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艺林新评丨孝悌：家和文化的内核——读杨晓升中篇小说集《海棠花开》

孝悌：家和文化的内核

——读杨晓升中篇小说集《海棠花开》

文|杜光辉

　　笔者曾在《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作家文 摘》等刊读过杨晓升先生的中篇小说《海棠花开》《阴差阳错》《教授的儿子》，后又读到杨晓升先生的第五部小说集《海棠花开》。这部小说集选编了四部中篇小说，其中三部都是抒写中华民族传统的孝悌文化， 一部小说集集中展示孝悌文化尚不多见。作家杨晓升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孝悌文化的前世今生，以及当今时代出现的问题，给世人敲响了一记警钟。

　　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农耕文明生产方式，社会救助功能基本缺 失，人们遭遇天灾人祸、无法摆脱灾难时，唯一的救助渠道来自家庭、家族。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家和文化，家和文化的核心是“孝悌”。孝悌是家庭、家族生存的根基，这要求成员日常孝顺父母，善待兄弟姐妹，维系家庭家族亲情。家庭家族成员一旦遭遇灾难，其他成员将奋力救助，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家庭成员在遭遇灾难时能逢凶化吉、顺利度过。

　　创作报告文学的杨晓升，一直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环境的变化，他发现近几十年来，家和文化不再被人们提倡和重视，孝悌在人们的生活中被忽视，兄弟姐妹另组家庭后，更强调自身利益，疏离亲情。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微单元， 社会由无数个微单元组成，家庭的不和谐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对孝悌的疏离不仅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

　　中篇小说《海棠花开》当中，在大学任教的赵教授一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赵教授夫妻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大赵、小赵。赵家两兄弟贪玩顽愚，勉强读完高中，考大学根本无望。上世纪50 年代赶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兄弟俩通过抓阄， 大赵下乡去了农村，赌气在当地娶妻生子； 小赵留在北京，当了普通修理工，娶了纺织女工。后来，大赵的两个儿子赵争气、赵争光，一个考上清华，一个考上北大。大赵按政策回到北京又住进四合院。赵教授和老伴过世后，兄弟俩为争得父母正房明争暗斗、大打出手，最终以抓阄的方式，大赵获得了正房。大赵和小赵为各自的利益斗气。大赵自以为有斗气的底气，他的两个儿子在美国上班，不断寄钱回来，他喝茅台、吃龙虾。小赵经济条件一般，却看不惯大赵一家嘚瑟，两家在赌气中过着生活。一天，大赵突发脑出血，年迈的妻子束手无策，小赵女儿女婿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大赵终于感悟到“出多少钱请保姆都不如兄弟亲情”。兄弟俩终于回归亲情。

　　杨晓升先生借助大赵的大儿子赵争气的嘴说：“危难时期，才明白人生在世，其实什么都不重要，生命和亲情最最重要。”

　　亲情是家和文化的内核之一。

　　其实，西方文化也认可家庭的和睦是最宝贵的东西。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认为： “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上的一种花朵，没有 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优美，没 有东西比它更适宜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 坚强、正直。”

　　中篇小说《阴差阳错》中，刘大山和林书琴的三十岁的儿子刘星患上肝癌，刘大山夫妇争相为儿子捐献肝脏，却发现自己不是刘星的生身父母。刘星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父母的身体受损。他们在各方配合下，发现林书琴当年在医院分娩，同时分娩的还有王桂香，王桂香、牛同发夫妇的儿子牛自强才是林书琴和刘大山的亲生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刘星则是王桂香和牛同发的亲生儿子， 阴差阳错。

　　他们双方都舍不得放弃自己抚养了三十年的儿子，又希望和亲生儿子相认。林书琴还希望刘星的亲生父母能为刘星捐献肝脏。但刘星的亲生母亲王桂香患有乙肝等疾病，不能做肝脏移植，刘星的亲生父亲牛同发不同意为刘星捐献肝脏。刘大山和林书琴的亲生儿子牛自强对患病的刘星充满同情，答应和养母王桂香一块去认亲。王桂香见到自己患有重病的亲生儿子刘星，两人竟抑制不住地拥抱在一起。牛自强也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林书琴，并给林书琴转了10 万块钱，作为刘星的治疗费用。刘星的妻子许莹用爱情、善良陪伴他走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亲情的花朵只有在勇于承担责任的土地上才可以盛开，土地越肥沃，花朵越鲜艳。人如果远离了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远离了亲情，亲情的花朵必然凋零。

　　《阴差阳错》中有这么几段细节描写——

　　刘星的养母林书琴知道儿子刘星需要做肝脏移植，毫不犹豫地对医生说：“我是孩子的母亲，把我的肝脏移植给他吧，越快越好。”丈夫却阻止了她，说：“要移植也轮不上你……我是男子汉，天塌下来应该我先顶上！”

　　丈夫刘大山回忆当年与林书琴恋爱时说的话：“……胆大意味着更有责任和担当，意味着危难时刻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我是军人，转业回到县城工作，不求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只求有份稳定满意的工作， 为父母尽孝的同时，为妻子和孩子遮风挡雨，给他们一个温暖安宁的家。我认为真正的爱情和婚姻，不仅双方要能同甘，还要能共苦，男人更应该像军人一样，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在生命只有三个月的垂危之际，刘星却不愿让父母为自己捐献肝脏：“……肝脏移植需要匹配的肝源，我是独生子，只能靠自己的父母。让父母为我移植肝脏，那不是把父母的身体给毁了吗？我怎么能够忍心？真要那样，我岂不是成了千夫所指的不孝子？”

　　刘星的年轻妻子许莹，在丈夫生命垂危的时候，以细弱的肩膀挑起千斤重担，给予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想到总有一天刘星会离我而去，我的心就在滴血。夜深人静之时，我只能一个人独自哭泣。但在刘星面前，我却强忍痛苦，强颜作笑，不断安慰刘星，鼓励刘星，希望他勇敢坚强，力争战胜病魔。我还上网搜集了抗癌成功的例子，给他讲，给他看，希望他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我还鼓励他，你好好治疗，等你治好了病，咱们还要生个白白胖胖、聪明乖巧的孩子呢！”

　　刘大山、林书琴的亲生儿子牛自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和刘星的境况后，给母亲说出真心的感慨：“不幸的是我那位陌生的弟兄，你们的亲生儿子，他被错抱到我的亲生父母那里，耽误了打乙肝免疫球蛋白，以致年纪轻轻就染上了重病，这也太惨了，我替他感到悲哀、憋屈……甚至琢磨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分担些什么。”

　　小说里还有刘星的养母林书琴的独语： “天下的母亲都一样，在子女面前，心都是肉长的，除了爱还是爱，哪怕需要付出自己 的一切都在所不惜。王桂香愿意从深圳来认刘星这个身患重病的亲生儿子，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刚才她让儿子牛自强通过手机 银行转来10万块钱，说是帮助刘星的治疗费用。”

　　刘星在垂危之际，见到自己的生母时也发生了情感变化：“我望着这张罩了我很久的中年妇女的脸，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地喊了一声‘妈’。虽然只是轻轻地喊，生母此刻却像崩溃的堤坝，她‘唉——’了一声，激动得掩面而泣，情感之水迅疾决堤而出，她忽地扑在我身上紧紧搂住我，一时间泪如雨下。我们母子俩紧紧地搂在一起，生母落下的泪水，掉到我的脸上，又淌到我的脖颈里，我内心感到一阵阵无与伦比的温暖与温馨……”

　　小说还写了刘星的生父牛同发，得知亲生儿子刘星需要移植肝脏，责骂妻子王桂香：“你这臭婆娘，你倒是心软，你倒是逞能！那好，你逞能你自己去捐献肝脏吧，反正我不捐。”

　　通过上述情节，我们不难揣测出作者要表达的真实思想——亲情需要责任滋养，没有责任的滋养，亲情只会枯萎。亲情和责任相互成全，责任就是对亲人的无私和奉献， 推卸责任也就推掉了亲情。自私的人永远不会为亲情付出，也永远不会享受亲情。王桂香和养子牛自强回到深圳的家里，看到牛同发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一幕，王桂香气得当场昏厥。以后呢？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像山水画的留白，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牛同发再也享受不到妻子和养子给予的关爱了。

　　中篇小说《教授的儿子》中，陈梦芸教授和张开平教授四十多岁才有了儿子张童童，老来得子，爱子更甚。张童童自小学习不好，陈梦芸夫妇认为儿子如果考不上名牌大学，前途必然渺茫，自己脸面也无光。他们就联系在美国定居的学生刘海洋，帮助张童童进入美国的一所私立中学就读，而后升入大学，要求儿子必须读到硕士毕业，这样才能顾住教授的脸面。为了应付高昂的学费、生活费，陈梦芸夫妇节衣缩食、做家教、借款，依然入不敷出，只好卖掉一套房子。张童童却不能如期毕业，陈梦芸夫妇坚持要儿子读完硕士，成为留美硕士再回国。张童童不愿继续读书，要求留在刘海洋在美国的公司工作。陈梦芸夫妇只有张童童一个儿子，希望他回国工作，一家人团聚，张童童便找各种理由不愿回国。陈梦芸夫妇无奈，要求刘海洋辞退张童童，迫使他回国。张童童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地训斥父母， 张开平当场被气得脑出血，抢救后落得半身不遂。张童童不得不回到国内，但他已经不适应国内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氛围。父亲去世后，张童童坚决拒绝母亲的挽留，再次飞往美国。陈梦芸身患重病后，得到保姆母子的精心照顾，去世前她才醒悟过来，立下遗嘱将所有财产赠送给保姆母子。

　　小说里有这样的细节叙述：“一直被视为心肝宝贝并从小就被寄予厚望的张童童， 自打小学开始就一直不争气，高中只能上普通高中，张童童本人似乎无动于衷，可做父母的却无法接受，夫妻俩觉得自己是堂堂的大学教授，儿子却只能上普通高中，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张童童不愿回国，在电话里对父母一顿训斥：“你们烦不烦呀，三天两头打电话骚扰我，这还不够，竟然找我的老板告黑状， 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吗……我现在是大人了， 不再是小孩，大人有选择个人生活的权力， 你们懂不懂呀？你们连这点权力都不给我， 还算什么合格的父母？”

　　当别人批评张童童时，他反驳：“我是我妈生下并养育大的，可生下来她就能一劳永逸将自己的儿子当私有财产吗？我只能像影子一样一辈子跟在她的身边？我还有没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力？如果中国的父母生孩子只是考虑为自己养老、尽孝道，那是不是太自私了？”

　　张童童继续说：“我妈还能活多少年，我还能活多少年……我决不愿意为了照顾我妈的晚年生活牺牲自己一辈子。我很不理解中国的父母，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孩子，其实是为了自己……”

　　张童童的一连串说辞，连劝说张童童的陈梦芸的学生都觉得“有些奇葩，但细究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吧”。

　　那么，小说涉及的这些故事中的人物， 到底谁有理，谁没有理呢？

　　如果站在传统的“家和”“孝悌”立场上，小说充满对张童童的不满和批判，和对张开平、陈梦芸夫妇的深切同情，还有近似绝望的悲哀、无奈。但是，如果深刻地剖析，张开平、陈梦芸夫妇为什么会培养出张童童这样的儿子？读者应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这才是杨晓升小说里的留白，留给我们思考空间。

　　张开平、陈梦芸夫妇作为大学教授，难道不知道罗素讲的“父亲们最根本的缺点在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为什么不让儿子在国内的普通中学读书，非要把还是少年的儿子送到美国读书，要求其读完硕士再回国？

　　难道他们不知道溺爱不是爱，而是对孩子的一种甜蜜的摧残？不知道“孤犊触乳， 骄子骂母”？不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的古训？不知道“以溺爱对待儿童，只会造成儿童的不诚实、虚伪和自私自利”？不知道莎士比亚说的“逆子无情甚于蛇蝎”？

　　难道他们不知道孩子童年(少年)时期所接受的生活是他的母本生活，所接受的文化是他的母本文化，一生的发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延伸？他们不知道让少年、青年时期的儿子接受了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又要求儿子回国过东方生活，接受东方文化的制约，是一个非常难以跨越的沟壑？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新的科学技术必然取代旧的科学技术。人文科学的发展不是新旧轮替，而是筛选、叠加。旧文化不一定不代表文明发展的方向，新文化也不一定代表文明发展的方向，关键在于对新旧文化筛选后的叠加。在东西方文化、新旧文化等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剧烈博弈的当今时代，我们需要认真反思传统的孝悌文化，发现其中不适于文明发展的糟粕。比如我们传统的家和教育，确实真像张童童所说：“……这些人为啥活得这么累，就是因为人人自小就受到家庭和大人的教育，什么要出人头地，要大富大贵，要成名成家，要光宗耀祖，等等， 这么活着能不累吗？”

　　这也许是杨晓升借张童童的嘴，对传统的家庭教育提出的严肃批评，也是对传统的家和文化的筛选。这也许也是杨晓升中篇小说集《海棠花开》的创作旨意。

 （本文选自《创作》杂志2024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杜光辉：文学教授，文创一级，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散文集11部，在《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发表作品950万字，34部中篇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转载。获《中篇小说选刊》2000—2001年优秀中篇小说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首届全国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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