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艺林新评丨长沙女性写作观察——以彭晓玲、简媛、黄镌的小说创作为例

长沙女性写作观察

——以彭晓玲、简媛、黄镌的小说创作为例

文|贺秋菊

　　近年来，长沙女性写作呈现出繁荣景象，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她们关切时代社会发展，或基于女性主义立场而创作，或主张身体展示和张扬欲望，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关注人物的命运、情感和成长，创作出了一批富于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女性写作成为一股渐露锋芒的创作潮流。本文以彭晓玲、简媛、黄镌三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为例，探索近期长沙女性写作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

　　“五四”以来的湖南第一批女作家或注重突出作为女性的性别特征，或注重鼓励女性走出女性小我、迈向社会大我的书写。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了长沙城，女性写作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汤素兰、薛媛媛、彭晓玲、彭海燕、黄镌、廖茗等长沙本土女作家与余艳、赵燕飞、彭湖、余红、简媛、曹志辉、张雪云、袁姣素等移居长沙的女作家共同构成了长沙女性写作的主体力量。

　　主动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女性在长沙女性写作者的叙事中成为主要人物形象。简媛移居长沙后开始写作，她的作品关注女性命运，尤其是农村妇女和城市底层女性的情感生活、事业状态，那些走出乡村的女性依然要挣扎在现代社会的家庭、爱情、婚姻与事业发展的泥泞中。她在小说中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展现她们在困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长沙本土女作家彭晓玲和黄镌的作品关注地方生活中的女性故事，揭示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性别歧视、家庭束缚等问题。女性意识的大面积苏醒成为长沙女性写作的鲜明特点。

　　“旅居”和“移民”文化生活状态让长沙女性写作在主题、内容和表现方式上呈现出应有的丰富性、层次性。一些女性作家起步阶段倾向于倚重个人经验来构筑文本，甚至将一己的意愿、情感不加抑制地扩张，彭晓玲、简媛和黄镌的写作有意识地避开了这种倾向。她们的写作建立在反复调查研究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她们以自觉的女性写作面目出现，但又绝非仅仅关注女性。如彭晓玲关注空巢老人问题，研究地方历史文化，还创作了大量文化散文。简媛的小说几乎全部以女性为主人公，但她并未局限于简单的女性主义写作，而是走进各行各业女性的生活、事业，观察女性的境况与成长。黄镌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于宁乡这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小城，安静地记录这座老城里的每一个人及其故事。如果其女性主张不是突显在那些绵柔细腻的书写处，在那些女性主人公的坚韧处，大概我们也不会将黄镌的文本纳入女性写作来进行观察。

　　在女性写作的大潮中，女性的个人化和私人化堂堂正正地走进了文坛。值得注意的是，长沙女性作家并不简单地进行表层写作，而是探索具有女性特质的叙事，通过写作唤醒女性。在她们的笔下，女性已经从作为欲望对象的生存处境中解放出来，扑面而来的感性、直觉叙事足以与男性写作抗衡。简媛在小说中多处写到女性的欲望与渴求，在爱情和婚姻的猎场里完成了对女性的建构，也建立了自己的女性写作姿态。“我要和他离婚”“我为自己而活”作为一种呐喊，正在唤醒女性意识，同时解构男性话语霸权。

　　女作家创作长篇小说现象备受瞩目。早期的蒋子丹《长大不容易》《囚界无边》、贺晓彤《美女如云》、骆晓戈《山那边的橡胶林》、余艳《后院夫人》以及王静怡的现代知识女性系列小说，赵燕飞《明月几时有》、余红《琥珀城》《从未走远》、简媛《空巢婚姻》《棘花》、修篱种菊《念念不忘》、廖茗《辣妈辣事》等一系列长沙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展现了女性对生活的追思与拷问。残雪已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成为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汤素兰《阿莲》、薛媛媛《湘绣女》、曹志辉《女歌》着笔女性命运，写得贴切、自然、丰满。彭晓玲《谭嗣同》、彭海燕《第一信号》、袁姣素《我是一个兵》讲述历史人物或英雄故事，于历史深处探寻湖湘精神和人性光辉。

二

　　“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始于1918年，至今不过百年历史。此前的女性一直作为绝对的“他者”存在于世。她们只是某个家庭的祖母、母亲、妻子、女儿，死后的墓碑上不会刻上她们的姓名全称。即使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女性依然在很多领域作为“他者”存在。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写作让“她”备受关注。

　　三位女作家笔下都写到了那些没有名字或名字模糊掉的人，有“她”，也有“他”。《谭嗣同》里的女性大多是没有完整姓名的，她们只有专属于家庭或丈夫的称谓，比如谭嗣同的妻子大多数时候是闰娘或少奶奶，谭嗣同亡故兄长的妻子是黎嫂或巧嫂子，父亲谭继洵的小妾是卢氏姨娘或后母，会馆老长班刘凤池的老婆叫杨妈，等等。我们同样也注意到，包世贞从一出现就是和小说里的男性一样拥有完整姓名的人，康有为的女儿是康同薇，陈三立的妻子是俞明诗。很显然，作家差异化对待了女性。黄镌正好相反，小说里的刘八字、张铁匠、章大胖子、巧手十都是男性，这些称谓或是职业，或是长相，或是手艺，代表了他们的某种社会身份，人们很少称呼他们的完整姓名，作者却给笔下的女性以完整姓名。

　　三位女作家在小说中都讨论了性别话题。首先是关于生男生女的问题。黄镌笔下的人物以生女儿为主，小扇坊的张铁匠积极参加“只生一个孩子”代表大会，免不了要和人争论一番，才能强调生女儿的好。婆婆要赶走卖卤菜的章大胖子的老婆孙秀华，只因为她生了个女儿。简媛笔下的女性也都生了女儿，她在多篇小说里讨论了生男生女的问题，短篇小说《美好的夜晚》的男女主人公因为成了没生儿子的“绝代户”离了婚，《棘花》《空巢婚姻》的女主人公都曾为生下女儿所困扰，那些婆婆们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她们的儿媳妇也做了婆婆以后再次出现。谭嗣同的闰娘生下儿子，但闰娘却是李家的独生女，李寿蓉也因“膝下无子”而产生遗憾。其次是关于女性受教育的问题。《谭嗣同》中，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关于开启民智的讨论强调“女子同样重要”，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妇人的不学无术是中华积弱之根本”，办女学被写进了女作家的小说中。再次是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谭嗣同》浓墨重彩地记录了女子不缠足会的第一次会议，有宣传手册和简明章程，参加会议的只有两位女性，一位是“穿洋装戴礼帽的白人洋太太”立德夫人，另一位是“衣着朴素的年轻华人女子”，中国女性在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是缺席的。简媛笔下一代又一代女性似乎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就是从乡村走进城镇再进入大都市，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职业女性。

　　她们试图重塑新女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启蒙首先意味着有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女性重新创造一个自己，意味着要从传统文化的限囿中走出来，从传统文化“贤妻良母孝妇”的既定角色中跳脱出来，从工具化与依附性的存在中跳脱出来，重塑一个有爱有恨、有欲有求、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经济独立、精神自在、人格完善的人。一百多年前的包世贞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假扮男装去见了仰慕已久的谭嗣同。女青年杨素可以选择过去鲜有女性从业的肛肠科，并成为业务带头人。《小扇坊》里的尹红莲十岁开始做扇，劈篾、刮骨、开纸、裱糊、熬油、抛光，她都会。继母在樟树上上吊走了以后，她“拿把开山斧，一气不歇地”就把院中那棵她老子的老子种下的百年古樟树给砍倒了，肢解了，堆在院里，放一把火烧了，还把灰烬火炭归拢，挑到化龙溪倒了，把箢箕也丢到河里去。尹红莲为改变传统的悲剧性命运塑造新我生命所做的努力是彻底的。

　　女性身份的确认往往需要男性的离开。三位女作家的笔下，那些女性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在扮演社会与家庭所给予她们的他者角色和追求自由之间的犹豫不决。在既定的社会格局之中，女性在意识深处不自觉地通过男人界定女人的方式来界定自己，以男性眼光来认识和评价自己。于是，我们读到了那些女性的疾病，心理的、生理的，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职场的竞争、家庭的重担、日复一日的琐碎、黑夜无尽的孤苦无依以及空巢家庭的孤独中积累起来的。于是，女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安排了男性的离开。在简媛的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大量男性的消失，或是以和女主人公分手的方式，或是离婚，抑或是被女性所杀害，等等，仿佛在当下实现女性身份的确认，使女性恢复为人，只有在“他们”的离开之后。

　　还需要注意的是女作家笔下的“姐妹情谊”现象。女性长期被安置、散居于各个不同的社会单元里，无处不在，没有共同的社会身份，也很难有与具有共同处境、共同利益的群体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机会。我们注意到，《小扇坊》里的尹红莲在继母去世后，承担起了照顾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碧枝的任务，得知碧枝被父亲欺负，她就让父亲在她们的生活中“消失”，砍掉老樟树后，在院里种了碧枝喜欢的梨树，还跟妹妹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她甚至对妹妹产生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占有情愫，妹妹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爱。在《空巢婚姻》里，胡静与李竞这对好姐妹形影不离，她们的关系甚至超越了母女、夫妻。同样，《谭嗣同》中闰娘和黎嫂也是一对好姐妹。女性不再处于被观看的地位，一部分女性结成了姐妹，开始观看和审视男性。她们笔下所喜欢的男性，似乎也有了女性般柔软细腻的心思，甚至时常会被感动得落泪。

三

　　地方滋养作家，作家书写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养自己的故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长久地触摸故乡的万物生灵，产生出一种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这种情感成为作家的精神故乡，使其不断重回故乡，展开想象和叙述，讲述内嵌于故乡的故事，令重新建构的故乡成为文学意义上的“地方”。长沙这个“地方”在女作家的笔下闪耀着光芒，让她们的创作具有了独特的地方气质。她们一遍遍重访那些过往并看见未来。

　　女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地方性追寻和建构。民间生活的书写引人关注。三位女作家都描写了地方的衣食住行，呈现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地方语言叙事。黄镌的中短篇小说集《喊魂》《老城十二巷》聚焦地方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建构属于她的人文小城。尹红莲的母亲是宁乡唐市人，唐市是油纸扇之乡，过去有三十多家扇坊。尹家扇坊里，工匠们劈篾刮骨，熬油画扇，马车驮着整车扇子，走出大槽门，嘚儿嘚儿……字里行间的地方性书写无处不在。她还写到了春天的沩江适合养鸭子，鸭子中秋节可以上市，圆滚滚的，招来了收购鸭子的商贩。天蒙蒙亮的南正街，卤菜摊子的老板切菜、烧锅、下油，倒入卤菜，滋啦一响，下葱姜蒜，下辣子，下细盐，下香油，颠颠锅，磕磕勺，再撒一把香芝麻油，就起出了一盘街头的宁乡卤菜。《谭嗣同》尽管写到了浏阳、长沙、武昌、汉口、北京等多地，但毫无疑问，端午节吃碱水粽子、喝雄黄酒，伴以腊肉、火焙鱼、浏阳酸菜、剁辣椒、豆腐干下酒，浏阳的地理文化特色鲜明。

　　彭晓玲关注地域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这与她多年在文史馆工作的经历不无关系，她注重在湖湘文脉和湖南人的地域性格及其生成上进行地方性观察。《谭嗣同》里，长沙的年味是“大雪纷飞，大街小巷迎春的爆竹声响成一片。家家户户门前张灯结彩，大门两边贴上红艳艳的春联……天刚刚亮，鞭炮的轰鸣声里，一大家子欢欢喜喜地坐下来吃早餐”；长沙的天气，才刚刚四月初 “就闷热得一塌糊涂”；长沙的历史记忆，“光绪十六年，拉通了长沙至武昌的电报线路，发出了第一份电报”。长沙街景在她的笔下是“西牌楼、八角亭、药王街、麻石路，粮行、油行、药房、绣庄、布庄、鞋店……”长沙小吃有“红烧蹄花、油炸臭豆腐、姊妹团子、麻油猪血、荷兰粉”。彭晓玲的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以及地域文化散文《民歌婉转润浏阳》《浏阳非遗》、长篇历史小说《血色围山》都在以文学文化的方式追寻生养自己的故乡；而长篇报告文学《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则是在社会意义上的追寻。

　　相对于彭晓玲在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追寻，简媛更注重对地方时代精神的追寻和女性成长空间上的建构。她文学起步较晚，创作主要集中在女性题材方面，致力于做一个女性观察者，在过去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著有长篇小说《空巢婚姻》《棘花》、小说集《去南方》、散文集《人生缓缓》，目前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新作《你好，蓝青》。她的小说人物大多生于南方乡村，后移居城市，地理空间的书写与作家本人生活空间轨迹重合较多，她的散文却多写城市的文化生活。她运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湖南乡村的美丽风光和民风民俗，巧妙地运用象征、暗示等手法，表现了女性命运的沉重与无奈，在困顿处追寻与建构。

　　长沙女性写作展现了在困境中顽强拼搏的新女性精神。在女性主义批评未曾注意或者不够重视的地方，长沙女作家发掘文学中关于人与现实的意义，用扎实的文本呈现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为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男性读者提供了一个体验体察女性情感世界的角度。彭晓玲在文史馆的史料中“结识”了同乡谭嗣同。写作《谭嗣同》时她反复提醒自己要以男性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世界。为此，她不断地回到故事的发生地，一遍遍寻访北京、上海、武汉、天水、兰州、长沙……置身其中，通过刻画主人公读书、穿衣、吃菜、看戏、交友等来进入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长沙女性写作既有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思，又有女性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她们的写作呈现了文学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发展了女性文化空间，使女性精神天地不断地得到伸张、调整，给文学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文选自《创作》杂志2024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贺秋菊：硕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有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学研究》《船山学刊》《文艺论坛》《长江文艺评论》《广西社会科学》《贵州文史丛刊》等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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