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新：“相忘乎道术”观念对处理单位人际关系的启示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人际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一个自然人走上工作岗位，如何处理好单位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工作的开展与效果，也间接影响单位的发展与效益。一个单位系由不同的个体组成，基于年龄、性别、性格、禀赋、生活背景及目的等的不同，必然造成人际交往的复杂性、人际关系的多样性，给许多人带来一定的困惑。如何正确处理单位人际关系，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中，庄子的“相忘乎道术”值得我们深思、借鉴与学习。

　　一、何为“相忘乎道术”

　　“道术”，在庄子哲学中，是相对于“方术”而言的。《庄子·天下》写道：“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意思是说天下研究“方术”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那么，古人所说的“道术”，果真又存在哪里呢?回答是：“无处不在。”可见，在庄子的心目中，“道术”是高于“方术”且无处不在的，是最高的“术”。

　　后人对于何为“方术”、何为“道术”存在较多的看法。有人认为“方术指特定的学问”“道术指洞悉宇宙人生本源的学问”，有人认为“‘道术’与‘方术’主要是学术分期的概念”，有人认为“方术指方技和术数”“道术指道体之显现”，这些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在《庄子·天地》中，庄子借“为圃者”之口所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意思是：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机变之类的心思。机变的心思存留在胸中，那么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不再完整齐备;纯洁空明的心境不完备，那么精神就不会专一安定;精神不能专一安定的人，“道”就不会充实他的心田。笔者倾向于认为“方术”“道术”的区别在于“有机心”。也就是说，“方术”是有功利目的的，而“道术”是没有功利目的的。

　　基于此，《庄子·大宗师》所提出的“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可以理解为鱼相忘于江湖中，人相忘于“无机心”之中。

　　二、“相忘乎道术”的构成维度

　　虽然在庄子看来，“道术”是至高的，是无形和无功利的，但并不是不可感知的。《庄子·天下》在提出了“道术”理念之后，又进行了一段阐发：“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可见，在庄子看来，真正做到遵循“道术”，基本要义就是要做到“不离于真”，表现形式，则包括仁、义、礼、和。

　　1.真。在庄子看来，“天人”时刻不违背“道”的宗本，“神人”时刻不违背“道”的精粹，“至人”时刻不违背“道”的真谛。其中，“天人”乃“人与天一也”，神人“配神明”而“无功”，均达到了难以描述的境界，因而庄子对“天人”“神人”的描述并不多，而对“不离于真”的“至人”(或“真人”)，则反复强调。庄子对“真”十分重视，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并认为“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时候的“真人”，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不忧愁，吃东西时不求甘美，呼吸时气息深沉)，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古时候的“真人”，不倚众凌寡，不自恃欺人，也不算计他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真就是“无机心”，能做到“胸中纯白”。

　　2.仁。在对待仁的问题上，庄子或批判，比如提出“虎狼，仁也”;或肯定，主张“德无不容，仁也”。庄子对仁的态度看起来好像矛盾，实际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虚假的仁。因为仁的本义为“亲”，儒家将其进行引申，提出爱人等观点;而庄子认为真正的仁应该是“不亲”(不偏爱)，旗帜鲜明地提出“至仁无亲”“有亲，非仁也”。也就是说，庄子心目中的仁，就是不亲不疏、不偏不私;只有这样的仁，才是“道术”的体现。

　　3.义。在儒家观点里，义和利是对立的，主张以义的要求来节制对利的欲望。和对待仁一样，庄子对义也是持既肯定又批判的态度。他既批判儒家“屈折仁义”，又提倡“道无不理，义也”“不义则伤彼”。庄子并不反对提倡义，但是强调“至义不物”，也就是说真正的义，是不分物我、各得其宜的。他还阐释道，“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强调仁义的行为是少有的，而且大多不是出自真心的，以致终于成为贪心之人谋利的手段。反言之，真正的仁义，必须出于真心。

　　4.礼。所谓礼，可以解释为敬重的态度、言行;孟子即认为“恭敬之心，礼也”。庄子肯定礼的积极性一面，将“以礼为行”作为君子的特征之一，但是也主张“至礼有不人”“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即认为最好的礼仪不在于形式，而是不分彼此、视人如己;形式上的礼，实际上已流于下乘。

　　5.和。和的造字本义，系吹奏用芦管编成的排笛，造成不同声部的乐音的美妙谐调共振。在儒家观点里，“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提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表露出来但合于法度，叫作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庄子十分认可和的积极意义，肯定“乐以道和”，认为“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但是，他坚决反对形式上的和，尖锐指出“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强调“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在庄子的心目中，和与德是一体的(“夫德，和也”)，是发自本心的，不能矫揉造作。

　　三、 “相忘乎道术”对处理单位人际关系的启示

　　1.无机心，以真心待人。一个单位或大或小，都是由个体所构成的。虽然这些个体的情况各异，但人际关系的起点必然是真心。我们都知道“溜须拍马”这个成语，其中“溜须”一词来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据《宋史》记载，寇准担任宰相时，丁谓是副宰相，他为了巴结寇准，常常极尽奴媚之像。一次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用工作餐，寇准的胡须上粘了点汤，丁谓马上跑过去揩拂(即溜其须)，寇准实在受不了，就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处处陷害，最后被史学家归为佞臣。丁谓想与长官搞好关系无可厚非，但做不到以真心待人，专干一些溜须的事，反而让长官反感;在受到长官批评后，不思己过，而是想着如何去陷害长官，终成一代佞臣，可谓害人害己。与丁渭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魏征，史书记载他对唐太宗“知无不言”，甚至“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因而得到唐太宗的高度信任，视他为自己的“一面镜子”。

　　2.不偏爱，以平心待人。在一个单位工作，须懂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不应搞亲疏远近。古人提倡“远而不疏，近而不狎”。正确处理单位的人际关系，拥有一颗平等心十分重要。人民公仆周恩来一生谦逊、平等待人，坚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的原则，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甚至同服务员、招待员聊过后，下次见面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字，从不摆架子，深受各方爱戴。普通人即使无法具备周恩来同志那样独特的人格魅力，学习他谦逊、平等待人，也是极其有益的。

　　3.不贪私，以公心待人。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又称祁黄羊)位居中枢约60年，为四朝元老，誉满朝野，深受人们爱戴，究其原因，就在于“公心”二字。比如，他曾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解狐接替自己的职位;当晋悼公询问他谁能胜任“尉”一职时，他也毫不避讳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并说：“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孔子对此评价说：“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得人之道，唯在公心;不偏不倚，自然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支持。相反，一个人唯利是图、斤斤计较，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终将被他人看破，难以有好的人际关系，也会对事业造成损害。

　　4.不逾矩，以初心待人。人们往往容易产生一个坏习惯，越熟悉越不客气，即“熟不拘礼”。这在一定的范围内无可厚非，一旦过了分、过了度，比如公众场合大呼小叫别人的外号、侵犯他人个人空间，就难免造成难堪甚至矛盾。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当然，“礼”的核心是尊重他人，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礼仪，表现出来，就是要“不逾矩”，懂得与他人交往的界限在哪里，让人觉得亲切而不过分;自我要求就是保持对他人尊重的初见之心。纳兰性德的《木兰词》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保持初见之心，自然能保持好的人际关系。清代年羹尧与雍正帝君臣知遇，后来却恃宠而骄，王公大臣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即使在雍正帝面前，也是“御前箕坐”，让雍正帝心中颇为不快，为后来君臣失和埋下伏笔。

　　5.致中和，以责己之心待人。大家在一个单位工作，理应以推进工作、发展事业为目标。即使有时因为见地、位置、学识、观念不同，有一些争执、摩擦、不快都属正常，绝不能因此埋怨、怀恨。单位事业的进步，是凝心聚力的结果，单兵游勇难成大事，而应始终将团结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团结，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工作中，对某些方面不如自己的人，要耐心帮助，认识到“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对冒犯自己的人，要像颜回说的那样，“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做到视人如己、宽己恕人。同时，还要经常换位思考，允许“和而不同”;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发现他人工作有疏忽和遗漏时，要本着事业至上的态度，积极进行补台，让单位洋溢着温暖、和谐的氛围。

　　总之，大道至简，以庄子“相忘乎道术”思想为鉴，保持一颗真心、平心、公心、初心、责己之心，自然能够与单位其他成员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共同推进单位工作的开展、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