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孟杰：乡村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

　　一、引言

　　美国学者凯尔•哈珀(KyleHarper)在《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中从人类学、流行病学与气候学的角度综合分析安东尼瘟疫。其根据尼罗河三角洲的案例强调农村边缘社区面临的诸多危机影响甚大。[1]这对于当前正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国家政府及媒体机构来说，哈珀的分析与警示揭露了农村边远地区防疫工作及风险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结合当下现实语境，湖北武汉肺炎疫情发生正值农历春节特殊时期，大批农民工返乡，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薄弱，导致防疫工作极度紧迫。[2]因此，对湖北乡村及武汉周边地区的风险传播与危机沟通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在以往的风险传播论著中，重点讨论国家政府、知识分子及新闻媒体机构如何运用国家利益、现代化与市场化等结构性表述来消解危机，实施扑救和社会动员，建构社会共识。[3]这种从国家、媒体机构层面“自上而下”式的研究路径，忽略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行动与媒介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却一直处于缺席、失声或被动的状态，广大村民们仅作为“受者”的角色来接收信息和处理资讯。但是随着新媒体的涌现，风险沟通的双向传播理念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对健康风险信息的研究也从危机事件管理转向风险沟通过程中事前、事中、事后的双向传播。[4]正是基于这样的双向互动传播理念，本文侧重强调处于社会乡村结构中的青年主体能动性。在疫情发生后，武汉黄陂区A村农村青年并非一味地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响应国家政府号召，主动协调或组合各种媒介资源展开媒介实践，从而传播信息和执行国家疫情政策。

　　在媒介化社会语境下，本文聚焦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与防控工作，以武汉市黄陂区A村为经验对象，通过对乡村青年“抗疫守卫队”日常生活及组织变化的描摹，关照这一乡村抗击疫情前线工作者的媒介实践，试图将媒介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嵌入国家社会与乡村基层的生活工作中，来探究媒介贯穿其中的重要性及作用。进而关注在国家政策指引下，青年抗疫守卫队是如何利用各种媒介展开防控工作，媒介在乡村抗疫中扮演何种角色。以此深入理解媒介如何使实践成为可能，并在实践中产生何种主体关系与文化。

　　乡村青年“抗疫守卫队”是在武汉黄陂区A村委会的号召下形成的自发性防疫工作小组，具体工作内容涉及疫情防控宣传、医疗卫生安全与交通枢纽防控等多个面向。这群青年来自农村基层，学历较低，经济收入较少，但对乡村家庭成员或风俗习惯了然于心。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利用传统铜鼓、老式录音机、广播、微信群与抖音新媒体，甚至花鼓戏曲艺等多种形式来进行媒介活动，形成了一种别样的乡村媒介图景。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综述

　　(一)乡村社会的媒介研究

　　研究乡村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结构变动、经济生活发展、文化差异及变迁等问题，应把现代媒介及传播过程纳入到考量的范畴内。[5]十几年前，学者郭建斌对中国西南中缅边界独龙族村庄进行人类学考察，聚焦当地人通过电视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认为这一媒介仪式所建构着的“家-国”关系更为凸显。[6]随后，他又深入到滇川藏“大三角”地区，对流动电影进行考察，提出“国家电影”概念，从实践层面来看，流动电影构成了这特殊意义的地缘政治区域独一无二的“媒介景观”，并强调了媒介文化中的国家政治在场。[7]学者孙信茹、杨星星将村落家庭照片作为理解当地人个体记忆、身份认同与社会文化的媒介形式，展现其出对乡村社会机制、文化背景和民族价值信念有重要意义。[8]可以说，现代传媒无疑成为一股重要的形塑力量，传播媒介也确实介入到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中。

　　不止是电视、电影、手机、照片等传播媒介开始介入乡村社会，较为小众化、边缘化的媒介亦作用于乡村社会。学者沙垚极富有创造性地借用“团结经济”观点，提出乡村“团结媒介”概念，认为劳动绳索、鞭炮、戏剧等被现代大众传播所忽略和边缘化，但又深深扎根于普通劳动生产与文化娱乐的实践中，具有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倾向的媒介被称为团结媒介。这种媒介建构起新型的乡村文化传播实践与政治经济活动产生有机勾连。[9]

　　在强调媒介的同时，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忽视，学者刘展以东北姜东村为田野材料，发现村民借助于手机媒介的连接，实现了“离土不离乡”，并通过媒介重返乡村社会。[10]这些经验材料充分表明了媒介启蒙并非村民对媒介的被动接受，乡村社会的现代媒介意识或观念已开始发展。[11]村民主体性的凸显不单受到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关联。在乡村社会，呈现出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者丁未通过对石厦村的传播技术设施进行地图法(sociomapping)定位进入田野，强调人的媒介生活是有情境与脉络的，个人的媒介故事从捎口信、拍电报、打电话到BP机、“大哥大”，甚至到自己调频分组的对讲机，每一种媒介都与社会经济活动，与媒介技术变迁不可分割。[12]此研究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具有较大学术价值，但不能忽视作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传播媒介研究“实践转向”，即将媒介放置于更广的行动与知识的社会学中，强调媒介与人之间的互动性，以人的媒介使用为切入口，展现群体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及演变过程。

　　(二)实践转向的理论综述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理论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实践转向”(praticeturn)。从海德格尔认为行动者是“在世界之中存有“(being-in-the-world)，维特根斯坦将行动者置身于世界的某种“生活形式”(formoflife)之中，到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以及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等概念都为成为实践转向新取径的理论基础。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Couldry)与2004年发表《媒介的实践化理论》首次将实践理论引入媒介研究。他认为将研究焦点从媒介文本或生产结构，转而导向研究媒介的各式实践。媒介实践转向注重关注人们做什么跟媒介有关的实践或事件，以及说些什么与媒介有关的事件。[13]

　　首先，学者顾洁认为媒介实践范式的基本理论认同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概念，“去中心化”与“去二元论”。不仅媒介行为开始去中心化，对于受众(audience)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可以被当作社会实践的行动者(actor)来看待。去二元论则指社会行动者既不是绝对的理性个体，也不会纯粹受制于社会整体规范与结构。并指出媒介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分为媒介核心实践、媒介参与实践两种。[14]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强调结构具有使动性(enabling),因为结构中的资源可以让行动者以各种方式动员而达成目的。[15]也就是说,行动者的主体性既受制于结构,但结构也是由其社会实践再生产出来的,甚至行动者会以不同的方式行动协商、调整或翻转结构本身。实践典范的主体性是由各种社会实践彰显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行动主体”。[16]

　　其次,媒介实践范式的本体论是主客体合一的“在世存有”,视媒介使用者在生活中是以自然态度与情境合而为一的。学者王斌认为把传播活动与其所嵌入的以及所生产的特定空间情境结合起来,关注传播媒介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与机制,是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的转变。[17]媒介文化与传播过程无法脱离社会情境。在媒介、人与社会的三元辩证法中建立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和整体性理论框架。[18]

　　最后，尼克•库尔德利还注重媒介对社会运作的权力,强调实践路径应把实践与权力系统的联系纳入讨论视野之中,突出媒介实践和媒介仪式,破解媒介权力的显著特征,探究媒介文化的社会文化需求。[19]其试图通过媒介化、场域和媒介仪式等概念搭建一个解释图式，揭示“媒介中心神话”的运行机制。[20]

　　综上所述，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有三个面向值得关注。第一，实践转向的行动主体。媒介使用者受生活形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情境中受制于某些结构，但又因地制宜采取行动。第二是媒介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主要讨论媒介实践如何嵌入到广阔的权力关系的问题。第三，实践转向的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嵌入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活等结构之中。媒介被赋予的社会意义以及人们对媒介的使用方式、使用目的、使用后的效果，取决于媒介实践的整体社会情境、文化差异等具体的脉络。因此，本文以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为路径，将媒介视为一种文化实践，重点关注乡村社会的青年群体用媒介做了什么，揭示出媒介在乡村抗疫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并在一系列的实践中产生何种主体关系和文化。

　　三、网络民族志的田野考察

　　本文将经验材料放置于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抗疫前线的社会背景下，挖掘乡村社会抗疫战所形成的媒介景观，以及采用一种“由下而上”的视角，探究乡村青年群体做了哪些跟媒介有关的社会实践。所谓自下而上的方法论是指用人类学的厚描清晰描述语境或现象，并依循脉络化，关注媒介再现和媒介技术之间的社会放慢，这对社会世界的深层锚定是有利的。[21]研究不仅强调农村青年接受媒介内容后的行动与实践，关注青年的网络、社群及互动等社会学意义，而且突出研究者的反思性、强调整个乡村媒介文化。因此，本文采取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取径与方法。互联网作为媒体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形成和重塑的地方，本身就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情境(culturalcontext)。[22]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与现实社会，更是一种文化现实。[23]有学者指出对田野点来说网下的生活被视为一种情境，网下网上不能割裂[24]。

　　就具体“情境”来看，黄陂区A村位于武汉市北部，西临素山国家森林公园，南依木兰天池，距离武汉市中心约车程1个半小时左右。A村主要发展传统农业与乡村旅游业，青壮年一般前往武汉市区打工，村内老年人与留守儿童居多。随着手机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村内中青年群体几乎都下载了微信、抖音等媒体。老年人则还是使用山寨手机或固定电话为主。A村沿河而建，地形狭长平坦，呈现“一”字，没有形成稳定的村内广场。但近年来，由于市区交通发展规划，位于村中心的新桥修建成功，于是新桥就成为村民纳凉聚会的好去处，每到夏日傍晚，村民在新桥上利用音响、电视、大喇叭等现代传播设备播放音乐，露天唱歌和跳广场舞，热闹非凡。不管是手机新媒体，还是音响或喇叭传统媒介，都已经浸入到村民的娱乐休闲中，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成为理解此次乡村青年抗疫媒介实践的文化图底。

　　由于湖北武汉A村疫情形势严峻，在村委会干部成员的推荐下，身为共产党员的笔者之一后简称“笔者”)自愿加入了“青年抗疫守卫队”，主要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又因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较强，每家每户尽量减少外出流动，人与人沟通又需要戴口罩，导致研究者不能自由进行调查与采访。在现有条件下，笔者的投疫守卫队成员的身份，为此次参与式观察提供了不少便利与条件。在将近35天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共采访了包括青年成员、村干部、爱心捐赠人士、部分村民等12名研究对象。

　　由于研究者亲身参与到乡村抗疫工作的第一线，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所以本文关注线上网络的关于A村抗疫信息，也更强调线下真实的体验。在此次网络民族志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作为参与观察者与媒介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这种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析和讨论，重点不仅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我[25]，更在于如何在参与疫情工作实践与投入学术理论研究之间取得平衡,如何面对展开反思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四、乡村青年抗击疫情的媒介实践

　　在武汉宣布交通“封城”后不久，笔者所在的黄陂区A村不久也接到消息，按照国家政策指示，立即开展工作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村委会立刻成立“疫情防控小组”，组建医疗卫生队、新闻宣传队和交通防控队。疫情情势严峻，宣传工作刻不容缓。在A村，青年们首先利用传统纸质宣传单、横幅布条的形式来传播信息。先后在每家门大门、墙壁或电线杆上张贴《重要通知》《告村民的一封信》《给全体村民朋友的一封公开信》等文件，并逐户测量体温排查疑似人员，在重点观察人员家门口张贴“居家隔离，请勿靠近”的红色警示单。同时，在村口、巷口及小卖部门前等多处地方挂上红色宣传横幅条。除此之外，青年群体还利用微信群、广播来传播医疗卫生信息与国家政策新闻，用录音机录制本地花鼓戏防疫指南，甚至再次重拾旧媒介，比如传统音乐乐器铜锣也加入到乡村媒介化网络之中。这些新旧媒介资源的使用共同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媒介图景。

　　(一)形塑新结构：“抗疫守卫队”微信实践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袭，黄陂区A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防控疫情工作。在农历新年正月初一笔者加入了新闻宣传小组。为了将国家疫情防控政策、健康卫生知识以及乡村疫情实时动态有效快速传播给村民，在笔者建议下，组建“A村打赢疫情防控战”微信群和QQ群。随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挨家挨户宣传，首先邀请每户青年和党员同志加入，凝聚青年群体力量，增强社会责任感与认同感。

　　“青年群体和党员同志必须走在前列，扛起大旗，打赢疫情防控战。”(赵某村干部，2020年1月30日)众所周知，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新型网络媒体并存时，风险的突发性与社交媒体的信息即时性、快速传播等特点相结合可能会产生舆论恐慌、网络谣言等许多问题。[26]而青年接触疫情信息最为敏感和及时，在网络上发生不实报道与谣言后，笔者与宣传成员快速利用网络平台，查找官方数据。“我们会严格管控微信群的信息发布，如果有假消息，会第一时间以人民网、新华社等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为准。”(新闻宣传队员周某，2020年1月28日)由于微信群采用实名认证，一旦守卫队成员发现散布虚假信息，A村新闻宣传小组会采取批评或警告措施。

　　“A村打赢疫情防控战”微信群除每日更新国家数据、公布湖北省或武汉市政府公告之外，还会公布医疗卫生队的上门工作时间，交通防控对村子的管制时间。“医生需要逐户为武汉返乡人员测量体温，微信群能提前告之，为工作开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医生龚某，2020年1月27日)“微信视频、语音通话让大家在里面尽情讨论，参与到里面来。”(村干部老向，2020年2月3日)在乡村社会，电视、手机和网络已介入了日常生活，A村也不例外。不管是赋闲在家的青年，还是在校大学生都离不开手机。村内虽有多个本地微信群，但仅用于日常琐碎闲聊，只具备生活娱乐功能，但这也为组建传达国家政策与健康信息的防疫微信群奠定了技术物质基础。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青年抗疫自卫队”利用微信群、QQ群的媒介特性，展开积极的宣传、导引和讨论，各项防控工作才能得以顺利的开展，并不断形塑乡村社会结构。而这种针对抗疫公共事件的积极交流、讨论乃至行动在现实中几乎无法再复制。A村青年大多在外打工或求学，他们早已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但防疫微信群的建立，把青年群体都汇聚在虚拟网络，基于线上交流、话语讨论和公共行动将村民主体融入到一个“共同场域”，再经疫情防控与宣传舆论形成某种共识，而后通过不同大众传播媒介采取共同社会行动，严防死守保护乡村健康安全。由此，基于社交媒体的微信群成为了一种乡村社会特定的公共领域空间。

　　丹尼斯•麦奎尔(DennisMcQuail)认为文化研究中媒介必须由受众的认识来解读，受众从媒介提供的文本出发，建构意义。同时组成群体网络，共享许多同样的体验、话语形式和理解媒介的框架。[27]微信群不止发布本村抗击疫情消息，还把我们凝聚成一股绳，看到群中的动态消息就知道大家都平安。”(村民青年小向，2020年2月2日)媒介的文化传播不只是信息传递，更在于传播意义(meaning)的分享，对这种意义的理解远远超越了媒介传递信息的功能，青年群体更是翻转了媒介特有的结构属性，建构成的一种社会文化，使农村青年达成共识，实现防控行动。

　　微信群是不断重构主体认知的工具或结构，而主体也存在翻转媒介结构的可能，不断建构对现实的意义。一方面，对媒介的理解应超越传统与现代的藩篱，媒介不仅仅只是技术手段，还展现出一种公共领域空间。它增强公共卫生健康意识，凝聚乡村社会认同感。因此将媒介定义为一切社会形态中，用于实现人的社会交往、人的社会化以及人的社会认同与整合的文化形式、意向、工具或资源。[28]另一方面，通过乡村青年“抗疫守卫队”的媒介实践，发现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媒介使用者绝对不是被动的，也不是被限制束缚在既有的媒介结构之内。在乡村社会与抗疫场域内，青年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与行动能力。结构与能动性是一体两面，在实践中，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青年们甚至存在翻转结构的可能。

　　(二)媒介变迁：从铜锣、花鼓戏到广播、录音机

　　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Stevenson)提出“技术媒介”与“文化媒介”的概念，“技术媒介”则突出媒介的技术逻辑与形态，着力于媒介科技和结构特征。而文化媒介强调以承载文化内容的信息为主，着重于建构主体与媒介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文化共享的价值观念。[29]广播、花鼓戏、录音机与铜锣作为一种传播技术或传统曲艺，在乡村抗击疫情的背景下，也成为重要的技术与文化媒介。这也说明说技术媒介与文化媒介并不矛盾冲突，而是相互融合与作用。

　　如何让村民了解疫情的严重性，做好防护措施，成为A村新闻宣传守卫队面临的重大问题。“刚开始用搁置在家的锣鼓，后来增加了广播。”(新闻宣传队成员林某,2020年1月26日)铜锣是传统的音乐乐器，一般用于A村婚丧嫁娶或举办重大宗教活动。作为本地化旧媒介，早已被悬置弃用。在疫情特殊时期，却首先被重新使用。麦克卢汉父子撰写的《媒介定律：新科学》提出媒介演化的“四元论”：提升、过时、再现(retrievals)和逆转。[30]疫情特殊的环境让青年们重拾了铜锣，用最传统的方式警示村民与传递信息。在每天下午，宣传队就开始走街串巷，特别是走入羊肠小道，广播车无法驶入的地方，提醒身居僻静的村民严禁随意外出走动。麦克卢汉描绘出一副独特的，与社会、文化、政治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媒介生命周期画面。这也表明媒介也是一个行动者，它的行为本身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或制约。

　　铜锣传播效果虽不明显，但其并未被弃用。它与广播还发挥着某种权力的象征。青年宣传队从传统锣鼓到大众媒介广播的选择，不仅考虑到A村实际情况，也充分发挥现代大众传媒的优势。“我们将固定广播放在村十字路口由专人把手，流动广播则每天上午7点至晚上19点不间断播放。”(交通防控队小李,2020年1月28日)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强调农村居民以人际传播为主，对大众媒介信任度较低，经济条件差、教育程度低的老人漠视健康信息，将感染疫情视为命运的安排。[31]在A村老年人健康意识淡薄的状况更为严峻。仍然会有老年人不戴口罩，三五成群闲聊家常或聚众赌博。针对这一现象，村委会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青年宣传队成员也利用巡逻广播车或者铜锣对人口准聚集地不断进行播放、敲打，起到一定教育与驱散作用。

　　虽然村民与宣传队成员彼此熟悉，还会“不情愿”或“埋怨”管控太过严格，但仍会在广播宣传的压力下自觉陆陆续续散开回家。“巡逻广播车开到门口，那就是命令和政策，是谁都要被管束。”(村民老人赵某，2020年2月1日)广播作为大众媒介象征着某种国家权力意识，国家权力对乡村疫情防控工作的渗透和控制，让广播成为权力运作工具的乡村媒介，承担着传播国家意识形态、政策、法规等任务。通过巡逻广播车形成的媒介网络的运作和实施，使个人处在国家意志与权力的控制状态中。国家借助广播这一媒介实现其健康卫生政策的传达目的。研究者观察到当巡逻广播车行驶到各家门口，多数村民会把大门半掩围观，或互相大声喊话聊天。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大众媒介与个体在共同场域内会相互产生勾连，形成一种“在场”。所谓“在场”正是体现了被编织进这个场景并通过该场景再生的当时当地的社会关系。[32]这其中包含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在生产。媒介与国家意识形态复杂关系，彼此无法分离。

　　笔者作为A村“抗疫自卫队”微信群管理者，每天都会在线上与村民交流，并发布相关疫情信息。在微信网络上，有村民表达“每天广播太枯燥，又没有办法外出活动，能不能换一个形式。”(村民青年王某，2020年1月29日，来自微信群)收到建议后，村委会和青年护卫队立刻协商，因交通管制无法外出购买其他专业设备，A村决定利用老式录音机制作本地化花鼓戏，再借用村民广场舞音响外放。近几年在A村老年人群体中，兴起一股购买小型便携式录音机的风潮，主要用于听本地花鼓戏、黄梅戏或京剧，老年人都喜欢戴上各自的录音机在村广场聚集，一边互相闲聊家长里短，一边听各种戏曲节目。在疫情特殊时期，这种老式录音机也被利用上。与此同时，有几户青年专门从事广场舞或露天唱歌经营活动，有比较专业的音响设备。经过村委会协调，利用录音机录制戏曲节目，再连接音响播放出来。“请来本村唱戏班子，请年轻大学生写词，创作疫情防控花鼓戏。”(村干部聂某，2020年1月30日)

　　青年宣传成员发挥主动性结合协调老式录音机和广场舞音响等媒介展开实践，这彰显了人与人造工具的遭逢不能被总结为仅仅与使用有关，在一个媒介具备实用性之前，人必须为它做出某种调整。[33]乡村青年群体一方面不是随心所欲地使用媒介，而是结合老式录音机、花鼓戏与音响等多种媒介的特质;另一方面乡村青年群体也并未被媒介技术逻辑所束缚，而是发挥行动力将媒介融入乡村社会的脉络中。“疫情防控花鼓戏”播出后，这种本地性艺术形式广受村民好评，其融合了国家权力意识、疫情内容文本与在地文化风俗。

　　在疫情防控最为严峻的时刻，A村却呈现出不一样的媒介景观：一台巡逻广播车驾驶在前，一台集由录音机和广场舞音响播放功能于一体的流动车紧随其后，最尾一位新闻宣传队的青年成员步行并用力敲打铜锣，口中大喊疫情防控指南。其中，前两台车分别用普通话、本地戏曲与方言的形式播放出“A村疫情防控指南”。从锣鼓到广播，再到花鼓戏、录音机的使用，从现代到传统媒介，大众到小众技艺，国家意识到本地文化的融合转换，媒介融入了国家政治、乡村社会与本地文化的脉络之中。传媒被赋予的多重意义不仅仅取决于媒介的独有特性和主体性，而且还取决于媒介使用的社会结构、文化差异等具体语境。[34]因此，媒介不仅是一种用于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实践。

　　“媒介的关键特征是它们引入了一种文化原则。”[35]这种文化原则与乡村社会既有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与观念体系，乃至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随着媒介技术的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外部社会环境不断变迁，这种乡村媒介的选择体现了现代传播媒介并非乡村社会内生的，而是以国家行政力嵌入农村的，再加上传统媒介形式也都被进行了内容改造，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艺术文化与意识形态色彩。即媒介实践是一种动态化过程，它不仅仅可以介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对其产生影响，而且可能以自身的逻辑和形态改变乃至重塑这一社会结构本身。[36]

　　(三)抖音新媒体：国族认同与共同体想象

　　微信作为一种新媒体，其作用不止是一种科技传播工具，也能够用于传递信息和新闻。在国家与社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背景下，“A村打赢疫情防控战”微信群实现了全村青年群体的虚拟在场，建构了青年主体的强连接，重构了抗击疫情的虚拟合作网络。也为黄陂区A村搭建了一个供大多数村民开展公共卫生话语讨论的网络场域。广播、录音机与花鼓戏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媒介互相交织在一起，共同建构出A村的媒介景观。传统与现代、科技与文化、大众与小众的媒介形态形成一种“型塑力量”，介入乡村社会的抗疫话语与行动体系中。

　　笔者在深入田野中，发现一个颇为异常的现象：电视媒介虽然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作用，但疫情发生后，A村青年或村民大部分却选择使用抖音接收信息，而电视是缺席的。“抖音上的疫情信息更快，而且还能通过抖音‘本地’按键看到A村附近周围的封村与管制情况，比较接近生活。”(村民老人赵某，2020年2月1日)抖音相比电视媒介其媒介逻辑呈现出内容短小精悍、视觉效果新颖与本地性更强等特质。“电视新闻内容故事和话语表达都比较单一，抖音上各种疫情信息更有感染力。”(村民青年小向，2020年2月2日)有学者指出中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本土化模式是“双重话语空间互动模式”，具体表现为封闭控制、单向宣教与双向互动三种模式。[37]电视扮演政府官方喉舌角色，其话语方式往往高度行政化，无疑促使风险话语的分裂，使得共识形成尤为困难。[38]恰好相反，抖音新媒体以其凸显的媒介逻辑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在获取更快速的疫情内容、掌握A村附近当地的资讯以及凝聚共识认同等方面弥补了电视媒介的不足。

　　如果说微信、广播等媒介都是由A村少部分青年成员在参与，那么抖音新媒体则是属于全体青年或村民的网络行动场域。由于在春节期间村民不能外出，人们的娱乐需求无法得到满足，A村青年在网络上自主性地开展了一场“抖音娱乐表演活动”。“青年一直在行动，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高村民的积极性，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抖音就是不错的媒体。”(新闻宣传队成员小周，2020年1月26日)大部分青年利用手机拍摄抖音短视频，用寓教于乐式的进行传播宣传国家政策。随着村民防疫意识的提升和对抗疫工作的极响应，短视频内容从刚开始的美食、健身、搞笑段子等娱乐内容，逐渐转变为“安心宅在家”“防疫健身操”等与这次疫情相关的文本故事。“全国都在关注疫情，所以拍摄抗击疫情小短片比较应景。”(村民大学生赵某，2020年1月31日)甚至在农历正月初四，A村青年自发鼓励小孩学习武汉青年自发“唱国歌”，为武汉加油，最后录制抖音短视频发布在微信群中。“我们跟全中国人民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武汉离我们近，我们的心也在一起。”(村民青年小向，2020年2月2日)

　　从身体比邻到情感共鸣，短视频不仅作为武汉黄陂区A村青年的一种传播工具和管道，更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建构了某种民族认同感。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Carey)认为对传播的理解应该同时包含传递观与仪式观。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的是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representation)。[39]抖音日常拍摄与分享传播来凝聚社会群体仪式，唤醒了个体关于某种国族意识自觉与身份认同，通过对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共享来强化国家认同建构。

　　有学者认为借助短视频的媒介行动，农村青年试图弥合空间流动与身份之间的张力，去积极建构城乡之间的互动性。[40]在A村青年抖音新媒体抗击疫情的实践过程中，城市与农村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两者共同传递同一种爱国意识，彼此产生勾连与意义，形成互文性。“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抖音上，我们共同宣传健康科学知识不仅给村民看，而且也可以看全国人民看。”(新闻宣传队员付某，2020年2月8日)新媒体是由乡村青年参与和行动发生意义的网络空间，其背后隐含某种共同的国族意识与共同体想象。同时，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的网络传播，“传统想象的共同体”到互联网媒介中的“共同体”发生转变。[41]从行动到想象，短视频新媒体建构出共同体中的新农人自我身份认同，也彰显出互联网新媒介对“共同体”的重构与意义。

　　与此同时，学者沙垚从乡村共同体想象的角度分析皮影戏对农村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关系，发现皮影戏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促进村落“生活共同体”秩序形成。[42]随着网络传播的革命到来，基于互联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媒体短视频浸入农村，不仅加强村落认同感和凝聚力，而且关于公共卫生安全的话语讨论也逐渐增多，也建构出一种国家与民众、城市与农村、疫情与防控的“共同体想象”。随着A村青年群体不断利用QQ群、微信群转发评论和点赞，这种共同体想象不断得到维系。广播、微信或抖音不仅为A村甚至全国人们带来大量信息，传递新闻，媒介更是一种表达情感共创、文化共享与精神联结的仪式。媒介实践与传播行动，让个体参与到国家政治与公共话语讨论中，进而媒介也被收编纳入国家主流意识，建构出一种根植于实践的命运共同体与想象图景。

　　五、结论与讨论

　　媒体的意义不仅在于文本，也不仅在于人们用它的文本做什么或对它的文本做什么，而在于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媒体中产生又对之发生作用并且常常再生产出来作为整体的媒体的那些活动。[43]在武汉黄陂区A村的抗疫工作中，“那些活动”就是指代农村青年的媒介实践。正如尼克•库尔德利所言，媒介实践将研究焦点从媒介文本或生产结构转而导向研究媒介的各式实践。学者黄旦也强调注重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何种传播形态，并由此产生何种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媒介就成为推动人类实践的基础要素。[44]在深入武汉黄陂区A村的田野中，首先需要探析的是有哪些主体在开展以及如何展开媒介实践行动。其次，探究媒介扮演何种重要角色，新旧媒介呈现出何种复杂关系。最后再讨论在媒介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主体关系与文化。

　　第一，青年群体作为乡村防疫的主体，成为乡土文化建设的生力军，主体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交融共构的。华人乡村文化传播学者赵月枝认为乡村的真正主人是农民自身，他们具有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要将各类主体力量都动员起来，他们身上的正能量和价值感需要被重新发现。[45]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在疫情前线发挥能动性的中国农村青年群体。他们不是被广播、抖音、铜锣等媒介操纵的被动受者，而是呈现出行动与有机特质的能动者。虽然，青年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在抗击疫情的语境下并未被媒介逻辑所反制或约束，但也深受这种结构或脉络的影响。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概念，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结构式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它实际上也是对人类能动性的促进。结构在对人类行动具有制约性的同时兼具使动性。

　　我们可以将媒介理解为结构，即资源和规则。而这种结构同时影响和促进了反身人类能动性(reflexivehumanagency)。[46]也就是说，媒介实践一方面深受这种结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实践与脉络是共构相依的，脉络并非是一成不变，实践也随着脉络的发展而呈现动态性。有学者指出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媒介作为前端，体现文化和价值;后端是实践与操作。[47]在武汉肺炎疫情极为严峻的时刻，农村青年描绘出一副媒介实践图景，在文化前端与实践后端之间建构出一种良性、持久且动态的互动过程。

　　第二，旧媒介在特殊语境下被重拾，其与社群媒介彼此交融共构。舒尔兹(Schulz)认为媒介化有助于思考与传播媒介及其发展相关的变化。媒介化是作为文化技术的媒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影响力的延伸。他曾提出媒介化对人类传播行为中的四个影响：延伸(extension)、取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stion)与顺应(accommodation)。[48]在湖北武汉黄陂区A村的风险沟通过程中，村民们家居隔离，组建的“防疫微信群”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也替代了传统面对面沟通，延伸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性交流。老式录音机与广场舞音响两种媒体相互整并与混合，传播健康卫生知识与宣传国家防疫政策。

　　特别是花鼓戏版本的防疫指南交融了新闻信息与戏曲艺术，以及老铜锣被再次使用为偏远住户传递消息，这种旧媒介的重拾体现出对媒介的理解不应仅考虑时空维度，还应将媒介放置在社会文化的脉络中去阐释。农村青年又利用抖音新媒体获得疫情信息和发布短视频，弥补甚至取代了电视媒介的互动功能，不仅满足生活娱乐，而且顺应了全国网友的号召加入了网络集体行动，为武汉市民点赞助力，建构国家认同与共同体想象。可以看到，不管是铜锣、广播、录音机等传播媒介，还是手机微信、抖音等新媒体都已经介入农村日常生活或组织活动。各式媒介无所不在以及多面向本质构成了生活的“肌理”(texture)[49]。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旧媒体并未消失殆尽，如纸质宣传单、横幅、录音机，甚至铜锣、花鼓戏等传统媒介在传统自然村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彼此交融混搭，相互嵌合，多元参与，呈现出一种各式媒介“共在”于同一场域内趋势，彼此共构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传播力”。

　　第三，媒介实践范式关注行动者实践，也强调一种社会文化意涵深刻的媒介文化观。“受众”不是被动的媒介使用者或接触者，而是置身于整个媒介文化之中，此时的媒介不仅只作为一种“工具”或“中介物”而存在，它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塑力或肌理，是一种文化实践过程。媒介无法脱离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环境而孤立存在，不落于偏向结构或受众能动性的片面之间。“媒介”与“社会变迁”并非处于线性因果关系的两端，由一方来决定另一方，而是双方处于一种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变化之中。[50]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脉络来考察人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传播媒介是嵌合到国家意识与文化认同中，与乡村社会发展是暗合在一起的。

　　传播媒介与国家权力、公共空间或身份认同建构密不可分，这也彰显出媒介对社会的意义乃是在这种容纳和实践过程中不断被展开，是人、权力、技术、资本等传播要素互嵌转化的“行动场域”。[51]这也再一次重申了传播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明确传播是一整套社会实践，它以概念、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入口，这些实践建构了现实。[52]透过行动，媒介实践是一个互动过程，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现实，更是对世界的形塑与建构。现实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中以及加诸这个世界之上的行动实践的产物。本文以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为研究路径，将媒介放置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中，考察农村青年群体在抗疫特殊语境下的媒介实践，这对理解媒介、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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