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网络粉丝社群集体行为研究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作者简介

　　刘佳炜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传播学博士，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新闻学硕士。近年主要从事健康传播、媒介心理生理学等跨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现有发表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学术论文成果20余篇。曾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Health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等SSCI期刊中发表多篇论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广东省自科面上等多项科研课题。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

网络粉丝社群集体行为研究

核心提示

　　互联网时代，粉丝应援虽能为艺人增加曝光度与热度，但极端的粉丝集体行为却会对艺人事业发展、网络及社会秩序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在社群传播中，认知与情感投入对行为应答产生直接影响，而群体(如网络粉丝社群)归属、认同则在其中起到催化作用。在认知传播学视域下，结合社会认同理论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对879名新浪超话粉丝社群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个体情感投入度、对粉丝社区的认知与认同感与粉丝集体行为意向间呈正相关性。个体差异性对认知投入、情感投入以及行为应答存在显著影响。研究认为，在呼吁“理性追星”，倡导建立网络粉丝社群传播规范的外部背景下，加强粉丝社群的内部规劝也十分重要。尤其对群体认同程度较高的粉丝而言，相较于外部干预，内部规劝的效果更佳。

内容精选

　　认知行为基于个体认知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如社交环境、媒介环境)之间的互动而产生。在目前对认知传播接受主体的考察中，主要是以“认知”为切入点，探究在动态的、情境化的认知传播活动中，个体的认知、情绪反应、身体以及环境的实时互动特征与交互影响作用。在群体传播背景下,个体对具体情境的情绪感应、认知评价会以群体为基础，将内群体和外群体作为其情绪、认知的反应目标。对所属群体的认知与认同感会在认知和情感层面触发行为应答(即潜在的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粉丝在现实或网络媒介环境的集体行动正是基于对其内群体(即所属粉丝群体)的情感投入、认知投入而产生的。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居民收入提升，以及人民生活改善，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产值达38 73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其中，近年来粉丝经济产业规模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文娱产业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粉丝作为“粉丝经济”的主体，不仅是文娱产业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其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者。该群体在新的消费文化形态下呈现出现实的、潜在的经济影响，以及创造文化符号的独特价值。粉丝们通过网络社区、订阅社交媒介中的粉丝页面以获取明星行程资讯、应援打榜以及周边购买等，同时进行讨论、分享与传播等行为，粉丝社群已然从一个亚文化圈层逐渐升级为生产性组织，开始有意识地、深度参与文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随着我国文娱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社交媒介的普及，网络社交媒介平台成为网络粉丝社群集体活动的主要阵地。据新浪微博统计，2019年，我国娱乐明星粉丝突破192亿人次，同比增长25亿人次，粉丝社群已成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互联网社群之一。社交媒介为组织和参与明星应援活动、粉丝社群内部交流(社交)，甚至形成社会阶级(如超话主持人持有内容发布、成员组成的管理权)提供了平台与便利。以新浪微博超话社区(简称新浪超话)粉丝社群为例，自2016年推出以来，新浪超话中的明星超话版块已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运行机制。新浪超话为粉丝间的交流互动、组织协调集体应援活动等提供了便利。同时，超话中的粉丝社群也成了为明星打榜应援、“刷数据”(如投票、生日祝福、支持作品等)的主要阵地。拿“打榜”来说，打榜是粉丝助推艺人占据榜单高位的一种应援行为，不仅形成了详细的打榜攻略，还衍生了专业的打榜组，极具组织性和纪律性。为艺人打榜助力不仅可以为明星增加关注度，还会增强粉丝间的趋同性与凝聚力。以往，打榜应援只是一种单纯的“饭圈行为”，并未被大众广泛知晓，2019年，蔡徐坤与周杰伦的粉丝在新浪超话上掀起一场“打榜”大战，才使得超话社区真正走入大众视野。近年来因粉丝极端行为引发的社会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如2020年初，肖战粉丝因举报国外知名同人内容平台AO3而引发一场明星粉丝与其他粉丝圈层间的线上大战(即“227大团结”)，引发了全社会对互联网粉丝社群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成为近年来“饭圈”最为热门的事件之一。

　　随着网络粉丝社群的不断壮大，刷数据、打榜、豪掷千金给艺人买礼物、为艺人做公益等应援活动，拉近了粉丝与明星的距离，增加了粉丝与明星的黏合度，但一些非理性的极端行为也引发了人们对粉丝追星的边界底线何在的思考。粉丝的极端集体行为，不但会影响网络传播秩序，也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当个人对所处社群或集体有较高认同感时，更有可能激发集体行动。自我群体归类这一个体行为是在认知层面用某一特定群体相似的特征来定义自己，让自我认知与某一社会群体认知建立心理联系。群体认同感进而引起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形成相似的情绪性、认知性反应以及集体行为。结合社会认同理论，个体粉丝对粉丝社群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的共鸣触发了现实或线上集体行动(如应援)。为探究粉丝社会认同如何通过群体情绪、自我和群体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本研究从认知传播学视域出发，立足于社会认同理论这一理论框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认知投入、情感投入与行为应答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说，本文旨在探究以下两个问题：(1)粉丝追星的个体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即新浪超话)认知与认同感，以及与粉丝集体(应援)行为意向三者之间的关联性；(2)粉丝的个体差异性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因素，对粉丝追星的个人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以及粉丝集体(应援)行为意向三个维度的影响程度。

　　一、文献综述

　　(一)追星的背后：情感投入与极端行为

　　“追星”指的是粉丝对明星的一种崇拜行为，又称为“偶像崇拜”，是人对其喜好的人或物的社会认同与情感依恋。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的“拟社会交往”理论，便可用来解释个体对明星情感投入背后的心理学动因。“拟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简称PSI)是一种虚拟的、单向的关系，常用以描述受众对其喜爱的媒介人物(如明星)产生了解对方、与对方互动的感觉以及情感投入，但对方对此却一无所知。例如粉丝试图通过明星发布的文字、视频等信息推测艺人的情绪、身体状况，或通过简单的文字表述解读所谓的互动暗号等。在极端的拟社会交往情况下，粉丝会对明星产生情感上的投入，例如曾疯狂崇拜刘德华的杨丽娟，就认为自己与刘德华之间有“天赐良缘”，即便倾家荡产也希望换取与刘德华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麦克卡森，兰格与胡兰将人们在偶像崇拜时所表达的认知投入、情绪投入、行为应答总结为三个阶段：追星的娱乐—社交性(entertainment-social)、强烈—私人性(intense-personal)、边界—病态(borderline-pathological)。“追星的娱乐—社交性”属于较低水平的情感投入，这个阶段人们对偶像崇拜的认知与行为，还集中在“我和朋友喜欢一起谈论喜欢的明星的点点滴滴”这个层面;处于中度水平的情感投入为“强烈—私人性”，该阶段的情感表现为追星时掺杂更多的个人感受，如“我无法自控、频繁地想起喜欢的艺人”等;“边界—病态”则是偶像崇拜中极端的情感投入阶段，此时的粉丝个体对艺人投入的感情是极端强烈且冲动的，甚至可能为自己的偶像做出不理性，甚至违规违法的行为，如上述杨丽娟事件便是典型案例。麦克卡森等学者解读偶像崇拜这一文化现象时，提出了“吸收—成瘾”模型，认为偶像崇拜本质上是粉丝个体通过追星行为，对明星进行心理上的“吸收”，从而强化自身身份认同感，获得情感与认知层面的满足感。总体而言，偶像崇拜是可以成瘾的，而成瘾式的追星则容易导致极端的追星行为。换言之，对明星的情感投入越高、认知投入越偏激，越容易引发极端的追星行为。

　　(二)网络粉丝社群间的集体性冲突：认知投入、情感投入与行为应答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社群建构依托虚拟社区，并发展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原本互不相识的粉丝为共同喜爱的明星聚集在一起，建构出一个持有共同关注点、价值观、行动目标的情感共同体。中国的网络粉丝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粉丝论坛，活跃于21世纪初的百度贴吧，以及当前粉丝聚集数量最多、最活跃的新浪超话社区。新浪超话是依托微博空间的一个大型趣缘社区，目前分推荐、明星、饭圈、CP、音乐、动漫、体育、健身、公益、曲艺等四十多个不同版块，基本全方位涵盖了网友的兴趣点。在新浪超话众多社区中，粉丝数量最多也最为活跃的，便是明星超话社区。

　　近年来，新浪超话粉丝社群中的极端集体行为事件爆发得愈发频繁。依托互联网的粉丝社群以核心粉丝为主导、普通粉丝参与，在群体内部、组织传播的过程当中具备快速、广泛且强大的传播力，及具备主动性与复杂性。社交媒体平台(如新浪微博)为粉丝应援提供了广泛的发声、行动平台，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如最新消息、照片、视频等)，可以使消息迅速扩散。粉丝主动通过积极转发、分享、点赞等行为，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粉丝集体应援行为，如投票、打榜，所产生的集体行为效应亦会在认知、情绪、行为层面上影响其他人，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微博超话榜首争夺战”，指的是2019年，由豆瓣小组的一则帖子引发蔡徐坤与周杰伦两家粉丝以及广大网友参与的“超级话题明星榜”榜首的争夺。事件起因为一名疑似蔡徐坤粉丝的用户在豆瓣小组发帖嘲笑周杰伦过气，超话排名落后，并质疑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的真实性，因此引发了周杰伦粉丝的不满，超话榜首对决也由此展开。双方粉丝在新浪超话打榜与“做数据”(如每日签到、转发、评论等)，截至2019年7月21日，周杰伦以1.1亿的数据占据超话排行榜首位，蔡徐坤以5 726.5万的数据紧随其后，超话对决就此宣告结束。这场典型的粉丝集体事件中，粉丝群体展现出了极高的参与度与极强的协作能力，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讨论。相比之下，由肖战粉丝引发的“227大团结”事件则是极端的粉丝集体事件。2020年初，肖战粉丝社群的“粉头”(粉丝的“领头羊”)在新浪超话中表达对一篇有关肖战“被女性化”的同人小说的不满，进而号召超话粉丝集体举报AO3等同人网站，从而引发了肖战粉丝与同人圈粉丝的矛盾。同人圈粉丝发起全网“抵制肖战”活动，如对其参演过的影视作品刷低分、抵制其代言产品、曝光其过往黑历史等，该事件最终以肖战工作室微博公开致歉告一段落。

　　在网络粉丝社区，个体粉丝对偶像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往往受到群体认同感的影响。个体粉丝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网络粉丝群体的认同感相关，即个体粉丝对网络粉丝群体的认同感能进一步强化其对偶像的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和行为应答。认知行为理论主张，特定传播情境中，在认知投入、情绪投入与行为应答三者间，认知、情感反应影响行为应答。通过媒介环境，个体与信息内容发生互动。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粉丝基于追星这一行为而产生的认知投入、情感投入集结成组，产生集体性行为。这与认知传播学学者比尔所持观点一致，即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化的(embedded)、延展的(extended)，而行为则是神经系统/大脑—身体—环境这一动态系统协同运作的结果。社群归属在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投入方面起到类似催化剂的作用，影响着大脑、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对于环境的解释与评估。社群归属感越强烈，认知、情感反应以及行为越强烈。当粉丝对网络粉丝社群的认同感越强，越容易受到粉丝社群群体传播的感召，进行强烈的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投入。

　　社会群体传播与集体行为是认知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由亨利·塔菲尔和约翰·特纳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在群体行为研究中经过不断检验最终发展壮大。社会认同理论在认知层面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进行了区分，并主张“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参与群体行为的基础”。换言之，个体的群体认同度越高，其参与群体行动的可能性越高。社会认同理论主张个体通过认知投入、进行自我分类，逐步建立起自身的社会认同，而当其认为他们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时，他们便会对该群体产生一种积极的情感依恋，这有助于提升群体内部的士气和凝聚力。与此同时，当个体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自己所属的社群及同伴时，他们更容易在建构社会认同的过程中体验到自尊以及自我提升。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了群体身份对于个体社会认知与态度形成的影响。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特纳进一步提出了自我归类(self categorization)的概念。自我归类是指人类的大脑活动中具备将事物按不同属性分门别类的内在程式，如自我定型。因此，在自我定型时，人类将他人或自己进行分类，进一步引发对内群体、外群体的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应答差别。特纳认为，相比于外群体、外群体成员，个体对自己所归属的群体(内群体)及群体内其他成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会有所倾斜，往往将有利的资源分配给内群体成员。后来，埃勒默斯等学者补充，社会认同理论应包含三个维度：群体情感认同(commitment to the group)、自我分类(self categorization)、群体自尊(group self esteem)。首先，群体情感认同体现为个体对所处群体的情感投入度，如“我对我所处的组织是有归属感的”，其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关键要素，能够促使人们倾向于以群体成员的身份参与集体活动。其次，自我分类指人们将自己视为一个或多个群体的成员之一，如“我对我所处的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是有认同感的”，“通过了解我所在的群体，可以侧面了解到我是怎样的人”。最后，群体自尊指人们对所在组织持有的消极或积极的价值取向，如“我认为我所在的群体很棒”“我愿意告诉别人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

　　社交媒体环境中，基于网络的交流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以网络意见领袖为圆心，新的社区形式得以涌现，即虚拟社区。莱丁等将虚拟社区定义为由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个体组成，通过网络进行有规律、有组织的交流互动。各种兴趣型网络虚拟社区的出现，将拥有相同或相似喜好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而产生网络集群行为。林燕霞、谢湘生采用文本挖掘法，根据微博用户发布的微博内容构建微博群体用户画像，结果显示，微博用户密切关注网络环境的变化，对受到网络热议的话题及时参与、讨论，维护意见领袖，将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摆在重要位置。金敏胜等则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出发，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网络粉丝社群的社交、协同程度两个变量，对粉丝的粉丝社群认同度、信任度，以及对明星信任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网络粉丝社群认同感越高，对偶像的喜爱、对粉丝社群的信任感和忠诚度，以及群体行动倾向就越高。此外，拉菲在另一项问卷调查研究中发现，相较于不隶属于任何网络粉丝社群的粉丝个体而言，隶属于网络粉丝社群的粉丝个体的快乐、自尊，以及社会联结度会更高。然而，随着群体认同的不断加深，群体共识的凝聚却容易导致内群体观点呈现同质化、极端化(如刻板印象、偏见等)的特征，对外群体产生排他行为。这种排他行为保证了内群体的稳定，但却容易于公共领域激发个体的、集体对峙甚至冲突。

　　基于上述对过往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讨论，本研究在认知传播学视域下，立足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粉丝的情感投入度(包括“娱乐—社交性”“强烈—私人性”两个子维度)、粉丝社区(新浪超话)认同感(包括“群体情感认同”“自我分类”“群体自尊”三个子维度)与集体行为意向(转发、点赞、评论应援微博，参与应援意向等)之间具有相关性。

　　通过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平台，分散的粉丝个体得以聚集并组成粉丝社群以集体形式发声。在当下“流量至上”观念的驱动下，新浪超话社区中的粉丝社群有组织、有纪律地为自家偶像轮博(重复转发微博)、控评(控制评论)、打榜(榜单投票)、反黑(反对黑粉)，努力为偶像营造更高的曝光度、热度、商业价值等。然而，粉丝的集体应援行为却像一把双刃剑：当粉丝社群出现管理失控等状况时，极易导致极端集体行为发生，这无论是对明星的个人发展，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持，都可能造成消极影响。《人民日报》曾就“227大团结”事件发表评论，粉丝不仅仅是偶像的观望者，更是偶像的制作者、促成者、建构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粉丝失控时，粉丝极端行为的后果也需偶像承担，因此，有必要号召粉丝理智追星。

　　(三)粉丝群体个体差异性对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

　　粉丝的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和行为应答可能受个体差异性因素的影响。据36氪研究院的市场调研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粉丝群体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90后”和“00后”的粉丝占比81%，女性粉丝比例较高，占70%，学历水平整体较高。粉丝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性，个体差异性可能对粉丝集体活动的融入产生影响，如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因素可能会影响粉丝对特定偶像或群体的情感投入程度、对集体行为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以及在网络粉丝社区中的交流方式和行为表现。马中红、井常灿在对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相比女性粉丝，其追星行为更受平台交互界面、技术装置、数据和算法的影响，男性粉丝通过将虚拟偶像客体化，想象性地建构起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形成了技术化追星的集体共识，并以此展演支配性男性气质。尚克亦发现影响体育粉丝行为的个体差异性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职业和种族，尽管难以界定典型的观众群体，但一般而言，男性、年轻人、受过更高教育且收入较高的人更可能成为体育比赛的观众。目前，针对追星行为的个体差异性因素、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和集体行为意向之间的相关性，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基于上述对过往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与研究问题：

　　假设2：性别对粉丝追星时的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以及集体行为意向存在影响。

　　假设3：受教育程度对粉丝追星时的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以及集体行为意向存在影响。

　　假设4：工作经历对粉丝追星时的情感投入、粉丝社区认同感，以及集体行为意向存在影响。

　　研究问题1：个体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是否会对粉丝的情感投入度、社区认同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目前正处于或曾有过追星经历的研究对象开展研究。研究委托线上调查平台“问卷星”发放并回收了共879份有效问卷。参与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通过线上问答的方式，于“问卷星”平台完成了包括人口信息在内的问卷回答。从人口统计学方面来看，在879个研究样本中，男性299人，女性580人，年龄介于14至53岁之间，平均年龄约为26岁。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持有专科或本科学历样本数较多，共768人。在工作经历方面，全职工作者占比最高，其次为在校学生。样本特征的详细描述信息见表1。

　　问卷中，研究样本分别对研究对象追星时的情感投入度(娱乐—社交性、强烈—私人性)、对新浪超话粉丝社区认同感(群体情感认同、群体自尊、自我分类)，以及集体行为意向的三个维度(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应答)的相关问题作答。在测量集体行为意向时，研究样本需针对特定的四项集体应援活动分别表明其行为意向，四项活动分别为“参与生日应援”“投票打榜”“举报拉黑对家粉丝”“抢C位”。

　　(二)变量信息

　　(1)追星的娱乐—社交性

　　该变量测量的是样本个体由于追星伴随而来的愉快情绪程度和社交活动活跃度。本文采用由麦克卡森等学者从心理健康角度编写的“专注—上瘾模式偶像崇拜量表”(The Celebrity Attitude Scale，简称CAS)来评估该变量，并设计了包含从(1)非常反对至(5)非常同意的五级量表题。得分越高则表示被试者追星的娱乐—社交性程度越高(M=3.44，SD=0.59，α=0.82)。

　　(2)追星的强烈—私人性(intense-personal)

　　该变量测量的是样本个体对偶像情感投入的强烈程度。同样采用上述CAS量表进行变量评估，设计了包含从(1)非常反对至(5)非常同意的五级量表题。得分越高则表示被试追星的强烈—私人性程度越高(M=3.35，SD=0.51，α=0.71)。

　　(3)群体情感认同(group commitment)

　　该变量评估的是粉丝对所属新浪超话粉丝社区的情感投入度。本研究采用由埃默勒斯和乌维尔克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三个维度所编写的问题来评估被试的群体情感认同，题目包含从(1)非常反对至(5)非常同意五个等级。得分越高则表示被试对新浪超话粉丝社区的情感认同度越高(M=4.11，SD=0.65，α=0.73)。

　　(4)群体自尊(group self-esteem)

　　群体自尊评估的是粉丝对所属新浪超话粉丝社区持有的消极或积极的价值取向。该变量同样采用埃默勒斯和乌维尔克编写的问题进行评估，包含从(1)非常反对至(5)非常同意五个等级。得分越高则表示被试群体自尊的积极价值取向越高(M=3.83，SD=0.75，α=0.7)。

　　(5)自我分类(self-categorization)

　　自我分类评估的是粉丝是否会将自己认定为新浪超话粉丝社群的成员之一。笔者根据埃默勒斯和乌尔维克编写的问题对该变量进行了评估，问题包含从(1)非常反对至(5)非常同意五个等级。得分越高则表示被试将自己认定为新浪超话粉丝社区一员的程度越高(M=3.88，SD=0.68，r=0.437，p<0.001)。

　　(6)集体行为意向

　　该变量测量的是研究样本对特定的四类粉丝集体活动(参与生日应援、投票打榜、举报拉黑对家粉丝、抢C位)的参与意愿强烈程度。在调研中，研究样本首先需要对上述四类应援活动的情绪效价(积极/消极)进行评估。其中，参与生日应援、投票打榜被归类为积极的粉丝集体活动，而举报拉黑对家粉丝、抢C位则被归类为消极的粉丝集体活动。通过测量研究样本的转发、点赞、评论、参与应援意向的强弱程度来评估其集体行为意向，问题包含了从(1)非常反对至(5)非常同意五个等级。得分越高则表示样本的集体行为意向越高(积极的粉丝集体活动：M=3.96，SD=0.68，α=0.89；消极的粉丝集体活动：M=2.55，SD=0.95，α=0.91)。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数据分析软件SPSS 26.0，分别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研究假设1)、样本方差(研究假设2-4)以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各变量在性别、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等个体差异性因素的组内差异检验。Process Macro 4.2第4号中介模型被应用于进一步探究个体差异性因素、粉丝追星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与集体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1)。

　　三、研究发现

　　(一)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与集体行为意向的相关性

　　本研究的假设1预测，粉丝的情感投入度(包括“娱乐—社交性”“强烈—私人性”两个子维度)、粉丝社区(新浪超话)认同感(包括“群体情感认同”“群体自尊”“自我分类”三个子维度)，与集体行为意向(转发、点赞、评论应援微博、参与应援意向等)之间具有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见表2)，在评估积极的粉丝集体行为意向时，追星的娱乐—社交性(r=0.55，p<0.001)、强烈—私人性(r=0.5，p<0.001)、群体情感认同(r=0.66，p<0.001)、群体自尊(r=0.35，p<0.001)，以及自我分类(r=0.57, p<0.001)均与积极的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呈正相关。故此，当研究样本(粉丝)追星的娱乐—社交性、强烈—私人性、群体情感认同、群体自尊，以及自我分类程度越高时，其参加积极的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也就越强烈。此外，在评估消极的粉丝集体行为意向时，追星的娱乐—社交性(r=0.35，p<0.001)、强烈—私人性(r=0.31，p<0.001)、群体情感认同(r=0.16，p<0.001)，以及自我分类(r=0.2，p<0.001)均与消极的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呈正相关，而群体自尊与消极的应援行为意向呈现显著负相关(r=-0.08，p<0.05)。故此，当研究样本(粉丝)追星的娱乐—社交性、强烈—私人性、群体情感认同，以及自我分类程度越高，其参加消极的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也就越强烈。而群体自尊越高，参加消极的应援行为意向则越低。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1部分成立。

　　(二)粉丝个体差异性与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集体行为意向的相关性

　　本研究的假设2预测，性别与粉丝的追星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以及参与应援活动的集体行为行为意向存在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对研究样本积极的粉丝集体行为(F(1，874)<1，p=0.43)、追星的娱乐—社交性(F(1，874)<1，p=0.61)、强烈—私人性(F(1，875)=2.88，p=0.91)、群体情感认同(F(1，875)<1， p=0.96)、群体自尊(F(1，874)<1， p=0.94)，以及自我分类(F(1，874)=2.7，p=0.1)无显著影响。然而，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对样本群体自尊(F(1，874)=4.65，p<0.05)、消极的粉丝集体行为具有显著影响(F(1，874)=13.17，p<0.001)。具言之，相较于男性粉丝(群体自尊：M=3.75，SD=0.77；消极的应援活动意向：M=2.71，SD=0.99)，女性粉丝的群体自尊(M=3.87，SD=0.73)更高，参与消极的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M=2.46，SD=0.91)则更低。因此，本研究的假设2部分成立。

　　本研究的假设3预测，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追星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以及参与应援活动的集体行为意向存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积极的粉丝集体行为(F(2，873)=1.13, p=0.23)、追星的娱乐—社交性(F(2，873)<1，p=0.38)、强烈—私人性(F(2，873)=2.17，p=0.11)、群体情感认同(F(2，873)<1，p=0.72)，群体自尊(F(2，873)=2.46，p=0.09)，以及自我分类(F(2，873)<1，p=0.12)无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样本消极的粉丝集体行为(F(2, 873)=5.69，p<0.01)具有显著影响。基于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相较于具有专科或本科学历的研究样本(M=2.51，SD=0.94)，拥有高中学历的样本参与消极的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更高(M=3.03，SD=0.8，p<0.01)。故此，本研究的假设3部分成立。

　　本研究的假设4预测(见表3)，工作经历对样本的追星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以及参与应援活动的集体行为意向存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个体的工作经历对其消极的粉丝集体行为(F(2，871)=2.01，p=0.13)并无显著影响。但研究发现，个体的工作经历对其积极的粉丝集体行为(F(2，871)=66.03，p<0.001)、追星的娱乐—社交性(F(2，871)=29.47，p<0.001)、强烈—私人性(F(2，871)=19.77，p<0.001)、群体情感认同(F(2，871)=36.62，p<0.001)、群体自尊(F(2，871)=15.88，p<0.001)，以及自我分类(F(2，871)=35.38，p<0.001)都有显著影响。其中，相较于无业(如在校学生)的研究样本(M=3.56，SD=0.8)，全职工作者(M=4.12，SD=0.56，p<0.01)，以及兼职工作者(M=3.79，SD=0.6，p<0.05)参与积极的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更高。在追星的情感投入度方面，相较于兼职工作者(娱乐—社交性：M=3.24，SD=0.41, p<0.01；强烈—私人性：M=3.19，SD=0.58，p<0.01)，以及无业人员(娱乐—社交性：M=3.22，SD=0.64, p<0.001；强烈—私人性：M=3.19，SD=0.58,p<0.001)，全职工作者情感投入度更高[追星的娱乐—社交性(M=3.55，SD=0.56)、强烈—私人性(M=3.42，SD=0.49)]。在社会认同理论包含的三个维度中，相较于兼职工作者(群体情感认同：M=3.96，SD=0.39, p<0.01；群体自尊：M=3.52，SD=0.65, p<0.01；自我分类：M=3.59，SD=0.57，p<0.01)，以及无业人员(群体情感认同：M=3.82，SD=0.79，p<0.01；群体自尊：M=3.64，SD=0.8，p<0.01；自我分类：M=3.61，SD=0.71，p<0.001)，全职工作者的新浪超话粉丝社区认同感更高[群体情感认同(M=4.23，SD=0.56)、群体自尊(M=3.92，SD=0.71)，以及自我分类(M=4，SD=0.64)]。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4部分成立。

　　(三)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亦使用了Process Macro 4.2第4号中介模型分别探究了性别(女性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1=高中或以下，2=专科、本科，3=研究生)和工作经历(1=无业，2=兼职，3=全职)是否对粉丝的情感投入、社会认同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性别通过群体自尊对积极粉丝集体行为(B=-0.008 6，95%CI:[-0.020 2，-0.000 5])、消极粉丝集体行为(B=0.022 4，95%CI:[0.001 5，0.047 3])均产生了间接影响。职业通过追星的娱乐—社交性(B=0.040 7，95%CI:[0.024 3，0.060 9])、群体情感认同(B=0.007 4，95%CI:[0.047 1，0.106 3])、自我分类(B=0.031 8，95%CI:[0.014 1，0.053 1])，以及群体自尊(B=0.009 3,95%CI:[0.002 8，0.018])对积极粉丝集体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同时通过追星的娱乐—社交性(B=0.068 8，95%CI:[0.040 8，0.101 6])、群体自尊(B=-0.029 6，95%CI:[-0.050 1，-0.013 4])对消极粉丝集体行为产生了间接影响。粉丝的受教育程度通过自我分类对积极粉丝集体行为产生间接影响(B=0.020 8，95%CI:[0.001 5，0.045 3])。具体如表4所示。

　　四、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时代信息分发渠道更为多元，年轻人的“根据地”已迅速迁移至互联网。同时，伴随我国文娱产业以及新媒体行业的飞速发展，网络粉丝群体数量快速增长，成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互联网群体之一。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明星生产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粉丝通过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影响资本对明星的选择。与此同时，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也悄然改变，粉丝不再仅仅是明星的观望者，更是明星的制作者、促成者、建构者，并从中获得主体感、掌控感、成就感。粉丝群体规模暴增，为明星带来极高的曝光度与热度及高商业价值，粉丝群体成为“明星经济”价值共创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网络粉丝社群的极端集体行为所引发的消极网络事件，甚至恶性网络事件屡见不鲜，也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如个别疯狂粉丝热衷于用辱骂或人肉搜索的方式，攻击网络中针对自己偶像的不同意见与声音，又如偶像的微博中，常见粉丝齐刷刷“控评”营造的同一种正面声音，等等。因此，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和社会各方人士共同呼吁“理性追星”，还以爱原本“积极与正面”的模样。因此，迫切需要外部与内部双管齐下，对网络粉丝社群的集体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约束及引导。

　　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及行为投入是基于响应网络粉丝社群而产生的粉丝集体行为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从认知层面来看，粉丝对追星、明星粉丝社群所产生的社群认同感程度越高，其情绪、行为应答越强烈。故此，本研究立足于呼吁“理性追星”的外部社会大背景，从认知传播学视角出发，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这一理论框架，重点探究了粉丝追星的个人情感投入度、对粉丝社区的认同感与粉丝集体应援活动行为意向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当粉丝个体对明星的情感投入度(即娱乐—社交性、强烈—私人性)越高，其对新浪超话粉丝社区的认同感(群体情感认同、群体自尊、自我分类)就越高，其主动参与集体应援活动(包括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也相应地更为强烈。研究还发现，当粉丝个体参与积极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程度强烈时，其参与消极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也同样强烈。故此，本研究结果印证，对粉丝社群中的粉丝个体而言，即便其能分辨集体应援活动的价值取向(积极或消极)，但其对明星的个体情感投入度，以及对粉丝社群的认同感，仍然会引发消极的甚至是极端的粉丝应援行为。

　　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发现粉丝的个体差异性，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工作经历等，对粉丝的个体情感投入度、粉丝社区认同感，以及集体行为意向这三个维度存在影响。其中，相较于女性粉丝，男性粉丝群体自尊(即对所在组织持有消极的价值取向)较低、参与消极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更为强烈。这一研究发现与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女性粉丝的偏见及刻板印象截然不同。长久以来，媒介关于粉丝追星的报道(如杨丽娟、“虹桥一姐”龚玉雯等)普遍存在对女性粉丝的偏见，塑造了女性粉丝追星时感性大于理性，甚至趋向疯狂的刻板印象，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则为打破此类刻板印象提供了有力论据。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相较于具有专科、本科学历及研究生学历的粉丝样本，具有高中学历的粉丝参与消极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程度更高，进一步印证了当下我国明星粉丝群体低龄化、文化程度不高、情绪和行为表达强烈的典型特征，如肖战粉丝在应援活动中错用语言“伤心病狂”“溺水三千”“五味杂粮”等。而相较于无业人员(如在校学生)及兼职工作者，全职工作者拥有更高的积极应援活动参与意向、个人情感投入度，以及对新浪超话粉丝社区认同感。究其原因，一是相较于其他样本群体，全职工作者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相应拥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参与(积极的)应援活动之中；二是作为非低龄化且积累了一定工作经历的全职工作者，在参与集体应援活动时相对理智，主要体现为全职工作者对(且仅对)积极集体应援活动支持。在追星应援和网络粉丝社区认同方面，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可能导致粉丝之间产生认知和行为上的差异。年龄较小的粉丝通常处于学习和成长阶段，可支配收入受到限制，这进一步加大了他们受情感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使他们更容易被情感化的追星行为驱动。因此，对粉丝追星行为的研究需要考虑不同年龄层次的粉丝之间的差异，以更全面地理解粉丝追星行为的本质和特征。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能力较强的粉丝可以引导年龄较小的粉丝更理性地对待偶像和追星，这不仅有助于推进理性追星，而且有助于粉丝社区的内部管理和干预。

　　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尽管为追求样本多样性，本研究委托了“问卷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发放与抽样调查，然而，研究样本中年轻研究对象仍占多数，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26岁。因此，未来研究可尝试在其他不同年龄的人群中进行调研，以考察本研究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其次，目前我国学界多采用思辨与质化的研究方法研究粉丝的集体行为与行为逻辑，本研究是为数不多的采用量化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探究粉丝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应答的内部关联以及个体差异性对以上三个维度影响的研究。然而，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以描述性、探索性的数据为主，因此在研究讨论中强调的是变量间的相关性而非因果关联。笔者建议后续相关研究可采用实验法，以进一步探究个人情感投入度、群体认同感，对粉丝集体应援行为意向的具体影响。最后，本研究集中调研了新浪超话社区粉丝社群的集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虽然当下新浪超话社区仍是我国明星粉丝聚集且活动较为活跃的网络社区，但粉丝社群并不仅只存在于新浪超话社区，亦存在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如豆瓣小组等，故此，未来相关研究可考虑检验不同类型社交媒体平台中的粉丝集体行为，以检验其是否与新浪超话社区中粉丝活动所呈现的特征存在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基于认知传播学视角，本研究结合社会认同理论探究了粉丝集体行为中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对行为应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粉丝追星时若个人情感投入度较高，对其所属的粉丝社群的群体认同感也较高，有助于提高其参与集体(应援)活动的行为意向程度。当下社会各层面(如媒体行业从业者、研究者等)对社交媒介环境中的粉丝社群传播规范及极端事件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呼吁粉丝理性追星，然而，极端粉丝应援事件仍频繁发生，难以有效遏制。根据本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在呼吁“理性追星”的大背景下，不但需要从外部考虑建立完善的网络粉丝社群传播规范体系，也需要从粉丝社群内部入手，加强粉丝社群的内部管理与干预，在社群内部进行认知、情感的积极引导，协同营造理性追星氛围。

　　文献引用格式

　　刘佳炜.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网络粉丝社群集体行为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03):130-140.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