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艺林新评丨隐喻、唤醒与重塑——读韩少功中篇小说《爸爸爸》
隐喻、唤醒与重塑
——读韩少功中篇小说《爸爸爸》
文|袁硕望
韩少功的《爸爸爸》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式中篇小说,文中构建了一个没有时空坐标的鸡头寨和鸡尾寨,通过智力障碍者丙崽,串联起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与精神情况。书中大量的奇异风俗和生活,展现了鸡头寨人的愚昧落后。本文试图对文本进行深层次挖掘,对小说中的悲剧性进行探究。
怪诞的悲剧和多视角隐喻
从头到尾,韩少功的《爸爸爸》是一部荒唐怪诞的悲剧。小说中荒诞不经的病态社会、神秘魅惑的巫楚文化、莫名其妙的部族争斗和深沉厚重的悲剧意识贯穿始终,这些村民面容模糊,行动和思维却出奇一致——他们遵照古时的风俗,信巫蛊、好斗、歧视弱者,行为间充斥着愚昧、野蛮、无理的气息。在这样扭曲的人文环境下,丙崽、丙崽娘、仲满、仁宝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人物。
主人公丙崽无疑是韩少功刻画得最成功的悲剧人物之一。丙崽是一个典型的由巫楚文化浸染的彻头彻尾的生理怪胎、社会怪胎和文化怪胎。“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从他的降生,到后来他的生活、行为、生存环境、文化基因,无一不“孕育”着这个畸形怪胎。
首先是他的形象。背篓高的身材,永远穿着开裆裤,未老先衰,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的大脑袋,时时舔吃长长鼻涕的舌头,生着腥臭异常的脓疮的头顶,慢腾腾地翻一个死鱼似的白眼,额上爆出一根根青筋,整日以戳蚯蚓、搓鸟屎为乐,烦恼发作时便疯了一样,咬自己的手,揪自己的头发……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畸形小老头。
其次是他的语言。一辈子只能说两句话,永远只能表达两种最基本的意向和情绪:凡属肯定、积极方面的,就喊一声“爸爸爸”;凡属否定、消极方面的,就咕噜一声“×妈妈”。无法分辨刺激的性质时就胡乱作正负反应。从其精神和智力发展程度看,堪称一个智力障碍者。
再次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实在是一种非喜则怒,非善则恶,非好则坏,一言以蔽之,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思维形式。”(符聪:《论韩少功〈爸爸爸〉人物的民族悲剧意识》,原载于《语文教学与研究》2017年2月中旬刊)更荒唐的是,险些因祭谷神被杀的丙崽这两句“非此即彼”的话,被鸡头寨人顿悟为“莫非就是泄露天机的阴阳二卦”,因而把丙崽尊为“丙相公”“丙大爷”“丙仙”,顶礼膜拜。而正是巫族文化潜意识的作用,荒唐可笑的事发生了,作为祭品的丙崽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丙仙”,丙崽和鸡头寨人的种种行为和怪异的思维,酿就了丙崽、丙崽娘、仲满裁缝、仁宝等一帮悲剧人物和后来部族诸多惨痛的悲剧。
韩少功为什么要以一个身体与智力都不健全,有生理缺陷的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呢?我想绝非讽刺、挖苦、揶揄和嘲弄。虽然文中大量描写了丙崽在鸡头寨里饱受男女老少的嘲笑、戏弄、打骂、欺凌,但我想这是一种深刻的隐喻。他的生存既艰难又顽强,他的生活既单调又丰富,他的生命既沉寂无趣又生机勃发,从文字呈现在外的悲剧色彩之中似乎有一种内敛于心的悲壮的光芒。
丙崽娘无疑是另一个悲剧。她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她是痴呆儿子丙崽的娘,是丈夫弃家而走的弃妇,也是仲满裁缝的弟媳。据说她还和仲满裁缝至今没有婚娶的儿子,外号仁宝的老后生,在去千家坪告官的路上打过一架,“但打着打着就搂到一起去了,搂着搂着就撕裤子了”。“还有人说,当时丙崽‘×妈妈×妈妈’地骑到仁宝的头上揪打,反而被他娘一巴掌扇开,被赶到一边去,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结果有点蹊跷。关键是丙崽娘还真不是寨子里一般的女人,她是从山外嫁过来见过场面的人,她是一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的剪脐带的接生婆。除了也像丙崽那样“间或也翻一个白眼”,她还敢于挑起一竹篙女人衣服,显眼地晒在冲着仲满裁缝大门的地坪里,敢于以胞衣当作大补佳药,敢于对着仲满裁缝“架起一条腿,撕剥脚皮,哼了一声,吐出一口痰,又恨恨剥下两大块茧皮”。她敢于在偷看其他女人的仁宝的脑门顶重重一击,两只大圆眼冒火:“你娘的×,借走老娘的板凳,还不还回来?”甚至,“这一切都不如她那眼光可恶。似乎是心不在焉地瞅一眼,有毫无理由的理由,有毫不关心的关心,像投来一条无形的毒蛇。堂堂仲满的儿子就是被这样的毒蛇缠住,乱了辈分,毁了伦常,闹出一些恶浊不堪的闲言,岂不是往他仲满耳朵里灌脓?”她的心计和才智被生活的悲苦沉重压抑,她的梦想和欲望被命运的石磨不断碾揉,她试图与命运抗争,剪出一个未来和希望,然而她最终发出了绝望的声音。
比丙崽娘思想更开化的是仁宝,丙崽娘是山外“嫁进来”,仁宝是从山寨“走出去”,他仁宝同样是个悲剧。因为仁宝的新思想主要来自“走出去”,作为穿一双不合脚的大皮鞋在石板路上走得嘎嘎响的怪物,他不但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溜进林子里“偷看女崽们笑笑闹闹溪边洗澡,被那些白色影子弄得快快活活地心痛”。他还眼睛不好,看不大清楚,“作为补偿,就常常去看小女崽撒尿,看母狗母猪母牛的某个部位”。他还经常下山去看世界,结交窑匠、锯匠、商贩、读书人、阴阳先生等不平凡的人物。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对“过去”不甚了解,对“现在”似乎不满,恨“这鬼地方,太保守了”。他甚至经常一惊一乍、没头没脑地说着“就要开始了”。可以说,仁宝是一个对现实有所醒悟但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他看不到造成鸡头寨愚昧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而妄图通过进行物质层面的改革以求更新。仁宝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期待能使鸡头寨有一丁点儿千家坪的进步,但寨民并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有的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理不睬;有的是嘲笑和不屑;有的是打压和封杀;有的是一笑而过。他的使命感在寨子里缺乏共鸣,一文不值,仿佛如风,来是来了,但又走了。在文化上无法和寨民同频共振,无疑增加了仁宝精神的痛苦。他模糊混浊的自白“就要开始了”,仿佛神谕一般的预言,寓示着腐朽没落的文化和部族必将发生一次巨大的动荡与变革,而这种悲剧性的社会大变革竟然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和反人性的,是以互相残杀和集体自杀为代价的。而在这场部族人殃中,仁宝和其他寨民一样,都对此束手无策,只能被迫融入其中。
仁宝的悲剧还在于:他不时拿出一个玻璃瓶子、一盏破马灯、一条松紧带子之类,外加可怜兮兮的“帽檐礼”和几个用于炫耀的新名词。他比认为“回”字有四种写法的“长衫君”更胜一筹的是,他居然经过与“老派”煞有介事的激烈论事,把“禀帖”改成了“禀帖”与“报告”折中的“报帖”,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终究是比孔乙己强了三分。这个人物的悲剧其实也是先进文化与守旧文化的冲突造就的,而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悲剧就产生了。
作为一个有“话份”的人,仲满裁缝则是顽固的悲剧化身。“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仲满代表着古朴、庄严、凝重,有绝对的权威性。他至死都坚持正统,认为‘汽车算个卵’,时刻以维护列祖列宗的规矩、辈分、族谱的尊严和权威为己任。”他一直坚守正统,维护道统,看不惯生活中的一切变化,对改良者丙崽娘和革新者仁宝均特别反感,并与之斗争,对其打压。他认为世道败了,鸡头寨要绝了。在喝下了鼠尸灰之后选择了“死得慷慨”,能“载上族谱”的自杀方式“坐桩而死”。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十分悲壮的,这样的人物无疑也是十分具有悲剧色彩的。
批判、反思与唤醒
悲剧的诞生应该带来严肃批判和深刻反思,而这种批判与反思应该是多维度的。
首先是对人性和生命意识的缺失的批判与反思。韩少功在中篇小说《爸爸爸》中把笔触伸向了生命的本体,直抵人性,探索生命的起源和终点。这部作品中,人性是不可直视的,是残酷的,是嗜血的。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了十分残酷且无法想象的画面。根据小说中老一辈留下来的规矩,祭谷神是要杀人的,丙崽就曾经差点被杀。待宰杀到供奉丙崽这场闹剧结束后,鸡头寨的庄稼收成依然不好,于是有巫师指出,鸡头寨流年不利,收成不好,全赖鸡精作怪。怎么办呢?必须炸掉鸡头峰。不承想,七里外的鸡尾寨炸了锅。炸掉鸡头峰,鸡尾寨就得忍穷挨饿,于是,矛盾一触即发,鸡头寨和鸡尾寨开始对峙,最终巫师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挑起了血腥的战争,无脑的寨民们陷入战乱之争。所谓的生存之战,其实是为愚昧无知买单,但狂热的好战分子深陷其中而不知,居然乐此不疲。在出战之前,山民杀了俘虏,将其和猪肉一起烧了分给战士吃,认为吃了以后,能让他们生出豪气与勇气。有人站出来大喊:“给老子上人肉!老子就是要吃罗老八的脔心肝肺……”还有人叫:“嚼罗老八的骨头!嚼罗老八的脚筋!”可见鸡头寨山民的野蛮与原始,即使他们中的少数人看到和猪肉炖煮在一起的人手,当场呕吐了起来,但若是这么做能够为战事讨个好彩头,他们还是非常乐意这么做。他们将这种行为看成一种刚烈、勇敢、豪气的行为,他们把自己当作拯救山寨的英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成为部族的罪人而不自知。
事实证明,最终的结果是鸡头寨失去了不少人口,不得不选择老幼殉道、举寨逃迁。以仲满裁缝为代表的老一辈寨民们又在重复历史。自杀未遂后,当鸡头寨战争失败,加之收成不好,面临灭绝的威胁时,仲满裁缝为了部族不至于灭绝,遂照族谱的指示,以雀芋毒汁毒死了全寨老弱病残,也毒死了自己,留下青壮男女传宗接代,继承部族的香火。他们选择老弱病残幼集体自杀,以保存青壮年迁徙逃亡,并认为这一行动是理所当然的忠于先人、使自己“稍稍有了些安慰”的壮举。对于一个部族来说,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在他们眼里,吃人也好,杀人也好,自杀也好,好像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人性已然完全泯灭。然而,他们对待这种悲剧却又讳莫如深,似乎高度一致地选择沉默,“毫无对战争和灾害的记叙,一丝血腥气也没有”。他们不但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甚至企图在古歌中探索历史,以不留一点创伤的痕迹来欺骗自己,也欺骗后人。
其次是小说对文化冲突和部族存亡的批判和反思。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的创作灵感部分来源于湘西苗寨。湘西有许多关于战争的传说,其中就有一个传说,称当地苗族正是“战神”蚩尤的后代。《苗族简史》也有记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韩少功本人就多次深入遍地巫风的湘西采风,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曾在湘西地区生活过几年时间,也去过一些村寨做田野调查。湘西地区的丘陵小山密密匝匝,并不高大,却阻断了人们向外看的视线,阻断了与外界的交流。本地人称湘西为‘大湘西’,这里因为地势自古形成了一个属于湘西人的封闭大世界。”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其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韩少功栖居于湖南和海南两地,湖南和海南是韩少功文学世界的两个重要空间。作为湖南作家,他也一直在探寻“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这个人类学话题。终于,在朋友那里得知,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至今还保存着活着的楚文化,于是,韩少功便一头扎进遍地巫风的湘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可以这样说,《爸爸爸》的创作原乡在湘西,在湘西的苗寨,小说中的鸡头寨的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这样的传说更赋予鸡头寨神秘色彩,这个村寨的人不信史官,只信唱歌的德龙。因此,才有了德龙歌本里的一个又一个传说,有了村寨的来历和变迁,有了小说中反复暗示鸡头寨“现在”的人不如“先人一个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的感慨。
符聪在《论韩少功〈爸爸爸〉人物的民族悲剧意识》一文中感叹:一个民族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曾经有过悲剧和正在遭受悲剧,而在于它没有悲剧意识,不能反思悲剧的原因,从悲剧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倘若我们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指出的,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那我们就像鸡头寨人那样,只能一味地赶着牛,带着犁耙,唱着“简”,在凤凰的引导下,向更加闭塞高寒的林莽中退却、蜷缩。
部族的迁徙与精神的重塑
丙崽的重生和部族的迁徙似乎隐喻了一个生命的涅槃和一个部族的未来。丙崽的重生虽然没有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没有让土麻雀变成金凤凰,但依然让人隐隐地感觉到韩少功在小说中对于生命的暗示,即使没有脱胎换骨,仍隐隐让人感觉应该有那么一种期待,有那么一种淡淡的希望。对于丙崽的重生如此,对于鸡头寨的迁徙亦是如此。
文学界和文艺评论界普遍认为,《爸爸爸》是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呈现,描写了一个楚域文化背景下的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而这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虽然也有自身的改良和革新,但终究敌不过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顽固势力的围攻。
丙崽娘的改良主义只能以晾晒女人的衣服、吃胞衣、剥脚皮、吐痰等示威的方式向守旧势力的代表仲满裁缝和世俗群体呈现,而这种示威是软弱无力的,这种抗争和报复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丙崽娘“上不得枞树上栗树”,把发泄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同盟,另一个挑战守旧势力的革新主义者仁宝,痛骂和痛击这位曾经和她“战斗”在林子里的“战友”,这样的“战友”关系是不是又隐喻了他们的另一种同盟则不得而知。因此,“丙崽娘虽然给鸡头寨带来了山外某些文明和开化,但她的进步意识在鸡头寨强大的统治势力和深厚而愚昧落后的迷信习俗面前显得十分薄弱,以致最终被同化,甚至被吞噬。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悲剧。”(符聪:《论韩少功〈爸爸爸〉人物的民族悲剧意识》,原载于《语文教学与研究》2017年2月中旬刊)
革新派仁宝虽然卑微猥琐,力量也极为有限,但他对革命是有预感的,他总是在不同的场合说,但却总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他是先知先觉的,他又是不知不觉的,他的进步是朦胧的,还处于萌芽状态,是混沌和污浊的,不清晰,不明显,与守旧势力相比,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也决定了他的探索和努力是无效的这一悲剧宿命。
仲满裁缝作为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在鸡头寨有身份、有地位、有“话份”,活得庄严,死得庄重,有伟大的人格精神,对鸡头寨人有感召力量;他与传统道德同归于尽,又表现出其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扼杀民族生机的一面。
不能接受和风细雨,就必将迎来更为暴烈的变革方式,鸡头寨最终迎来了暴风骤雨和血雨腥风,而这种变革和重生是以拼杀和自杀为代价完成的。没被毒死的丙崽和没有自杀的青壮年族民重复过去的历史,开始了下一次漂流。这样的迁徙能否使他们获得新生?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历史的话题,更是一个现实的话题。米兰·昆德拉说:“发现那些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事,这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韩少功的《爸爸爸》的价值就在这里。
(本文选自《创作》杂志2024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袁硕望:曾用笔名潇湘剑、马奔腾等,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诗歌学会、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书窗》杂志副主编,著有散文集《亲近土地》、杂文集《妖精的后台》、文艺评论集《抱着一缕月光入睡》等各类文集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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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星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