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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长沙市委宣传部自3月起在全市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有点潮’”主题征文竞赛活动。本次征文比赛报市参评稿件达312篇，经过严格认真评审，共评出一等奖10篇，二等奖20篇，三等奖30篇。为进一步深化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星辰在线现选登部分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拓展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谱系，从历史逻辑的角度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理论自信从何而来

　　方志敏(1899年-1935年)，一个100年前的90后，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缔造者。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被俘，被囚于南昌。蒋介石闻讯，大喜过望，亲赴南昌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但被方志敏严辞拒绝。同年8月6日，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他在被关押期间，写了大量反映自己心路历程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写道：“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下，方志敏的预言早已实现，但在80多年前，他凭什么这么自信呢?

　　要知道，1935年，中国的东三省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整4年，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国民党步步退让，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放弃了华北主权。与此同时，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方志敏的同志们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正在进行着苦难辉煌的行军……，“江山破碎，国蔽民穷”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完全看不到他所描述的光明前途。

　　其实，方志敏的自信就来自于他的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可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人类的最高理想就相当于基督教所构想的天堂，就相当于佛教所构想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种人类的美好愿望。但它又不同于人类早期产生的宗教所描述的人类灵魂的最终归宿，它是马克思采用科学的方法通过严谨地逻辑推理而得出的人类真实社会的最高形态。

　　但是，由于当今社会，共产党内产生了少数腐败分子，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干着“为人民币服务”的勾当，给共产主义信仰带来了负面影响。有些人看到这种现象，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认为共产主义是错的，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相信，如果有人看到一个和尚花天酒地，不遵守清规戒律，他肯定会认为是这个和尚道德败坏，而和尚这种行为与佛教本身的教义无关。欧洲在黑暗的中世纪，也普遍存在神职人员利用基督教大肆敛财的现象，但是，信仰耶稣的人们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是否耶稣的教导是错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理论自信，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行。

　　二、道路自信从何而来

　　社会上有一句流行语：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马克思为了指导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在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称：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但是马克思只是停留在理论上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如何夺权，怎么消灭私有制。而且，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是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欧洲的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最为典型的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但均以失败告终。列宁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才有可能夺取政权。俄国当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列宁领导在一战前线作战的工人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斯大林进一步发展，把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制，实行国家计划经济，使苏联的综合国力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就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旗鼓相当。中国的有志之士，在看到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功后，也照搬列宁模式，但前期却惨遭失败。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夺取政权后，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学习斯大林模式，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伟大转变。

　　上世纪由资本主义危机导致了人类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苏联的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又出现了将近一半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才真正开始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在国内外无产阶级风起云涌地斗争中被逼采取调和让步政策，完善了资本主义法律和福利制度。

　　与此同时，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二战到冷战，为了对抗德国法西斯和西方阵营，援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重点发展以军事为代表的重工业，而轻工业与农业发展较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战时作用巨大，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就显示出它的缺点，不能及时反应人民的生活需求，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结构失衡。政治上苏共长期一党执政，权利高度集中化，违背了民主集中制，权利缺乏有效监督，脱离人民群众，逐渐形成了官僚特权阶级，贪污腐败蔚然成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因此，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全体人民的共识，这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提供了机遇。在《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祭》这部纪录片中提到，西方利用苏联改革之机，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诱导苏共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一系列反社会主义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期待的国富民强，带给苏联人民的却是无穷的灾难。拂去历史的重重迷雾，苏联人民如梦初醒，正如普京所说：“我们过去总认为，我们跟西方进行的是主义之争，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跟西方进行的其实是利益之争。可惜我们明白得太晚了，当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解体了。”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坚强带领下，审时度势，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中国的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发生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今天，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飞船和“天宫”空间站技术已达世界顶尖水平，中国的“蛟龙号”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真正实现了“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宏伟目标。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道路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朝着这条道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制度自信从何而来

　　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的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共同遵循的理论底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终极的、完美的状态。“在这个时代一切有关社会的重要论述所固有的基本缺点，就在于非历史的性质，即它们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关系、它的生产方式、它的国家和它的法律，看作是最终达到的、自此在其特征上不可改变的、有无限完善能力的、自然的与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形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的这种非历史的方法。马克思说：“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正是由于经济学家们把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看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这也就是弗兰西斯·福山写《历史的终结》的原因。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讲的，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上终结了吗?人类社会还会不会进化到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社会形态呢?

　　但是，我们也要同时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共存于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既对抗又合作，即相互否定又相互传承。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虽然错综复杂，但两者的共存占现实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都是现实的，都有其合理因素。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还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讲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程度，贫富差距是目前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完全战胜资本主义还不可能上升到现实主导地位。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必定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制度自信，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优点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四、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1996年，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一种共同认可的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不同文明之间战争的可靠保证。

　　直到今天，西方在面对中东难民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时，会发现亨廷顿的预言就像幽灵一样盘旋在人类的头上，挥之不去。

　　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亨廷顿的预言只不过是对人类历史的总结与回顾，因为人类文明的冲突早就出现过。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之前，世界文明的冲突还未形成。但是，当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后，伊斯兰教迅速扩张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

　　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中亚的首次交锋，双方都展示了自己强悍的一面。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中华文明势力最终退出了中亚。公元1096年至1291年，西方基督文明又与伊斯兰文明发生了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到公元1456年，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标志，代表西方基督文明势力完全被赶出了中东。

　　一部分学者认为，文明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冲突。不管是怛罗斯之战还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伊斯兰文明其实是为了争夺土地和控制东西方贸易通道，以便统治者能获得更多的税收。而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则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实际干着抢劫的勾当。由于东西贸易通道完全被伊斯兰文明所垄断，西方为了获取东方的香料、瓷器等产品，不得不冒险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由此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今天，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的解体，意识形态的冲突已不是主流。西方在文明的冲突预言下，又披上了政治文明的外衣，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开始制造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以连本带利的方式收回原先在意识形态冲突中投入的资本。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唯一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全世界意识形态的冲突趋于淡化时，也回归到传统文化，试图寻找和建立适应人类共同利益的文明。以儒释道为精髓的中华传统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明形式，它又恰好与共产主义信仰有惊人的一致性，在《礼记·礼运》中所提倡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及对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理念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相符。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文化自信，要像大海容纳无数江河一样，具有宽广的胸襟，以超然地大气来容纳和融合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建立一种全人类共同认可的文明，以重建世界秩序。

　　今天，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正在实行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倡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共同发展，体现了和平与包容、合作与共赢的精神。我们坚信，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中国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实现世界三大文明的和平共处。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实现共同价值和共同富裕，必能找到一个合理的途径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