐亲和，于是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或称情绪计算(emotional computing)，便水到渠成地诞生了。这一技术旨在开发能够感知、表达和模拟人类情感的人工制品，研究如何将情感性嵌入社会技术系统，当然也使得资本能够利用认知或情感来实现自我再生产。平台资本的主要目标是数据生成，“参与”“分享”“协作”只是被援引的幌子，情感劳动的产品(用户生产的内容)和副产品(行为和分析数据)被美化为“用户积累的社会资本”，实则是平台所有者积累的经济资本。

　　情感对平台资本积累的贡献还体现在对用户的劳动吸纳和劳动控制中。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机器应用于社会大生产以后，资本剥削由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同时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上的从属转向实质上的从属，亦称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转向“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形式吸纳”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将其转化成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这时资本只改变了生产的社会形式而不是生产力。当资本开始引入科学技术，“实质吸纳”就发生了，它不仅意味着工艺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变化，自动性、智力性机器的大规模应用，还包括工人对生产活动和资本的态度发生变化。互联网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劳动过程变成了后福特主义的POPC(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状态，他们花在平台上的时间都是工作时间，生命时间与劳动时间难以区分；算法、人工智能则恰好是能够决定和调节劳动者的自动性、智力性机器；用户对于情感劳动的态度，不是对立而是“同意”。布若威指出随着劳工权益的改善，“强制”劳动失去了合法性，资本转而追求劳动者的“同意”和共识。佩雷斯也在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在20世纪初期由外扩式向紧迫式转型，目的在于克服以暴力手段压榨劳动剩余的极限，使无产者能“志愿投入生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传播模式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深化劳工的志愿投入，不只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自我实现”。正是基于这种“同意”和“志愿”，人们在网络平台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内容的生产中，平台则可以通过“外包”给作为“产消者”的用户，以极低廉的成本获得源源不断的鲜活内容。通过用户协议，平台还合法地获取用户提交的人口统计信息、IP地址、使用行为数据，甚至用户会主动地自我归类。用户的情感投入越多，在线时间也越多，平台可获得的数据就越多，这就是当今具有后现代特色的“平台资本主义”。

　　不仅如此，正如埃克曼指出的，平台在占有用户劳动产品和副产品的同时，还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知识型的、传播型的和创造型的)与劳动者(生产性使用者)的分离”，虽不是直接的强制分离，但也是间接性的。或许，当人们使用平台时，会淹没在大量的商业推送和冗余信息中，感到信息焦虑和窒息。然而，拒绝平台就意味着失去工作机会、人脉、社会关系及其他非物质资产，这些机会成本是人们难以承受的。当平台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用户在其架构的生产关系中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于是，人们通过注册平台时勾选的“用户协议”，“同意”了这种分离。在平台营造的焦虑信息环境下，人们找不到任何庇护，这种无助感又加深了焦虑。最终，随着平台商业资本的增殖，社会焦虑也一同增殖了。

　　结语

　　诚如罗洛·梅所描述的，焦虑不可避免，且还具有一定的激发人们潜能和动力的正向作用。然而，当焦虑从自然存在状态发展为神经性病症，从个人情感体验上升到社会普遍现象，它就演变为症候式的社会焦虑，成为某种独立性力量，能够对社会发展施以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结构系统性风险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强制个体化”又使人们失去了情感支持。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也同样发生在转型期的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情绪张力。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互联网作为技术性和商业性因素，与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焦虑问题叠合在一起，中介并增强了社会焦虑。

　　一方面，作为强势模因的社交焦虑在网络情感文化中扩散。焦虑作为一种消极情感体验，它常常与人们对生存风险的感知和应对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成了助力信息扩散的强势模因。互联网的交往结构和文化情境蕴养出焦虑情绪的标识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互动，焦虑情感复制和扩散开去。焦虑的模因通过戏仿和拼贴给人们制造出“游戏”的快感，也实现了自身的繁衍和传播。同时，网络交往情境也塑造了新的观众和新的礼仪。在“流动性”的关系之中，人们面对陌生人观众，不加节制地进行情绪宣泄，容易暴露“本我”而失去“自我”，这种临时性交往关系不能给人们提供情感支持，只能留下空虚和无意义感。在网络社交情境中，焦虑是最广泛的公共话题，具有社交货币的性质，会带来“焦虑型团结”，并且这种团结可能“逐渐形成并构成一种政治力量”。我们应当警惕焦虑情绪对社会的建构性，因为它也极可能产生破坏性。

　　另一方面，作为流量密码的社会焦虑在平台资本再生产中增殖。人们在平台资本所描述的“共享”“多样性”“民主的”等积极话语想象中，以“自我表达”之名，投身于互联网的内容生产，成为情感劳动者。平台不仅侵占了用户的劳动产品和副产品，还通过情感计算的方式将用户卷入平台资本再生产并实现劳动吸纳和劳动控制，使其产生一种“自我实现”的错觉。平台对用户不透明的情感计算，已经构成了一种“符号化”的“客观暴力”，用户被吸纳进了平台的开放性生产关系，造成了情感的商品化、产消者的商品化，以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用户被裹挟以及全面包裹进了焦虑的信息环境，毫无议价能力，也承担不了拒绝平台的机会成本，只能随着平台资本的增殖，持续焦虑，愈加焦虑。

　　虽然社会焦虑的缓解根本上在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改善和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但对网络空间的技术性和商业性因素导致的社交焦虑强化和扩散加以遏制，也同样重要。除了加强对平台的监管和算法治理外，新型主流媒体的情绪治理和舆论引导是我们可以倚重的主要手段。然而，在信息严重过载、平台激烈竞争的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特别是受到人才资源、体制机制等方面制约的地方媒体)在向新媒体的融合转型实践中，经过平台算法的长期规训，容易沦为追“爆款”和搏“流量”的情绪推手。因此，帮助新闻从业者科学地认识社会焦虑的扩散机理、厘清媒体的功能职责、摆正位置、坚守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以便其在情绪治理和舆论引导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文献引用格式

　　王凤仙.模因繁衍与情绪增殖:社会焦虑的网络扩散机理[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03):60-69[2024-06-26].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