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艺林新评丨“去南方”的诱惑——论简媛对女性主义写作的承继与突破

“去南方”的诱惑

——论简媛对女性主义写作的承继与突破

文|王雨佳 彭博

　　女性主义写作主张以女性独有的视角去审视家庭、社会等众多外部的现实问题，在描写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表现女性的思考和应对现实的方式中传达出女性特有的力度与精神的追求，因而女性主义写作在当代文学板块中占据着独特地位。简媛作为活跃于湖南文坛的女性作家，其作品集《去南方》承载了鲜明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充满了浓厚的女性主义写作风格。但这部小说集却不仅仅呈现既有的女性主义写作的诸多特征，更难能可贵的是借由对自我生命经验的把握与感悟，在书写中表达出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写作的可能。

　　一般来说，当代女性主义写作更加重视对女性主体意识的书写，通过女性角色内在的精神世界来透视外部的社会现实，力求对女性的家庭定位、爱情观念、社会价值、文化心理等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充满了自传色彩，记录了自己作为女性对身体探索的欲望，讲述了在“成名”“爱情”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下自己做出的选择。陈染在小说《私人生活》里细致描写了女性在现代大都市里生活的隐秘内心和孤独视角，不仅刻画出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感，还反映了人际交往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对女性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来说，随着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女性解放的需要已不再是一种题材的限制，而变为女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情感和思维眼光，从中升华出的必然是既有女性的，又有人类普遍共同的精神内涵。”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简媛创作的重要入口。简媛在小说《空巢婚姻》中讲述了三代女人的故事，从只能依附村霸讨要生活的姚澡花，到试图主动依靠婚姻改变自己命运的胡丫，再到被迫空巢的知识女性胡静，这三个女性角色都遭遇了不曾圆满美好的婚姻，但仍然在煎熬和迷茫中痛苦地前进，最后打破了王子拯救公主的美梦，在逐渐认清婚姻本质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救赎。《空巢婚姻》试图修正大众对婚姻的认知，拯救陷入爱情沼泽的女性，传达出对健康两性关系的倡导和支持女性独立自主、主导自己婚姻的坚定立场。《棘花》则更是在庸常的人生中洗刷出女性的独特价值，主人公杨素在经历了职场的沉浮、身世的纠缠、丈夫的背叛、女儿的失踪后收获了一颗坚韧平和之心，在医生、女儿、妻子、母亲的多重身份交织中仍然坚守自我，重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概而言之，通过记录女性的生活轨迹，描写她们在日常琐事或曲折人生中经历的温情与痛苦——其中包含爱情、婚姻、家庭等公共议题对女性成长的多重影响——引发读者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且最终在女性角色的刻画中折射出女性独有的光芒，这是简媛创作一以贯之的立场。简媛的新作《去南方》依旧可以从这种女性主义视角进行阅读与阐释，并且依然可以使我们感受到那似曾相识的温暖与爱意。但是“去南方”似乎又是一种“诱惑”，在不断提示着我们跳开既有思维与体验，发现那崭新的语言质地以及对女性生存的新的理解与表现。

一

　　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父权制体系下家庭的分工，以及沿袭千年的儒家传统，无不在宣扬“男主外女主内”这样僵化却也稳固的家庭模式，但简媛在《去南方》中却有意规避对这类家庭生活模式的描摹。在她的笔下，父亲这一角色或是空缺或是死亡，女性则成为整个故事人物关系网的中心，情节的推进和情感的变化都围绕女性角色展开。在小说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她笔下的女性既具备女性天生独有的细腻和良善，同时也拥有着男性的力量与责任感。这似乎是在宣布：在男权社会当中，女性写作很难获得对历史和生活独立的宏阔高远的意识，女性作家也并没有自己真正的历史可以依靠。因此，只有悬置历史、“杀死父亲”，努力表达女性切身感触与经验的时候，女性写作才会散发出可以被理解且被认同的诗性之光。

　　《你为什么不哭》中的主人公作为双胞胎中的姐姐，从小被母亲送去姨妈家抚养，在成长阶段却遭到姨夫的性骚扰，缺乏关爱的原生家庭和男性带来的伤害造成了主人公疏离冷漠的性格，但她对母爱骨子里的渴望一直支撑她，使她在母亲临终前见到了母亲最后一面。最终“我”读出了母亲的后悔和心酸，也试图与过去纠结的自己和解，选择一个人默默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独自度过剩下的时光。小说的情感输送贯穿在各个女性角色身上，“一时，痛苦、悔恨、茫然、空虚、无奈、愤怒……各种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情绪。”简媛采用平淡的叙述口吻，描写她们在历经生活的酸甜苦辣之后回归到对爱和死亡的思考，构建出一种温馨的气场，展示了女性思想意识里的良善。

　　《美好的夜晚》同样用大量的笔墨刻画了女性的情感，体现出女性鲜活生动的生命状态。一对已经离婚的夫妻失去了唯一的女儿，留下妻子一人在老房子里怀念过去，最终妻子的遗憾和执念在租房母女的温暖情谊中得以化解，她重拾起对生活的希望。简媛着重记叙了两对母女间的细腻情感，如妻子对女儿跨越生死的爱、妻子对失独家庭子女的关怀、租房母女间的相互体谅、女性之间的彼此信任和宽容等。她在小说里构建了这样一个“女性王国”，她们的痛苦、快乐、释然等多种情绪都因同性生发，又由同性改变，最后她们在彼此映照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两只铃铛》里的母亲则更进一步，她作为家里唯一的女人，开始承担起男性的职责，她从男性事业的支持者、辅助者，变成了男性事业的接续者、主导者。父亲去世，四个哥哥出门在外，家里仅仅留下“我”和母亲坚持往沙漠里栽树，母亲过去做着为父亲数树苗，准备父亲去植树时吃的便当，缝补父亲在植树时磨破的衣服等琐事，她以妻子的身份存在。但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在生活拮据和自身听力消退的情况下接手环保事业，坚定地要把植树干下去，“母亲走向沙漠时像个重拾信心的战士或重返青春的少女。”她剥离掉妻子的身份，更增添了女性本身的社会价值，展示出沉默且坚韧的女性力量。

　　和许多女性作家的书写一样，在简媛的叙述中“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和行为主动权，男性已经退居二线，几乎看不到一个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可以说，在《去南方》的世界中，男性角色都是如此苍白而扁平，“父亲”更是一种隐身或缺失的存在。这样的表达显示的是简媛对传统男本位家庭模式的颠覆和解构，毕竟出现在《去南方》世界中的男性或多或少在“威胁”“搅动”着女性本可能平和的生存状态。《美好的夜晚》中丈夫无法共情妻子的忧伤，他在女儿去世后迅速脱离，组建起新的家庭，完成自己“生儿子传承香火”的愿望；《枯秋》里的父亲在留老相好过夜之后，又试图喝农药自杀以摆脱现实的困境，却未考虑妻子一人抚养两个女儿的艰辛；《你为什么不哭》里的姨夫无视血缘和年龄的限制，把外甥女当成解决自己生理需求的对象。

二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打破了传统家庭和男权观念的桎梏，让女性敢于脱离家庭，追求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一时间激起了“出走”的热潮，但鲁迅却冷静且深刻地指出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娜拉”出走的结局只能是失败——“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在一个世纪以前的问题好像一团乌云，一直提示着我们女性独立之路的艰难。简媛在《去南方》中则试图再次面对这个有关女性生存困境的世纪难题，尝试探讨新的时代下那些经济独立的都市女性出走后的可能。

　　《去坝洪村那天》中的女主人公为了放下自己对初恋男友七年的无谓守候，决定前往即将消失的深谷老村。山村的自然景色唤醒了她对故乡的思念和生命中最赤诚的情感，“我不再是一个猫咪般乖巧或纯洁懵懂的小女生……我更多的是选择相信自己”，她摆脱了过去的自己，在电闪雷鸣带来的恐惧中仍然保持清醒，她选择放下对男友没有结果的等待，转而大胆地去把握当下的幸福，女主人公通过出走不仅获得了心灵上的宁静和救赎，还迎来了新的人生选择。《去喀纳斯》里的泽西因为一封发黄的信和一张老照片踏上了去往喀纳斯的路，没有充足的资金，没有完善的计划，她凭着内心对金拓以往人生的探索欲走向了西北地区，历经艰险也从未退缩，最后在纯净的雪山下写下回信，收获了内心的平静，与自己达成和解。

　　简媛记录着女性的行动，试图回应百年之前的这一女性之问。“五四”时期的“出走”更多的是一种叛逆和逃避，是对父权的叛逆，是对家庭关系的逃避，而简媛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为了寻找生活谜团的答案，是为寻找爱情的真谛，也是为寻回自己，更是为了放下自己本以为放不下的执念。“去”这个动词展现的是女性主动行动进而与自己和解的过程，是女性在认识自我过程中的一种坚决的行为。简媛笔下的“去”就是一种“出走”，这是一种不同于“五四”时期娜拉那般的选择。“之前的‘逃离’，对象是父权，终点是爱情；现在的‘逃离’，对象是爱情、婚姻、平淡而重复的日常、机械的生活模式，终点是远方。”简媛笔下女性目的地的地理指向多是新鲜、自由、纯净、陌生化的远方，“去坝洪村”“去喀纳斯”“去南方”，这与琐碎的日常形成鲜明的对照，代表着成为行动主体的女性正在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出走的娜拉像一个寓言式的咒语在一代代中国女性身上应验和显现，随着女性力量的一步步解放，当代女性在这种选择中逐渐认识了自己，她们在出走的过程中与过去的自己达成和解，塑造了更加完善的自我，给当代女性提供了更加积极的行为模式，指向了一种新的人心的救赎和重建的主题。

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的写作集中在职场歧视、情感创伤、父母缺位等讨论主题。张辛欣在《在同一地平线上》中描写一名女导演在争取事业上性别平等的困难；张洁在《方舟》里记录三位知识女性在社会中打拼的艰辛，最后只能退居自我空间来缓解精神压力；王安忆的《长恨歌》以王琦瑶为中心写了她与几名男子长达四十年的复杂情感经历。简媛的《去南方》或多或少也触碰到上述写作要素，但在此之外，《去南方》更值得被我们认识的地方还在于其揭露出了女性生活的新型困境，显现出 21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新动向。

　　小说《去南方》中的母亲美蓝一人担任了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在公司，她积极工作，从普通的销售员成长为大区经理；在家里，她贴心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原本只专注于家庭生活的女性走向了社会，她不仅要面对公司裁员的压力，还需要费心缓解和前夫之间的矛盾，缓解与女儿之间的隔阂，承担起双重责任。“离婚时，美蓝觉得自己掌握了某种权力”，在美蓝的身上，呈现出男权社会的权力属性在女性身上的折射，她对女儿看似有着细致的关怀，实际上充满了偏执和控制欲，她试图了解女儿一切行为的动机，希望女儿完全按照自己规定的路线行进。

　　有一次在和女儿的争吵中，美蓝脱口而出多年前在相同房间说出的充满攻击性的话语，通过这一情节设置，我们能够意识到女性在带有男权制色彩的环境中成长，很容易“染于苍则苍”，此时的美蓝已经占据了传统家庭里父亲的位置，因此母女之间的关系完全发生了变化，母亲就像父权社会的暴君，女儿随之变成了困在父权社会之网下的女性，文中的父亲却成为女儿追寻的远方。“你要不要去南方和爸爸一起生活？”最终母亲美蓝学会放手，更加专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她让女儿去往南方，实际上是让女儿远离专制冷漠的生活环境。

　　在简媛将小说名“去南方”设定为作品集的名称之后，这部集子显示出了新的美学意象。具体来说，双重命名使得《去南方》获得了双重内涵，也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美学价值与意义张力。第一重内涵在于，简媛在小说里揭示出女性在努力颠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之后面临的新型困境——当母亲占据了父权的位置的时候，母女之间的关系就会完全发生变化。小说中，母亲表面上对待子女细心体贴，但实际化身“暴君”，而父亲成为孩子所追求的远方。那么在家庭关系中，尤其是单亲家庭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男权社会的权力属性在女性身上的映照呢？第二重内涵在于，简媛赋予“南方”这一文学概念以生机与茂密、温暖与诗意的新意味。“南方”可以是沈从文笔下幽静质朴的“茶峒古镇”，韩少功笔下闭塞落后的“鸡头寨”，也可以是苏童笔下阴郁衰败的“香椿树街”，格非笔下裹挟在时代洪流里的破碎的“花家舍”，其实质均为作家借由对一种意象的描摹，寄托某种特定的理想以及表达对现实的反思。简媛的“去南方”也有这样的“诱惑”，表达的不仅是对女性回归自我的期待，更显示出对新时代男女关系的真切思考。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女性写作者来引领和启蒙女性意识和女性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性别议题已经从文化精英阶层的引领渗透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关注。”简媛的作品集《去南方》关注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对传统家庭模式的解构和两性关系的置换，她采用女性叙事表达对父权、夫权的反抗，张扬女性主体意识。同时对现代女性面临的困境进行挖掘和反思，充满了揭破自身美梦的勇气，在反思现实中不断实现自我成长，推动女性性别文化的建构。

（本文选自《创作》杂志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王雨佳：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曾在《扬子江文学评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主持省部级课题两项，参与国家级课题两项。

　　彭博：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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