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枢：长沙古城池的变迁

　　在长沙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20—15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生息衍。至春秋时期，长沙便被纳入楚国版图。战国时期，长沙就有城邑，并为楚南重镇。根据考古专家对大量发掘出土资料的判断，战国时期长沙城的位置和范围是：东在黄兴路和蔡锷路(今名，下同)之间，南到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在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这一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与后来的长沙城相比，真可谓是“弹丸之地”。

　　从战国至今，长沙建城邑已有2400年左右的历史。2000多年以来，长沙的中心位置一直没有移动，只是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造，不断拓展。

　　一、汉代长沙城池

　　西汉初年， 番阳令吴芮被封为长沙王。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立长沙国，原秦朝长沙郡治“湘县”改称为“临湘县”，故称长沙国的都城为“临湘故城”。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其“湘水”篇中说：“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吴芮修筑的土城，南城墙约在今樊西巷稍南;北城墙在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东至文运街、犁头街，东北角到小吴门附近;西滨湘江，西北角到了大西门，略成正方形，面积约1.5平方公里。城池内还建有吴王殿，殿西正对贾谊故居，位置在今五一大道至司门口之间。l987年五一广场地下挖掘发现的巨大夯土台基，证实为汉代遗存。临湘故城宫署在今五一广场一带。1996年五一广场东南角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出土了西汉“安乐未央”文字瓦当和卷云纹瓦当，次年西北角科文商厦建筑工地又出土了东汉“府君高迁”文字瓦当、瑞兽纹瓦当和滑石质建筑构件。湘江西岸三汊矶的三石戍城(古营寨堡垒)至今留有土城遗迹，估计至迟不晚于西汉初年。

　　贾谊故居和定王台是长沙城最早的古迹。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谪为长沙王吴著的太傅。故居在今太平街太傅里。古名濯锦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湘州郡廨西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旁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是谊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一”。西汉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封刘发为长沙王。传说刘发由于挂念他的两个母亲程姬和唐姬，就派人运米去长安，再从长安运土回长沙选择城东的高地筑台，以便时刻登台遥望。刘发死后，追谥为长沙定王，故名定王台。定王台即在今浏阳门内。

　　到东汉，长沙城稍有扩大，四至为:北至今连升街→长沙市青少年宫南部、中山西路北侧60米处一线,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南至人民西路北侧，西至下河街东侧。范围大致呈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850米的长方形。

　　二、魏晋南北朝长沙城池

　　三国时，长沙是吴国(222—280)西陲重镇，孙吴在北城外筑故尉城。故尉城遗址位于望城区铜官街道(原铜官镇)古城村(今改名为彩陶源村)，距长沙约30公里。村北的觉华山上有一道隆起的土堑，当地村民称古城埂。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长沙县西北七十里故尉城，孙权使程普为西部都尉防关羽，因立。”三国时，城内建有许多贸易集市。商人争相租赁集市摊位，摊主需向巿吏缴纳“地僦钱”。1996年长沙走马楼岀土孙吴简牍中，有不少“临湘(长沙)谨列邑下居民收地僦钱人名为簿”的竹简，地僦即集市摊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沿袭汉代的长沙城,四至范围无大变化。其城垣除原有汉朝的临湘旧治外，尚在南墙外下黎家坡以北设有新治。《水经注·湘水》所述“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及“郡在水东州城南”，将郡廨、贾谊宅地仍记载为在“城之内”,而又在州城南,与今日长沙旧城格局是吻合的。南朝时长沙城的布局是,原长沙城的中部和北部变为州城，南部仍属长沙郡，中有一道城墙(州城南城墙)将州、郡分隔。亦即郡城和州城是南北相邻的两城，中间虽有一道城墙隔断，但都同处于原长沙城的整体范围内。原长沙城的中部、北部出现边长相等的正方形城——湘州州城，城南部为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沙郡新治。州城和郡城南北相邻，同处长沙城内，郡城在州城之南，这种格局与《水经注》的记述完全吻合。

　　三、隋唐长沙城池

　　隋唐时期，长沙城垣外四周绕有水面宽阔的护城河，河上有桥梁，城墙辟有多座城门，城垣东至小吴门、浏阳门，南至南门口，西沿大西门、小西门附近，北为司马桥、文星桥、活源桥、培元桥以南。司马桥、文星桥、活源桥、培元桥后来都成了街名，这些街道至今犹存。今青少年宫后的六堆子即为唐代北门长乐门的遗址，这从2014年青少年宫建筑工地出土的唐代城墙遗迹得到了证实。今天心阁下东城墙在浏城桥至天心阁一线山脉龙伏山以西，从城北的戥子桥经顺星桥往南经落星田、古稻田直至天心阁西北方向的高码头，是当年东城墙外护城河的流经之处。顺星桥、戥子桥等桥均为跨越护城河的桥梁。东城墙上辟有浏阳与醴陵两座城门，当时的浏阳门在今浏正街与都正街相交处往北经落星田至小吴门之间。城南高码头、一步两搭桥、磨盘湾、登仁桥等也是唐代护城河留下的街名。可见唐代护城河南线为高码头→一步两搭桥→磨盘湾巷→小古道巷→学院街(登仁桥)一线。以此测算，唐代护城河南距今城南路150～170米。综合而言，唐代长沙城的四至范围大体为:北至今营盘路北侧一线，东自戥子桥今运达国际广场东部，往南至建湘路、落星田、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至城南路北侧约180～200米处，西至下河街东侧，大致为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1300米的长方形。

　　四、五代至北宋长沙城池

　　宋代之前的五代，长沙为马楚王朝的都城。马楚政权在长沙大兴土木，南筑碧湘宫，南城墙扩至今碧湘街之北，并辟有碧湘门;北筑会春园，并建开福寺，北城墙扩至开福寺以北今新河路一带。北宋时期基本上是直接沿用五代时期的长沙城，未作过多的改造。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言，南宋初期奏请截城之前，长沙城围达“二十二里九步”，即可上溯到北宋时期，长沙城的周长达二十二里九步,合39645尺，折算后约为12560米。这是按宋代尺度“一步五尺，一里三百六十步”，即1800尺为一里计算出来的。考古发现的五代北宋时期长沙城西城墙的位置是明确的，即在今湘江中路东侧一线;东城墙的位置也明确，在今芙蓉中路西侧，即建湘路一线。南线城墙从史料记载可知在今城南路一线。北宋治平元年(1064)，潭州知州吴仲复在南城墙内今西文庙坪处改筑庙学为州学。明清改为长沙府学，今存“道冠古今”石坊。因此北宋时期长沙城东、西、南三面的位置范围都已确定，以这时期长沙城12560米的周长来推算，则北线恰好到达今开福寺路北侧，这样，长沙城的活动范围南北长约4600余米。因此，五代至北宋是古代历史上长沙城池最大的时期。

　　五、南宋至元代长沙城池

　　由于五代至北宋时期战事频繁，土城墙屡遭损毁，到南宋绍兴二年(1132)，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李纲着手修复城垣，以长沙城太大，难于守备为由，奏请将城垣截去三分之一。次年接任的折彦质又奏请此事，后直至景定元年(1260)，向士璧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时，这个截城三分之一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即北城墙移建至今湘春路一线，长沙的城围便缩小到了“十四里有奇”，基本接近明清城垣。民国初，拆除旧城垣时在兴汉门城墙内发现宋代向士璧题写的“云阳门”青石门额。2011年，潮宗街口沿湘江的万达广场工地上考古发现长120米的宋代城墙，墙体内出土物很多青瓷、酱釉瓷片具有明显的南宋时期特点，城墙两侧青砖层中的青砖表面发现有模印的“忠义军”“善化”等字样。“忠义军”是活跃于南宋时期的地方武装组织,“善化”是北宋晚期从长沙县和湘潭县析分出来的县，南宋时期一直存在。这说明，万达广场工地上考古发现的宋代城墙应为南宋时期所建造。同时,南宋墙体干脆在五代墙体的西侧重新夯筑建造。可知南宋时期长沙城墙的改造并非仅是修缮原有城墙，更多的是重新筑造城墙。而且墙体两面砌有青砖，既加固了城墙,也增强了防御能力。至南宋，长沙城垣的格局最终完全确定，其范围南止城南路，北止湘春路，东枕龙伏山(今建湘路)，西临湘江，平面呈长约2900米，宽约1400米的长方形。整个城市负山面江，后经元、明、清三朝，直到民国初年拆除城墙时止，虽屡经兴废，但其范围却并无改变。

　　长沙的土城池，经历了数次残酷的战争磨难，城池严重毁损。在明代以前，三国初期，便有吴蜀的长沙之争、南北朝时的二萧长沙之战、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的破城屠城。南宋末德祐元年(1275)元军南下攻打长沙城，时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的李芾(衡阳人)动员全城军民，苦守土城墙3个月，弹尽粮绝，援军不至。城破在即，与李芾一道守城的受聘参谋尹谷(长沙人，岳麓书院老师)领全家举火自焚。李芾感叹不已，令部将沈忠处死自家老少，然后自刎而死。沈忠也效法李芾殉难。在潭州保卫战中英勇无畏的几百名岳麓书院的学生，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守城功臣安抚使参议杨霆(衡阳人)也举家殉难，许多老百姓也坚强不屈，誓死不当元军俘虏。史料称：“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何其悲壮。

　　元军破长沙，城池夷平，但剩颓垣残壁。战事平定后城池稍有修复，墙垣四至与前朝没有变化。

　　六、明代长沙城池

　　明初，各地方政权为了守好一方土地的平安，纷纷加修加固城墙，以防止外来侵扰和加强城内治安。长沙在明洪武五年(1372)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垣修整工作。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以砖石对土城墙进行全面改造。城基全部用整块石条砌到8尺高，石基以上到女墙顶部均用特大青砖砌成，使之上下完固。其时城墙砖由长沙府12县州负责烧制，今发现烧刻在城墙砖上最早的纪年为“洪武七年八月”，有的城墙砖上还烧刻有窑户和监制官员的姓名，如“长沙府礼(醴)陵县提调官陈褔”等。修整后的长沙城墙，从基脚到顶部有2丈4尺高，周长2639丈5尺(明代一营造丈等于3.2米，故折合8446.4米)，计14里有奇，广(东西宽)五里，袤(南北长)十里。城墙上设有4679个雉堞，雉堞高2尺。城西向据湘江天险，其余三向绕以人工护城河，护城河由城南的西湖桥引湘江水经南向黄道门，东向浏阳门、小吴门，北向新开门、湘春门，绕长沙南、东、北三方后返入湘江。河深、宽各6.5米，每处城门外均设有吊桥，早晚定时启闭。这次城墙的大规模修整，耗资巨大，在长沙城建历史上是一项空前伟大的工程。

　　这次修缮后的长沙城池，共设城门9座，其中东2门：浏阳门、小吴门;南1门：即正南门(又名端阳门，后改名黄道门);西4门：德润门(后改称小西门)、临湘门(又称大西门、驿步门)、潮宗门(曾名草场门，后改称草潮门)、通货门(又称通泰门);北2门;湘春门(又称北门)、新开门(辛亥革命后改称兴汉门)。城门深宽均为1丈9尺。城内有小吴门正街、浏正街、南正街、北正街、大西门正街、小西门正街等正街通向各个城门。各城门上皆建有城楼，还另建有钟楼与鼓楼。另在城墙东南角上建用于瞭望放哨的角楼，此即天心阁之前身。城上设有炮台、炮洞和炮眼。明崇祯十一年(1638)，长沙知府王期昇在天心阁城内修筑相毗邻的双座瓫城，以作御敌之备。崇祯《长沙府志》记载，今日长沙城市的结构布局在明代就已定型，志中所记盐仓街、清泰街、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大椿桥、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一直沿用至今。还有织机巷、金线巷等专门的手工业区。此时的长沙古城的规模比现存的荆州古城大，比西安古城略小，是凤凰黄丝桥古城的数十倍。

　　明成化十四年(1478)，吉王朱见浚就藩长沙,以潭王府故址改建吉王府，位于长沙城的正中，几乎占了全城的一半。吉王府有五殿三宫，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城垣周以四门，总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王府以藩府坪(又名王府坪)为前门，以紫金台(今紫荆街)为后户，以东西牌楼为左右翼。王府有4个大门，前为端礼门，东为体仁门，西为遵义门，北为广智门。正殿称承运殿。专门为王府充当仪仗护卫的仪卫司衙门，称为司门口。今日八角亭、走马楼等地是吉王游乐、走马的地方。又在王府坪后建造大花园，园内堆有紫金山。又筑山取土，开浚万春池。

　　七、清代长沙城池

　　明末，长沙战事再起，先有张献忠的大西军攻打长沙，后是清军攻占长沙。守城的长沙府推官蔡道宪宁死不降，被张献忠凌迟处死，后安葬在天心阁下的里仁坡，至今遗迹犹存;接着明朝封疆大吏何腾蛟、堵胤锡与清军在长沙展开了殊死搏战，最后以身殉明。两场大战使古城池再遭毁损，明代宏大的城中城——吉王府也被付之一炬。清初又开始新一轮的城池修复工程。首先是总兵徐勇、知府张宏猷于顺治四年(1647)修建加固城池，接下来是经略洪承畴于顺治十一年(1654)拆明吉王府之城砖，加高加厚城墙，致使城池愈加雄峻。然而至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叛军占据了长沙城。清廷多次派兵与吴三桂叛军在长沙城下激战，使长沙城池又遭受严重破坏。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清将贝勒察尼围岳州，直逼长沙，叛军弃城而逃，清兵入城。此后，历任长沙官员又对长沙城池进行了多次修建。从清前期算起，至道光中期的180余年的时间里，长沙的古城池得到了不断的增修和加固，至使整个城墙巍然坚固，更加壮丽生色，以至“城池崇屹，甲于他郡”。

　　自平定吴三桂叛乱后，长沙古城安定了170余年，长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城垣屡次修缮，又先后增辟了经武门、福星门、太平门、学宫门，加前之九门，共计城门l3座。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打长沙，城墙被火炮轰击，千疮百孔。之后，湖南巡抚骆秉章、毛鸿宾、恽世临、李翰章、刘崐等先后重修，天心阁段古城墙着力加固，设炮台9座，并加固瓮城，使古城墙成半环拱式内双城格局。今存城墙上留有这一时期修缮的痕迹，许多城墙砖上烧刻有“咸丰×年重修，窑户×××”等字迹。太平天国事息后，百姓相对安居乐业。坚固雄伟的古城池，被人们视之为赖以生存的心理保障。随着战事渐息，天心阁古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也逐渐减弱，登临游览者日益增多。

　　清代长沙城市建设大有起色。清康熙三年(1664),布政使司驻长沙，藩司于朋举建布政使署于今藩后街之处。康熙七年(1668)，臬司(按察使)赵冕于司门口西侧建臬台衙门于臬后街之处。此街位于臬台衙门之后，故称臬后街。康熙二十五年(1686)，湖南巡抚王艮相为停泊湘江船舶而在长沙北门外新开凿的人工港湾，名新开河(后称新河)。雍正五年(1727)、乾隆二十七年(1762)，湖南巡抚王国栋、陈宏谋两次组织疏浚，使新河两岸均可泊船。雍正元年(1723)，朝廷诏谕两湖分闱。湖南巡抚于当年就在长沙城原明吉王藩地、今中山路百货大楼及教育街一带设立贡院。贡院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功能齐全，有供考生考试和居住的号舍8500间。雍正(1723—1736)年间，长沙城大街小巷由土路面改铺麻石路面。长沙城从东至西，流向湘江，铺设八大公沟，因经皇帝御批，故称御沟。

　　八、民国长沙城墙的拆除

　　辛亥革命后，为顺应历史潮流，加速经济发展，l917年以后陆续拆除明清城垣修建马路，今之建湘路、天心路、城南路、西湖路、湘江路、湘春路等均为旧日城垣所在。天心阁下一段古城墙，因处龙伏山巅，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拆除工程的难度最大。时至1924年下半年，全城其他地方的城墙均已拆完，仅剩下了天心阁下这一小段未拆。其时，以市政公所总理曹典球为首的一批文化人早有提议：要求保留天心阁下这段城墙，作为文化遗迹，供后人凭吊历史。但是有关方面仍然决定一并拆除，曹典球力陈不可，并声言“誓与城墙共存亡”，最后在多方的支持与努力之下，当局最终决定保留这段城墙与天心阁，将原拟拆除天心阁后开辟的路段改为绕城墙而过。天心阁下的这段古城墙，高13.4米，顶面宽6.1米，长251米，仅为古代长沙城墙全长的三十五分之一。矗立在古城长沙东南角城墙上的天心阁成了供世人访古寻幽的千古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