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时代之光丨李燕燕：最后的中师生

最后的中师生

文|李燕燕  

                     

一、时代的曲线 

              

　　1997年，全国高校实行“并轨”制度。并轨，通俗来说，就是所有高考录取的学生上大学都要交学费。在此之前，除了“正儿八经”考上大学的“公费生”，大学里还有部分“自费生”——只有“自费生”这个特殊群体才缴纳学费。当然，“并轨”这个词，并不是一夜之间推到公众眼前的。1996年，部分高校试行“并轨”招生，学费大幅增加。1997年开始，“自费生”成为一个过去的名词，每个大学生都要交学费——其中，师范专业较低，有的艺术专业则高得令人咋舌。

　　我曾听说，有人1996年考上某师范大学，那一年，他考取的师范大学并没有参加“并轨”试点。原本，他可以安安心心当好那个时代最后一届“公费生”。但或许是高中三年太辛苦太压抑，作为乡镇中学难得的考上大学本科的“高材生”，他在乡亲们如潮祝贺中飘飘然跨入大学校门，心里没有任何关于大学生活的规划。就像一只误入糖罐的小老鼠，他好奇于眼前的五花八门，渐渐沉迷于游戏、恋爱，最终因为屡次逃课、挂科太多而被学校勒令退学。他乡下的父母闻讯赶来，向院系领导苦苦哀告，最终他保住了学籍，却留了一级。1997年高校“并轨”全面实行，他因为曾经的失误，与当年的97级学弟学妹一起，成为“并轨”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交出了在当时堪称高昂的学费——每年近4000元。20世纪90年代末，这笔开支着实不菲，城市里的大多数家庭每月收入都达不到1000元。可以说，他是当年少有的同时经历过“双轨”和“并轨”的师范大学生。4年间靠着东拼西凑的1万多元学费，他揣着不安和悔恨读完大学。欠着亲戚朋友的一大笔债，他在工作后花了数年时间才逐一还清。据说，他把这件事当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教训，并引以为戒。

　　“并轨”制度的全面施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解，“大学生”不是“天之骄子”吗？为什么要交那么多钱呢？“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就要终结了？在乡村里，老人们趁着天气好坐到一起摆“龙门阵”，扯着家长里短。有老奶奶说起前一阵子被某个名牌大学录取的孩子，他妈妈为了几千块钱的学费急得满村找人哀告借钱。

　　“你说他那是真的考上大学了吗？我记得以前咱村里考上的那个女娃就只带了一点路费，生活费都说不用带。”

　　“对呀，真考上了国家能不管？他是不是没考上读了自费？”

　　老人们议论纷纷。

　　关于“并轨”，较之过去，还有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大学生毕业后都不再分配工作。国家不包分配，毕业后不一定能“捧铁饭碗”，在那个市场经济已然蓬勃发展的年代，“读书无用论”更是甚嚣尘上——上大学要交钱，又不包分配工作，念书还有什么用！但是，“不包分配”也为许多大学生，包括师范大学生，打开了一道“职业自由”之门，大学毕业时可以不必受限于所学专业，可以到社会上去闯荡一番。就像某师范大学朗诵社社长，毕业时没有上中学讲台教化学，而是去了某地级市的电视台做编导和主持，现在他已经自己出来干传媒公司，据说颇为成功。就像某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慧兰那个每天“必须码七八千字”的学生，他2023年7月大学毕业，既没有考研也没有找单位上班。他如今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网络作家，在他的朋友圈里，常常出现他和某著名制片人、导演或是大明星的合影——“他们在拍我的电视剧呢！我自己做编剧。”还有她的另一个学生，那个大学期间就常常被婚庆公司喊去做司仪的漂亮女生，现在是一个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婚礼策划“网红”。

　　上至师范院校，下到中等师范学校，中国的整个师范教育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快，中师生的相关优待政策也被取消，实行缴费上学和自由择业。这意味着中师生不再享受免费上学、包当“干部”、年龄优势、无升学风险等利好条件，与“并轨”的大学生一样，要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重重压力。

　　“我记得，从1996年夏天开始，中师生的分配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挫折。我就是一个例子。”顾晓军对我说。他在一个2021年下半年转公的私立小学工作。他的编制问题刚刚解决。

　　1996年的酷暑季节，顾晓军和3个同学一起到县教育局报到，那个“管事儿”的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女人接过中师开具的凭证，冷冷地扫视了一遍，然后面无表情地说：“这两个学校编制都满了，不能接收。”对于单纯的农村少年来说，“不能接收”这四个字让他们瞬间浑身冰凉。“不能接收，那我们该往哪里去呀？”顾晓军大声问着，甚至激动地拉住了那个中年女人的手臂。原本，他们都很庆幸分到了县城里的小学，他们也听说，现在小学里班次越来越多，很需要老师。

　　“你们学校没跟我们具体对接过呀，他们没有弄清楚详细的情况。”女人依然面无表情，“这两天碰到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

　　顾晓军和同学又返回学校，找到分管毕业生分配的领导，由校方出面反复协调，最终只能“调剂”到缺编的地方去。就这样，顾晓军被“调剂”到镇中心学校在偏僻村落里的“教学点”。这些“教学点”，就是原先的乡村小学——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县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打工或做生意挣到钱的家长认识到城里上学的好处，农村学生便逐渐向城镇转移。是的，这样的“教学点”今天依然存在。就像我去采风的某个山坳，400多人的村子里，有3个幼童在那里念小学，与他们对应的，是两个有编制的年轻老师。“有条件的孩子都被父母弄到外面去了。”村里人告诉我。

　　顾晓军当年去的那个“教学点”，位置不仅偏僻，而且只剩下一、二两个年级，加起来也就二十来个学生。这个“教学点”有3个教职员工，2个老师，1个煮饭工。带完一届，这个“教学点”就要撤销，顾晓军也有了到镇上教书的机会。但顾晓军辞职了，他舍弃了编制，去了省城里的一所私立小学任教——他的一位师兄聘在那里做校长。之前，这位师兄告诉过他：“都什么时代了，还谈编制？国外私立学校顶大半边天，咱们国家眼看要加入WTO了，将来慢慢就与世界接轨了，以后私立学校肯定遍地都是，老师还讲有编制和没编制？”如这位师兄所言，这所2001年由港资集团与某知名小学合作建立的私立小学，在五六年后，就成了省城一块响当当的牌子，再有钱的人捧着一学期上万的学费也没有门路入学——据说，2021年“转公”之前，这所私立小学的学生都有着很不一般的背景，“既富且贵”。这所私立小学实行“双语教学”，聘请了数名外籍教师，且每个假期都组织学生出国研学。顾晓军在这所私立小学一直待了下去。2002年之前，这所私立小学来了很多与顾晓军有着相同经历的中师生。2002年以后，大批的师范大学生进入这所“公参民”性质的私立小学，应聘的门槛越来越高。

　　“其实我能够理解当年逐步取消中师生分配制度，因为这样的毕业分配，是纯粹‘计划经济’的体现形式。就像我们用过的粮票和油票，最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国家不再需要通过票证来限制人们的需求，购物票证也就没有了。结束分配制度，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师范生也是一样。”顾晓军说。

　　采访完顾晓军，我查了查资料，得到了以下的一些事实和数据：

　　——中国从1955年开始施行购物票证制度，直至1993年4月1日，根据国务院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的敞开供应。这一举措标志着伴随城镇居民38年之久的各种购物票证制度的终结，从而彻底结束了票证时代。也就是说，无论是谁，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商品粮”，并不存在吃“商品粮”的特定人群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最终不需粮票油票买生活必需品的时间，竟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比我想象中晚太多，却接近于高校“并轨”、中师生不包分配的时间点。

　　——官方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私人办学之风盛起。仅仅在湖南岳阳1个市，便有私人办小学8所，在校学生3060人。这样的统计数字也同样是我没有想象到的。2021年夏天，“民转公”的浪潮不断翻涌，此间流传一个说法：未来90%的“公参民”学校都要“转公”，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民转公”比例可能高达95%。我曾误以为，私立学校大兴于市是这几年的事，不承想在30年前便已渐成气候。

　　从1996年到1998年，最后一批“包分配”的中师生走上了教学岗位。这一大批人在分配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供需矛盾，很多中师生被强制分配到一些偏远贫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的地方。除了服从“调剂”再在若干年后从乡野走出的顾晓军，还有拿着一纸学校开具的“无效”报到凭证，到市里乃至省里教育部门“讨说法”的中师毕业生。有人告诉我，当年她“分配”去某小学教了大半年书，才知道自己属于“临聘人员”，此后连续申诉5年，才被安排参加考试成为“正式教师”。

　　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认知的变化，很多中师生在分配后遭遇到社会、学校和家长的各种误解和歧视。韩晓梅1997年分配到一所刚从国企子弟校转过来的街道小学，当年与她一起到岗的还有两个师专生。同为新人，韩晓梅的教学任务比他们重——她多教一个班的语文，但月工资却比“大专生”低一大截。虽然韩晓梅第一次带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们像一群鸟儿一般吵吵嚷嚷，但很快她就驯服了这群活泼好动的“小鸟”。孩子回家告诉妈妈：“我很喜欢韩老师。”爸爸妈妈却在餐桌上表达了对这位刚从学校毕业的中师生的诸多不放心：“她的学历太低了，现在大学生一抓一大把，小学老师一般都有大专学历。”“她能搞得懂娃娃的功课吗？那些读过大学的老师肯定比她有学识。”“为什么二班让中师生当班主任，其他班都是派老教师和大学生？”很长一段时间里，韩晓梅面对的都是家长的质疑，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她负责的那个班总评在6个班次里排第二，但班里有个语文数学都没有及格的小孩。孩子的父亲愤怒地在家长会上跳起来质问韩晓梅：“为什么我的孩子刚上一年级学习成绩就这么差？我的孩子明明那么聪明，5岁就认识100个汉字，能做100以内的加减法，为什么到了你的手里就变成了这样？！”闻言，所有的家长都齐刷刷地看向处于尴尬境地的年轻女孩。那年韩晓梅刚满18岁，为了显得老成持重，让家长们少一些怀疑，她特意烫了一头“阿姨式”的齐耳卷发，穿深色系的衣裙。那个父亲的质问，带着某种恶意，一下击中了韩晓梅。她的脸立刻涨得通红。片刻后，她咽了一下口水，努力让自己保持平和的情绪，微笑着解释道：“孩子还小，他对小学的规则和秩序都还不大适应，你看，他做题只做了一半……”话还没说完，便听到那个父亲大声说：“要我说，你的学历层次包括教学经验，还是跟其他老师有差距！如果老这样下去，那我们只有要求换班了！”其他家长也纷纷附和……韩晓梅带着哭腔说：“请大家再等一等，给我一点时间，再看一个学期！”一年级下期末考试，韩晓梅班上所有孩子都考到了80分以上，总评年级第一。但即使这样，接下来的几年里，到市里赛课、职称晋升等，韩晓梅还是屡屡吃亏。从2003年开始，韩晓梅开始通过在职学习“找补文凭”，直到2009年拿到了某省属师范大学的“在职研究生”文凭。现在，韩晓梅已经取得了小学里为数甚少的“正高职称”。

　　不是人人都像韩晓梅那样努力和幸运。

　　王芬也是1997年分配到某小学任教的。在那一届毕业生里，她算幸运的，被分到了家乡所在城市的一个知名小学。王芬的理想是读了中师安安稳稳待在一个小学里，一直干到老。但从她任教第一天开始，压力便接连而至，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直接告诉她，目前她的学历是所有老师里最低的——新进老师最低学历是大专，“老”的一批也都通过在职学习取得了大专以上学历。与韩晓梅一样，家长们对她心存疑虑。她本该放手大搏一场，把读中师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来证明自己，可家里偏偏又出事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得了大病，需要时时陪伴和照顾。这样一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王芬的计划全部被打乱。2004年，王芬因为班级里发生的重大校园霸凌事件被处分，调到总务科做后勤工作。

　　在我的采访中，最后一批“分配”的中师生，在工作中不仅要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和管理责任，往往还要面对较低的收入保障、较差的职业发展、较少的尊重关怀。中师毕业分配，再也不是过去令人艳羡的“吃皇粮”，这让许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失望和沮丧，有的人进而选择辞职或转行，放弃了曾经热爱的教育事业。但更多的人，选择了负重前行。

　　时代变了，中等师范学校自己也在寻求新的发展点，试图在危机四伏中找到新的出路。

　　1982年出生的刘铤钏，毕业于重庆第×师范学校。他是这所老牌中师第一届英语专业的学生，1998年入学。从时间上来看，重庆第×师范学校设置英语专业的时间，比《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下发时间早了3年。

　　刘铤钏5年后从这所中师毕业，手里拿的是重庆市某师范学院的大专文凭。1998年前后，许多中师开始设法与大专院校搭上关系。像刘铤钏那样，在中师读三年，再通过考试读两年大专的情况，很是常见。将大专毕业证挂靠到有资质的高校，也是已面临种种办学危机的中师所常用的方法。1998年，一些省会城市的知名小学已明确提出，他们的新聘教师，必须是师范大学本科生。部分机关事业单位的门槛，也已经是“大学本科，研究生更优”。

　　说起来，当年刘铤钏主动报考中师，还是跟家庭状况密切相关。他出生在重庆区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高校从1997年开始正式实施“双轨制”，一年数千元的学费，并非这个收入全靠务农的家庭所能承担。所以，初三毕业前夕，与绝大多数同学盯着卷着“重点高中”不同，刘铤钏在学校下发的厚厚一沓“升学志愿填报”指导资料里，一门心思盯着中专中师寻找合适的专业。他很喜欢英语，发现重庆第×师范学校特设英语教育专业，他眼前顿时一亮。这个专业的学生还属于“委培”性质，也就是说，毕业出来就有工作。这是“不包分配”的大背景下，另辟的一条“小路”。

　　就选它了！刘铤钏赶紧用红笔圈住了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当然，对于学习成绩一贯优异的他来说，在众多初中毕业生都选择高中的情况下，考个中师亦不算太难。

　　刘铤钏还记得，他那么喜欢英语，是因为碰上了一个很好的英语老师。那个二十七八岁的女老师将一门外语在一群初中生面前，展现得生动活泼。也是这个英语老师，把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少年刘铤钏，带到重庆幼师参加重庆第×师范学校的面试。

　　刘铤钏考上了。可这个专业每年4000多元的学费，令他几年间负债累累。第一年和第二年，他的学费都是父母从亲朋好友那里东拼西凑借来的。中师第三年父亲去世了，为了支持儿子的学业，母亲想着法把“农转非”后缴纳的养老保险的钱，全部取了出来，4000多元全部交了学费，生活费则全靠亲戚施舍。等到刘铤钏升大专，他鼓起勇气找到大姨一口气借了2万块钱用于念书，并承诺上班以后就还。那时，从中师升到大专也很不容易——班里有53个人，升到大专的不到20个。

　　2003年，刘铤钏毕业。那一年，所有人进编制都要参加考试了，哪怕是到乡村小学去当老师。对于他那样的“委培生”来说，是由各区县来安排工作单位，一般情况下会分到乡镇上的小学。但因为全国城乡小学英语课程才刚开设，一时之间小学英语老师“很走俏”，刘铤钏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到重庆主城某小学参加面试，之后就幸运地留下了。

　　“英语是能让孩子们快乐起来的学科。”刘铤钏说。

　　2003年，小学三年级才有英语课。所以，刘铤钏一开始就带的是三年级的孩子。有一个男孩，10岁上下，他的母亲是高中老师，或许是家教过于严格，这个男孩很是内向，平时不爱说话，上课也不发言。刘铤钏特意把英语课上得妙趣横生，比如：一起大声唱英文歌曲，随着节奏跳起来；在课堂上，师生们用英语聊家常，课外，也可以用英语互相开玩笑……慢慢地，这个男孩在英语照亮的活泼氛围里，性格一点点变得开朗。直到现在，已过而立之年的学生还常常给刘铤钏打电话，一开口就是英语问候。

　　作为一名新教师，刚入职的刘铤钏本来没有机会参加区级市级的赛课，但一位前辈把机会让给了他。他抓住了讲好一堂小学英语课的种种细节，最终在市级的比赛中一炮打响。

　　2022年9月，刘铤钏成为这所小学某校区的专职副书记。 

                       

二、留住记忆 

                        

　　在我的采访中，能感觉到中师式微的细枝末节的变化，最早发生在1992年。

　　“那一年，考中师的分数下降了，虽然与上一个年级相比，只是几分的差别，但已经能看出苗头了。”一位县教育局的老领导说。

　　“我哥哥是在1992年考上中师的，他在班里成绩属于中上。他读的县城初中，那年有一半毕业生选择读普高。后来他的一个初中同班同学考上了清华。”一个中学老师说。

　　“1992年嘛，那时已经不大觉得中专中师多好。社会上就业选择很多，但学历高的好处已经凸显出来，老师家长都鼓励小孩要考大学。”一个退休小学校长说。

　　也有观点认为，中师教育的“黄金时代”真正褪色，是在1995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社会的互动交融以及高考升学率的逐渐提升而发生的。但即便如此，中师依然是众多学子尤其是贫困家庭子弟的最优选择。在一份统计中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身农村的学生在中师生中的占比依然高达85%。

　　《中国教师报》2023年7月5日发表的一篇名为《中师教育崛起与衰落的理性审视》的文章指出，中师教育的崛起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一是20世纪80年代小学教育面临师资落后的严峻现实。据统计，1980年全国有小学教师549.3万人，其中275万多人不能达标，而农村小学教师的实际状况更为糟糕。中等师范学校主要负责为农村小学教育输送合格师资，从而使我国农村小学教师队伍得到合理保障和稳定发展，中师教育也由此进入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

　　二是“鲤鱼跳农门”的普遍社会心理趋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当上“公家人”、端上“铁饭碗”、拥有“干部身份”成为众多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普遍希冀，中师教育是初中生实现“跳农门”目标的最快路径。

　　三是农村中学质量竞争的核心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中学无不以升上中专的学生人数作为提高办学质量的突破口，学校也将最好的学生推送参加中专考试，这是学校之间质量竞争的核心关键，也造就了中师教育优秀生源的神话。

　　有研究指出，进入21世纪，师范教育大学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从国际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已提高到高中并向高中后普及，社会对未来工作者的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中小学教师不但要具有特定的学科知识，更要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教育专业素养。于是，各发达国家都把提高教师教育的层次作为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1999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所有的“三级师范”逐步过渡到“二级师范”，这一年之后很多中师开始停招、改制、合并或升格。

　　多年以来，在国人的印象里，正规幼儿园教师的学历是幼师毕业，小学教师通常是中师学历，初中教师多为师专毕业，高中教师则是师范大学生。从1999年《意见》下发开始，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构成迅速发生变化。2024年，当我为了采访奔走在南方各大城市，眼见藏在社区里看似规模不大的小学，最近几年新招的教师大多是部属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生或者省属师范大学研究生，他们任教的头一年都由一个资深教师带着，这个资深教师又往往是当年的中师生。我与这些师范大学生谈到职业规划，谈到在普通小学教书是否有“大材小用”的感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冲我摇头，告诉我，他们是幸运的，在大城市里做了有编制的教师。一个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新进教师告诉我，他的本科在一个普通省属师范大学，他们那一届数学教育专业的本科生，虽然都提前考到了教师资格证，但毕业后并非人人都如愿进了学校。“教师编制可不是好考的。有的学校对教师的要求极高，对教师的学历和毕业院校都有限制。像我的学校，是一个地处二三线城市的普通师范院校，仅仅拿个本科文凭，要进大城市的小学，希望渺茫。”在他的印象里，有一半的大学同学毕业后改了行，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不在少数。也有六七个人毕业后去了西部支教，“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也为了接地气的现实。”

　　从1999年《意见》下发，到2024年小学教师学历“更新换代”，变化并非一朝一夕发生，这是个既漫长又酸甜苦辣俱存的变革过程。就像1999年的春节刚过，湖北某中等师范学校的新任校长便立即召集领导班子成员及教学骨干开会，准备拿出一套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其中包括新专业的设立，以及如何争取与师范院校联手办“大专班”，等等。20多天后，上级文件落到了这位踌躇满志的校长的办公桌上，他拿起这一叠带着红头的纸张，苦笑一阵，说：“时代的帷幕落下了，我们能做的，只是顺流而行。”

　　之后，一系列从整体上提高教师学历层次的重要文件密集下发——

　　2002年，《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指出：“‘十五’期间中小学新教师培养要有计划、有步骤、多渠道地纳入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的教师教育。”同年9月，《教育部关于加强专科以上学历小学教师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承担专科以上学历小学教师的培养工作。有条件的高师院校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培养小学教师的院系或专业，充分发挥现有高师院校培养专科以上学历小学教师主渠道的作用。紧接着，《教育部2004年工作要点》第三十八条再一次强调，要建设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协调发展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2007年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在总结“十五”期间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取得的重大发展的基础上，指出要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综合大学培养和培训中小学教师，逐步形成开放灵活、规范有序的教师教育体系，提高教师教育的层次和水平。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21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5年，提出这一时期义务教育阶段新增的教师具备高一级学历的比例要逐步达到85%以上，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

　　2015年，教师资格证开始实行国家统一考试，对从事教育职业者，都要求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你还记得十多年前你们去见母校最后一面的情景吗？”我问刘丽荣。

　　“记得记得，甚至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刘丽荣说。

　　那个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辉煌一时的中师，已经在时代里徐徐落下帷幕。一个礼拜后，它就要被接收单位——一家大型企业，推倒重建成一片新业态园区。同学们相互邀约着再去看一眼。刘丽荣带着刚放大一暑假的儿子赶过去的时候，才发现去的人比她想象的多多了，不光是他们年级的，历届的毕业生都有，退休的老师们也赶到了。许多人都带着孩子——大的已经参加工作，小的还在念小学。她曾经的“初恋”严班长，也带着女儿来了。严班长的女儿还在念高二，她是自己要求来看看的。老同学们一阵寒暄之后，便成群结队逛起了校园。每到一处，都有可以细说的往事。儿子还是第一次来到母亲的母校，刘丽荣自然满心激动地给儿子讲解：“你看，那栋教学楼，我们就在那里上课。”“后面那栋白色的小楼是我念二年级时才修好的实验楼。我们在那里养过小白鼠。”“快看前面那个台子，是学校的露天舞台！有一年新春文艺会演，是在下午，天上飘着雪，我们十来个男生女生穿着单薄又漂亮的表演服，上台之前冷得发抖，拼命地搓手顿脚，可是一上台吹起口琴，竟然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对了，我们那天吹奏了两支曲子，一支是《十五的月亮》，一支是《金梭和银梭》……”儿子却皱着眉，不耐烦地看着周围那些显现着老旧的校舍。他看见，因为停招数年，校园缺乏维护，空置了许久的教学楼尽头的窗户缝隙间竟然生出了一大株叫不出名字的野树，叶片有蒲扇大。在家里，他见过母亲用水粉颜料画出的母校，一轮朝阳刚刚升起，画面上的一切都镶着一层金边，美丽极了。真正的校园竟如此寒碜。在北京读着“211”名校的儿子嘴角挤出鄙夷的笑，他指着那丛悬吊在墙壁上的野树，问母亲：“这就是你说的当年堪比‘985’‘211’的学校？”“当年这个学校有多难考，你根本不知道，那得是一个县城里的前三名才能来的地方。”“这也太夸张啦！”儿子大声笑着，完全不相信，他觉得母亲就是对自己的年轻时代夸夸其谈。“啊，你原来的学校也就这样啊。”旁边有个初中生模样的孩子在跟自己的父亲说。

　　最后，他们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在教学楼前拍了一张合影。

　　我请刘丽荣拿出这张合影给我看看。她告诉我，她必须仔细找找，不知道搁到哪里去了。我很纳闷，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重要的个人历程的佐证吗？难道不应该像另一个中师生杨大萍那样，专门把一堆发黄的老照片收拢，然后装在一个盒子里珍藏起来吗？

　　刘丽荣告诉我，她从小就不喜欢照相，她觉得重要的东西可以搁在心里——纪念册不一定非得是实物，也可以是终生不可磨灭的记忆。

　　赵红和刘铤钏等几个学弟学妹曾就读的重庆第×师范学校尽管努力求变，也没有改变被合并的命运。现在，它已经成为某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我也曾请赵红为我提供一些她念中师时的照片，她同样也说要“找一找”“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与重庆第×师范学校状况相近的，是江浙那个曾开办“民师班”改变民办教师王哲兰等人命运的中师，多年前它已经被一个师范学院合并，现在是这个学院的一个校区。

　　毛世伟当年历经千辛万苦考入的开县（现开州区）师范学校，则在2005年与当地一所中学合并，建成了重庆市开州区实验中学。

　　提到母校，罗成飞则颇有些伤感。他当年就读的中师已经改建为一所中等职业学校，是的，就是当下初中毕业所谓“五五分流”，相当一部分孩子可能就读，又令家长深感焦虑的“职高”。有老同学对他说起，那个职高里很多孩子都不安分，这些年学校里打架斗殴出了好多坏事，现在当地家长教育自己念初中的孩子就会说：“你不好好学习，过两年就去念那个职高吧！”

　　“哎，想当年，那个中师都是初中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去的，学习风气没得话说。也不知道，退了休的老师们是不是还住在学校里，看到现在的情况怎么想。”罗成飞说。

　　事实上，建设中等职业学校是确有必要的。2021年，我到广西百色下面的一个县城采风，在那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里，职业教育为脱贫攻坚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地的职高开设了颇具特色的马术专业，培养货真价实的马术师，毕业生特别受北上广还有香港澳门等大城市欢迎。一个建档贫困户的孩子曾告诉前来回访的校长：“如果按照现在的脱贫标准，那我一个人一月的收入，就能让一家人脱贫摘帽。”所以，我能够理解当下国家大力提倡职业教育的初衷，但要全方位搞好中等职业教育，还尚需时日。

　　这是我所在的巴渝地区数个曾颇有名气的中师的最后归路：

　　——1991年，巫溪师范学校停止招生；1993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师范建制撤销。

　　——1999年，江津师范学校招收最后一届中师生，同年江津教师进修学校并入；2002年最后一届中师学生毕业，标志着中师办学主体结束；2006年12月整体划转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江津师范学校终结。

　　——1999年5月，合川师范学校并入渝州大学派斯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2002年3月，原渝州大学与重庆商学院合并更名为重庆工商大学，学校因此更名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国际经济管理学院； 2003年12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为独立学院，2003年12月23日正式更名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2001年8月，云阳师范学校与云阳县教师进修学校整合为师范进修学校；2004年学校实行整体搬迁，从老县城迁入新城；2008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为重庆市云阳教师进修学院(保留云阳师范学校的牌子)。

　　——2007年10月，巫山师范学校与巫山电大、教师进修学校合并成立重庆市巫山县师资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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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料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培养小学教师摇篮的中等师范学校已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其数量大幅缩减，高等师范本科院校逐渐成为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主要承担者。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定时期内，西部边远地区还需要部分中等师范学校和师范专科学校，不宜轻易撤并。

　　这就是一代中师生存在的价值——中国师范教育已走过百年，尤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知有多少成绩优异的师范生，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教育事业。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这个世纪开端，约400万“中师生”响应国家号召，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我国基础教育输送了最优秀的师资。新时代大背景下，高等教育迅猛发展，又有无数师范大学生投身基础教育一线……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使得师范教育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师范生个人命运也随之改变，但从来未曾改变的，是为人之师的终极意义。

　　江津1904年开办师范传习所，是巴渝最早开办师范教育的地区。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江津师范学校，可以说是我国中等师范教育百年发展的历史记忆。为了留住宝贵的中师记忆，让社会记住很少被关注的他们，2017年5月，江津师范进修学校领导顺应社会和校友要求，正式动议筹建“师范教育百年校史陈列馆”。

　　“我对中师非常留恋，你们(重庆江津)建设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我很赞成……因为中师确实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继承，也值得我们纪念。中国的中师经验，在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上，值得留下一笔。我们以后不知道多少年都还可以总结那个时候中师的宝贵经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总督学柳斌说。

　　在社会各界的捐赠支持下，2021年9月28日，位于江津白沙镇“朱家洋房”的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开馆。 

                     

三、“永远是优秀的” 

                       

　　“我一直想告诉周围的人，我们中师生很优秀，可是在这个博士硕士成堆的时代，我手里那一纸‘第一学历’又完全拿不出手。要拿什么来证明中师生是优秀的？”重庆市首届“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张蓓对我说出了她的委屈。

　　2024年4月，和以往一样，在街头的一场图书“围读会”，柔情满腹的张蓓把自己的思绪与图书的内容紧紧贴合，她的当街诵读赢得了围观市民的热烈掌声。

　　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师范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于是她发出了上述感叹。

　　张蓓是1989级的中师生，和那时绝大多数考入中师的初中毕业生一样，如果他们留下来读高中，完全可能考入“985”“211”那样的名牌大学，得到更好的工作，从长远看，或许大部分人的命运将会改写。张蓓是个城市女孩，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家里人都要她念中师当老师，这才是她成为中师生的起因。可是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当初闪闪发光的中师文凭不断黯淡和贬值，很长一段时间里，站在讲台上的张蓓都在与学历赛跑——好不容易在职苦读拿到了大专文凭，转眼间大专文凭不符合岗位要求，然后又去设法读个本科文凭，可本科文凭到手，研究生也开始教小学了。疲惫不堪的张蓓转了行，去了图书公司，之后在阅读推广方面声名鹊起，2016年就被评为重庆市“十佳读书人”。但回头想一想，一切都有迹可循。现在张蓓所从事的工作与中师的专业学习密不可分。一口极标准的普通话，是张蓓的重要加分项，事实上早在中师时代，张蓓就是口语课的课代表，普通话说得非常好。而她长期引领的“亲子阅读”“青少年阅读”，实际上也与中师教育内容息息相关。教书育人的理想，张蓓更是从来没有放弃。就在两年前，她还专门考取了“高级中学语文教师资格证”。

　　“张老师，不用拿任何东西来证明。看看你，就知道中师生有多优秀。”我说。

　　住在场镇上的刘丽荣如今已经退休了，教了一辈子书的她，婉言拒绝了学校的返聘，现在她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县里参加美术家协会的活动，据说，她是这个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对于乡村教师刘丽荣，大家格外尊敬，“刘老师不但书教得好，画也画得好。”刘丽荣到市里参加画展，有人听说她是个老师，还好奇地问她是不是教美术的，每到这时，她都会骄傲地回答：“我教过美术，但主要教语文。”那些走出了大山的学生，有官员、企业家、科研工作者、艺术家，都喜欢在聚会之际谈到她，以及上学时和她共同经历的那些故事。后来，每每我在人前提及这位多才多艺的贵州乡村女教师，都有人赞叹：“穷乡僻壤也有这么浪漫的人！”

　　江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广西的产业涉及酒店、超市、餐饮等服务行业，但他每每介绍自己，总是先交代自己是个“中师生”。有时，他也会指着身边几个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说，他们也是“中师生”呢。“为什么一定要介绍我们是‘中师生’？因为‘中师生’是我们的第一标识，也是人生的起点。”江老板说。

　　阳光明媚的下午，刘慧兰与一群师范大学生无意中聊起了中学时代。同学们你一言我一句地说着自己就读的高中，还有那个高中如何厉害，刘慧兰告诉他们：“我是个中师生，我的学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你们能从我的身上，看见我的学校。”

　　“他们永远是优秀的。”有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上各行各业做得好的，普遍都是师范生，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各行业的精英，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教师改行的。也有人说，很长一段时期，市县一级政府机关选拔人才，都是直接从学校老师里挑选，以至于很多地方教育系统明文规定不允许老师跳槽，不允许在教师中“挖人”。无论在教育系统内，还是教育系统外，整个社会都活跃着令人拍手称道的“中师生”。

 （本文选自《创作》杂志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李燕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包括《无声之辩》《我的声音，唤你回头》《食味人间成百年》《创作之伞》等。曾获第五届茅盾新人奖，第八届、第九届重庆文学奖，重庆市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第十三届军事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山西文学》奖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等重要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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