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湘东③丨段羡菊：为湖南思考和发声的时代记录者
【策划前言】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地域文化的盛行，是亘古不变的流行文化标识。湖湘文化中，湘东元素独树一帜。自秦代以后，佳作频现，大家辈出，历尽千年而弦歌不绝。
1988年，攸县作家吴刘维创办《湘东文学》，开篇语《热闹湘东》，鲜明地竖起了湘东文化的旗帜。吸引了株洲、湘潭、衡阳、岳阳、长沙赣西等周边文化人集结。
前攸县师范学校校长刘富喜，病榻上传来一篇《攸牯佬》，高屋建瓴，旁征博引，让我胸中再次燃起熊熊烈火。我想为湘东文化再呐喊一声，为正在给湘东文化默默添砖加瓦的文化人做点事。如是，便有了本系列作品。
如果你是湘东人，出生于湘东或者在湘东工作、生活过，对湘东独特的地域文化有些见解，欢迎写下来，发给我们(邮箱：wangchonglang@changsha.cn)。我们将择优刊发，推荐给更多的人。(王重浪)
作者简介：
段羡菊，生长、求学于湘东茶陵农村，高级记者。
文章二：《〖NEWS挚爱湖湘〗‖那遥远的腰陂墟,那乡下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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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湖南思考和发声：一名新华社记者眼中的湖南崛起
“当一名职业记者，就像被天神惩罚的西西弗斯一样，他每天把巨石从山脚推到山顶，接着巨石滚下来，然后又开始推，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记者每天推的石头，就是线索、稿子、采用，周而复始。所以说，持续当记者，需要很大的定力。”——段羡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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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湖南两会期间的一篇“万言书”，更令他的名字为众多湖南有识之士所知晓。
20世纪90年代末，他在洞庭湖区深入采访后推出的“三农”问题系列报道，和同时代许多优秀报道一起，对湖南乃至中国的“三农”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10年前，他带队写出近4万字《来自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和宁乡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报告》，第一次提出中部县域经济“长沙四小龙”概念。报告直陈“县域经济将是湖南强省之希望、“优势地区应优先发展”战略建议，推动了湖南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
2011年初，1万3千余字的《走浙江看广西想湖南：新华社记者湖南万言报告》最早发表于新华网，很快被红网等多家网站转发置顶。
“很多年没有看见如此大气磅礴的文章了!”“切中要害，直指湖南发展硬伤!”“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正逢湖南两会，段羡菊的“万言书”在代表、委员间引起热议，并迅速传至三湘大地，网页点击量一时创下纪录。
凭借对湖南的多年关注和思考，段羡菊最近出版了新书《富强湖南靠什么——一名新华社记者眼中的大省崛起》，加上之前的《后发赶超凭什么——中国县域发展样本宁乡启示录》和《应对舆论做什么——新媒体时代舆论对策36篇》，他完成了自己的“湖南发展三部曲”。
湘声报记者近日专访段羡菊，倾听“一名新华社记者眼中的湖南崛起”。
为农民说话
办公室的一个书柜装满了三层上百个采访本，书脊上题着采访日期和主题，如“1996.6.7 袁隆平”。段羡菊随手抽出几本，边翻边回忆当时的采访情景，“不勤于采写，不善于积累，是很难写出有深度、有价值的报道，现在我写东西还能翻出当年的笔记作对比。”
1995年，从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段羡菊进入新华社湖南分社，最初在长沙记者站，1998年调入农村采访部。2006年国家全面废止农业税前的十几年间，正是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突出、农业政策不断调整的时期，农业大省湖南所面临的情况尤其典型。段羡菊奔走乡间田野，发表了大量“三农”报道，其中令他最有成就感的是2003年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调查。
这一年，新华社河南分社知名记者刘健和段羡菊受命组成小分队开展调研。当时中国粮食多年丰产，民众普遍认为粮食供大于求。他俩不顾非典肆虐，纵横国内多个粮食产、销大省，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中国有可能即将进入粮食供求形势变化的重大拐点期。这组极富前瞻性的“三农”问题调查报道引发重大反响，当年下半年，国内粮食市场出现罕见波动。次年年初，新世纪首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强力扶持粮食生产。
跟踪观察湖南发展
“曾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风云一时的湖南，能否突破思想观念与体制机制的束缚，复兴当年的荣光，建设幸福、强盛之省?”段羡菊探讨湖南发展的报道，与学界、文化界的很多作品风格迥然不然，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扑面而来，字里行间充满对湖南的深厚情愫与建设性思考。
1999年1月8日，宁乡道林镇农民准备在镇政府召开“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激烈干群冲突，酿成令人震惊的“道林事件”。段羡菊受分社指派赶到现场采访，看到全县35个乡镇一度有21个成立农民减负组织，干群关系势成水火，县里财政困难，教师和机关干部发不出工资，不禁为这片土地忧心忡忡宁乡当何去何从?
两年后他再至宁乡，当看到这个像烂摊子一样糟糕的县正趋于稳定、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上访大幅减少时，他倍感惊讶。此后他有意识地每隔一段时间重访宁乡，记录、总结、推介该县在招商引资、产业培育、土地集约、计生管理、干部选拔等方面的改革创新，10余年追踪下来，宁乡已经跃居湖南乃至中部发展强县。
“狼道”是段羡菊对宁乡崛起经验的总结，他习惯把宁乡称为“狼宁乡”：“十年来，宁乡市的干部群众卧薪尝胆谋求县域发展，像狼一样坚持不懈、团结协作、快速奔跑，只要看准一个好项目，就会像狼一样把它抢过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狼"的精神特质成就了宁乡县域发展的繁荣景象。”
10余年研究成果凝结成著作《后发赶超凭什么——中国县域发展样本宁乡启示录》，上榜广西新华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湖北松滋、四川青神等外省不少县市纷纷组织学习。湖南的娄底、资兴、澧县、湘潭县、湘乡等众多市、县更是把它作为党组织中心组学习、激发干事创业激情的首选之书。
在段羡菊看来，一个地方的发展需要多元群体来共同推动：官员、企业家、平民、学者也包括新闻记者，因此他精心选择了十余篇人物报道收入新书：电视湘军灵魂人物、工程机械创业英雄、满怀理想的乡镇书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草根干部”、网上议政的八旬老翁、屡与政府较真的“嘉禾三李”……
坚守做“社会的瞭望者”
段羡菊用“心无旁骛”来形容自己多年来的职业状态，从事三农报道更一度“走火入魔”，不分白天黑夜地调研和写作。当年一起入新华社或者新闻界的不少同事、同行已跳槽或转行，但他却越来越觉得记者是非常适合自己的职业，一直坚守做“社会的瞭望者”：“这个职业能对社会发展尽自己的微小力量，尤其在新华社这个平台，可以有很多机会为民众说话，为国家大事提供参考。”
段羡菊庆幸自己赶上了三农报道与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下地方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没有懒惰，多少产生了一些可资地方发展借鉴、推动地方发展的成果，为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献出一点力量。“六经责我开生面”，他以王船山先生联语自勉：“既然时代赐予我这样珍贵的采访机遇，我就应该有职责写下来并且传播出去。”
对话段羡菊
“湖南的变化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湘声报：作为一个观察者，你认为湖南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段羡菊：大学毕业在湖南当记者18年来，湖南的变化超出了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想象。过去的湖南在外界就是个鱼米之乡，种粮养猪的一个省，如今在工程机械、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都有领先优势，摆脱了农业省的传统形象。而标志性的转折点就在于工程机械产业的崛起，尤其是中联和三一横空出世之后，给了湖南人发展工业的经验和信心，带动了湖南省的整体发展。
湘声报：湖南目前GDP总量进入全国前十，然而人均经济总量、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排名却比较靠后，以你的观察，目前湖南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段羡菊：湖南处于中国目前发展最快、竞争最激烈的中部地区，据调查预测，中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黄金期是5到10年，如果湖南错过了这次机遇，要追上就可能难上加难。要实现今年省决策层提出实干兴湘、以项目建设论英雄等理念，我认为最迫切的是进一步选贤任能，如果通过制度创新，把那些敢于担当、富有行政经验的人选任出来，请那些不想干事、干不成事的人让位，湖南发展就有了最坚实的人才基础。此外，还特别需要加速解决发展环境的问题，如何降低在湖南投资创业以及安居乐业的综合环境成本，也是湖南当务之急。
湘声报：湖南一些市县邀请你去做地方发展讲座，他们最想听的是什么?
段羡菊：相比于我去过的国内很多省份，湖南很多地方政府不甘落后、发展经济的意愿特别强烈，他们很想通过我了解省内外后发赶超的动向和典型，尤其是我对宁乡的追踪研究成果令他们很感兴趣。这个就在湖南身边，起步前县情类似、曾经麻烦一大堆的县，如今作为一个由弱正强的成功样本，可以给他们提供借鉴，振奋精神，激发信心。
湘声报：“郡县治，天下安。”你和湖南市县级官员多有接触，你觉得他们有何特点?与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同级官员相比有何不足?
段羡菊：我心中的湖南官员分成两类，有一部分官员敢于担当，为地方谋发展和为百姓谋福利的责任心很强，也很善于整合各种资源，换句话说就是想干事、能干成事、干成了事;同时也有部分官员无所追求，但求无过，浑浑噩噩，不想干事、干不成事。所以在湖南14个市州里，过去我明显感受很多地方发展经济的劲头特别足，所辖各县、市、区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发展氛围，而也有地方却是气氛沉闷，所在一些县、市、区好像在演发展的哑剧一样，横比可说发展停滞，等靠要。
我去过沿海很多地方，如温州、佛山、江阴等地，他们培育产业的经验、转变职能的探索和招商引资的能力值得我们借鉴。但我觉得，湖南和沿海的经济发展环境不完全一样，在湖南这样的中部地区要发展经济，从某种角度来说，比沿海地区要有更多智慧、付出更多努力，就比如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更多还是靠外部力量和政策机遇，并非湖南这样的内生型发展。
如果拿我印象中湖南的优秀官员跟沿海PK的话，我认为湖南官员并不弱，甚至解决矛盾的能力、干工作的劲头可能更强。沿海好像重点中学的学生一样，条件好、老师好，自然学习成绩好，我们中部地区就是在普通中学读书，但区域竞争就像高考线是一个标准，普通中学要赶上重点中学无异要付出更多。
湘声报：你采访过许多湖南代表人物，自己最欣赏的是谁?
段羡菊：收录在书中的魏文彬、詹纯新、向文波等人，都是我很认同和欣赏的，不仅有能力，而且有个性。但就带给我的心灵冲击而言，一些普通百姓可能大于很多成功人士。“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条件这么差、地位这么低，依然忧国忧民、打抱不平，还想着改变社会，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吗?
报道应“不增其美，不益其恶”
湘声报：记者如果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会否影响报道的客观性?
段羡菊：我对每个地方都感兴趣，但真正去调研的地方并不多，打交道的地方政府比很多同行少多了。我不喜欢跑马观花式的调研，而是选择有样本意义的少数地方长期跟踪观察。因此，我用十几年时间跟踪宁乡市的逆转，跟踪“长沙四小龙”的成长，跟踪湖南全省的宏观发展。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研究的样本就那么几个村，比如吴江的“江村”，还有云南“三村”。
至于客观，是新闻乃至一切工作的基本立场，与地方政府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同时保持独立、审慎的立场去研究当地的发展，不增其美，不益其恶，我认为对于记者而言是可以且应该做到的。
湘声报：有人评价中国的时政报道 “会议多，精品少”，大部分时政报道只有一天生命，有深度、有思想的作品并不多见。你对此有何体会和经验?
段羡菊：会议确实是记者的陷阱，因为有的会议对报道条条框框设定的比较多，如果长期跑会，记者很容易被锁在庙堂、远离江湖。但不能否认，很多会议信息量大、蕴藏丰富的新闻资源，非但不是陷阱，反而是富矿。即使是时政会议，你也可以争取突破，抓住一些生动活泼的新闻。我参加工作不久时，长沙市举行财税会议，按惯例很难发稿，我却用心采访连发了三条报道，令市政府的人颇感意外。
现在不少记者跑会，不待会开完，拿个资料就走，或者只满足于编个材料，完成规定的几百字硬邦邦的消息，这怎么会有长进?如果时间足够，我采访时愿意坐会，尤其愿意参加分组讨论会，因为往往能够得到一些新鲜真实的情况。如果你用心了，主动去多认识人、多提问，或许发不了更多报道，但也能积累人脉，学习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湘声报：4月份美国职业研究网站公布了2013最佳职业榜单，在200份职业中排名垫底的是报社记者，位于伐木工人之后。而中国记者经常自嘲为“新闻民工”，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影响到一些年轻记者的积极性，你对此有何看法?
段羡菊：自嘲“新闻民工”的记者确实不在少数，这个职业在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挑战，不仅在于工作节奏快，精力、智力过度消耗，而且要面对互联网抢“饭碗”。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可以在互联网的公共平台上发布信息、表明立场、评点江山，事实上都成了“自媒体”、“自记者”，使得记者过去不可替代的职业优势大打折扣。
我并不认为互联网会把记者变成夕阳职业，但确信它会将记者逼入破釜沉舟、提升职业水准的境地。与以前相比，记者应该更富有职业理想，提供的新闻应该更快、更真实、更专业、更权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记者对自己的职业门槛评分，以前的及格线是60分，现在或许必须上升到80分甚至更高。
视点
今天的湖南，当然不是没有地理优势，如果说广西强于海运，湖南则强于陆运。
京广铁路、京珠高速这两条中国交通大动脉穿越三湘，武广高铁和未来的沪昆高铁将交会于此。2008年那场冰冻，两次来湖南督查。正是这场冰冻，使全国人民明白了湖南陆路交通的重要性，湖南不通，南北不通，甚至可说全国不通。不过，如果把这些大动脉上涌动的人流、货物流比作水，那么，湖南更多像一截过水通道，自身受益并不太多。
站在北部湾的大海边上，听到阵阵涛声，看到千帆竞发般的发展态势，记者深深感受，湖南人不能不对自己的地理区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不没有追兵在后的危机感与紧迫感!
国家把“两型社会”的任务交给长株潭试验区，省委、省政府也越来越明晰扣住这个发展战略，最近进一步明确为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带动“两型”建设，湖南发展的路子舍此别无他途!
“两型”试验探索既是为了完成国家使命，也是湖南自身绝不可轻视的挑战!
特别值得点出的是，公民是现代社会的主体。一个正常社会的人才，不仅学历高、懂科技，还应该维护自己权益、关注公共事务，这样才能够推动法制、透明、廉洁政府的建设，实现官与民的良性互动。
回首以往，近代以来湖南之所以出了这么多英雄豪杰，之所以二十世纪初相当长时间各项发展领全国之先，革命、抗战在全国出力很大，除了时势所造，根本原因就在于湖南人身上形成了这种慷慨激昂、“心忧天下”的公民特质!
……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光荣属于过去，梦想要靠努力。
今日湖南，如何真正重用人才，造就昌盛局面，证明这副对联并非仅是历史的回声呢?!
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湖南，是幸福之省。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促进经济数据的上升，财税总量的增长。一套促进社会幸福增长的体制，就是合理、合乎人性的制度。
湖南地图被人比之为人头，长株潭城市群处于大脑中枢，湘西则如同脸面。如今，武陵山区扶贫开发进入热潮后，湘西的发展快慢，不仅攸关自身，事实上也关系湖南的“面子”。如果不全力发展、迎头赶上，湘西是否成为湖南一块可能会塌陷的板块呢?
我认为首先一定要发挥湖南的比较优势去开发项目。其次是结合湖南的优势产业，进行产业链招商。产业链越长，越有竞争力。
从发展的角度而言，湖南人还有更多的盼望，盼望有江浙一样生气勃勃的“草根经济”，盼望有以创业为荣且成本很低的创业氛围，盼望有透明、高效、廉洁的政府，盼望有充分社会保障与幸福感的社会环境，盼望有更多以国富民强为使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公民精英……
对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虽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立竿见影，但对于一个地方人民自信力的形成、地方凝聚力的形成，“功在长远，功不可没”，理应是“科学发展”中的执政之重。
摘自《富强湖南靠什么——一名新华社记者眼中的大省崛起》
记者 刘敏婕 来源湘声报2013年报道（转载有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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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遥远的腰陂墟 那乡下的母亲·
太阳移到屋顶上，快中午了，放学的我们从老屋里跑出来，站在晒谷坪前等待母亲。有时还跑到村口，睁大眼睛，搜索田野间小路上母亲的身影。一个点，模糊的身影，越来越清晰……是从腰陂街上逢墟归来的母亲!我们冲过去帮她提篮子，领着回家。母亲第一件事，就是蹲在地下，从篮子里的买回来的菜旁边，找出食品给我们。
有香喷喷的肉包，黄澄澄的油条，或者几个苹果，一把板栗。 ——不管怎么累，母亲总不会忘记给我们买点“美食”。哪怕在墟市蹲了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卖出一点东西，得到一分钱，母亲也不会空手而归。
我的幼童、少年时记忆最明快的一部分，就在腰陂墟上。北方称赶集，我们那里称逢墟。“墟”据说是客家语，山里面不远是住着客家人。湘赣边界大山里的腰陂镇，两头高翘、中间低平，是从湖南连通江西、福建的必经要道之一。
从这里再往东北方向行二十公里，就是一村跨两省的界化陇村。钱钟书先生围城里面写道，方鸿渐和一干人到湖南三闾大学求教职，坐长途汽车西行到达的两省交界的界化陇，正是此地。
每逢农历每月“三、六、九”日子就开墟的腰陂墟，自古以来，不仅仅是茶陵县，也是附近湘赣边界数县的第一墟场。江西的永新、莲花、吉安，以及本省的攸县、安仁、炎陵县等，不管是农民还是贩子、个体户，把这里当作买卖东西、搜集信息的首选之地。
依照传统的逢墟习俗，不需任何人号召组织，四乡八里的数万人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赶马车，或搭车，手提肩挑，潮水般涌向这里。长大后，到过湖南很多名镇、大镇，比如永顺的芙蓉镇，浏阳的大瑶镇，嘉禾的塘村镇。腰陂集镇的规模与他们相比，还相形见绌，但如果论当年墟市的繁华，我想他们可能难以并肩。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集聚，甚至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多见。上学的我在课堂上读到“挥汗如雨”“举手成云”“摩肩接踵”“水泄不通”这些词语时，往往很快就联想到了腰陂墟。
每到逢墟，腰陂镇必然大堵车。碰到堵车，大货车司机们无可奈何，也不冲外面嚷，喇叭都懒得按。交警的身影难得看到，因为在汪洋般的人山人海中，他们的指挥完全失效。
到了中午时分，墟市散了，逢墟人快走完了，货车方能冲出重围。多年之后，集镇旁边另修了一条跨江的路，货车们全都可以绕开走了，车不堵了，墟市还是人山人海。
从我家出发，到腰陂墟上，约莫二十分钟时间。墟市的长度当不下十里。先是一个木材市场，从山上砍倒运来，剥皮后长长的杉树，一根根横靠在山岭下。那时建房还没有水泥楼房，木材是主要的建筑材料。接下来为核心墟场，也是最为热闹的集镇中心区，绵延四五里的道路两旁，在喧嚣声中进行着各种买卖。道路旁的买卖分三个层次，最靠路边是各种地摊，主要是农民，他们把箩筐、竹篮等各种各样工具盛放着的农产品，还有鸡、鸭、鹅，摆在身前。也不怎么叫卖，有人来买则讨价还价，没有椅子坐，一个上午都是站着或者蹲着。地摊背后，则是一些长长的桌台堆放着廉价的各种工业品，由一些小贩和镇上居民销售。
最后一层就是各种店子：安装着木制老式转椅的理发店;计划经济虽已被打破，但仍然垄断一些东西销售的供销社;可以沽酒、点菜、随便你坐多久的小饭店。过了清亮河水上的腰陂桥头，是一个热闹的生猪市场。拐进一条很深、铺着石板的小巷子里面，一排排长长的竹笼里，装着拼命地嗷嗷大叫的小猪崽。种田，养猪，是湖南农民千百年传下来的两大“主业”。
记得我曾经不止一次跟着母亲到这里来，看母亲掏钱买回一笼猪崽，回来精心侍候一年左右，卖出去换回我们的学费。猪市尽头往下走，河滩上，则是牛市。被绳子牵着的一头头水牛、黄牛身边，牛贩子们与买牛的在品头论足。牛要拖犁拉耙，是种田的好帮手，价格昂贵，牛生意可能是墟上最大的生意。这单买卖的风险很大，如果买回去，病死了，那就亏大了。因此，买牛的人总是邀请一些有经验的农民做参谋，磋商很久时间。
那时乡村没有电话，更没有如今常用的手机，农民如果要通知隔壁乡、村的一个亲戚什么事，比如娶亲、嫁女或者建房，邀请喝红喜酒，或者有人病故，通知做白喜事，简便的办法，就是去逢墟。在墟上，很容易碰到亲戚，即使碰不到人，也可以遇见亲戚的邻居或同村人，托他带个口信。各种各样的商品，形形色色的人，五花八门的信息，千奇百怪的事……对于众多一辈子辛勤劳作、艰苦生活的农民而言，对于小农经济支撑下的乡土社会而言，腰陂墟既是买卖东西的市场，触摸外界的地点，也是人情社交的集会，享受一点惬意，寄托人生梦想的乐园。有谁知道，多少人是在墟上饮一碗米酒当中感觉到人生的轻松，多少青年男女是在墟上一见钟情而订婚，多少生死悲欢的消息在墟上传递?而对于母亲而言，墟市承载了她和父亲的梦想，就是养育我们。
田里种的稻谷是必须按照唯一渠道、按照政府定价，销给国家的粮站，母亲拿到墟上卖出的，则是一家人在土里栽种的花生、黄豆、绿豆等农副产品。相比于村邻而言，我们家因为辛勤地到山上开荒，拥有的土，是他们的几倍。土比田更难侍候，父母付出的劳动也要比村邻多几倍。能够挑到墟上卖的东西，也就比人家多多了。“墟墟有东西卖”，我还记得村邻对母亲的这句感叹。他们的梦想也不同一般，是尽可能地送我们三兄妹多读一点书。孩子大了，不但不能参加劳动当劳力，还要为他们筹足学费，对于一个农家而言，这意味着要付出不同一般的代价。
当然，幼时的我是难以理解他们的梦想与艰难。我们是快乐的，犹记得，母亲每次去逢墟，我们三兄妹的心也飞到了墟上，充满了期待。一根扁担挑着两箩筐东西出去，又原样挑回的情形，母亲不止一次。方圆两省成千上万的农民，来叫卖自己的农产品，而消费能力较强的，却只有镇农业银行、供销社、邮政局等估摸数百名各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一所小学、两所中学。竞争太激烈，价格难免不就一跌再跌。
“今天没人要。”“今天卖不起价”。母亲弯下身体放下担子，直起腰，给迎上来的奶奶说。从来都不叫苦叫累的她，偶尔掩饰不住失望的神色。“少年不识愁滋味”，不知道幼时的我是否也曾同情过母亲?如今想来，来回六七里路，她挑着去，蹲半天，挑着回来的步子，有多重呢?挑到墟上的东西卖出，也往往所得无几。
记得奶奶不止一次摇头感叹，“一担东西，就卖这么一点点，真是不值钱，啧啧。”奶奶也在我们兄妹面前心痛母亲，“亏得你妈妈，一点一滴靠你妈妈买进卖出。” 墟市也是证明母亲聪慧的地方。村里很多妇女，甚至一些年青的姑娘，都愿意跟母亲靠近摆摊。因吃不饱饥饿而无力上学，在腰陂小学辍学的母亲口算厉害，火速就可以算出成交价，分毫不差。很多村邻卖东西，都要向她求助。
腰陂墟也是童年我流连的地方。我和小伙伴们，曾经潜入镇上的农机厂，从废弃的产品上拆下几个滚轴，钉一块长方形的木板，装上三个轮轴，就做成了一个可以坐、速度快的手推车。放假的时候，跟着母亲逢墟，我在租书摊上可以看连环画，然后跟着忙完的母亲到小店，吃几个小肉包，或者一碗热腾腾的米豆腐。
少年我向往的地方，已经变成镇上的新华书店。那是一栋新落成的两层楼房，集镇大部分房子都陈旧，这让它显得很洋气。书店的经理是一位小伙子，县城里来的。他的脸特别白净，身体胖而壮，营养丰富，这与集镇上川流不息那些黑黄着脸、瘦瘦干干的农民们相比，对比鲜明。
在此之前，镇上唯一可找到新书的地方，是镇供销社。在摆着烟、酒、粮、布的长串柜台里，辟出一角，摆几十本书。书少，大多过时，你只能隔着玻璃，猜测这本书好不好看。让售货员取出给你翻，是需要麻起胆子，而倘或又不买，或许就少不了招来白眼，感觉欠了人家什么一样。墟上有了新华书店，这令我无比兴奋。跟着母亲逢墟，每次她去摆地摊卖东西，我则按约定守在书店等她。与供销社相比，书店的书好多啊!我买的第一套上下两本《三国演义》，一九八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就是在这个书店买的。
多年过去，辗转数地，几次搬家，这套书脊要靠胶布固定的两本书，依然摆在家中的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小部分摆在长长的玻璃柜里，大部分排列在玻璃柜后。不过照例书只能请年轻的经理取出，站着看一会儿，如果不买，就要收回去。今天网上的书店，让你可自由而随意的选择。实体书店则早就是开架的，有的还设了一些长椅让你坐着读。与那时的小镇书店相比，买书的环境宛如天上地下的差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农村还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之中。一本新书，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而言，不啻是一件奢侈品。
即使过了数年，20世纪90年代末，我到县城读高中，也曾干过咬牙少吃一餐中饭，去县城新华书店的旧书部换回一本书的事。尽管母亲从来没有拒绝，但提出买一本书，少年的我依然是需要鼓足勇气。记得有一次母亲到书店，从口袋里掏出刚刚卖东西换得的钱，帮我付买书的款时，对书店经理说：“我这孩子，就喜欢看书。“我能感觉到，身为农妇的母亲不但没有一丝心痛，反而为一个爱读书的孩子而喜悦、自豪。
如今的我在想，不知道换回一本书，母亲要卖掉多少支辣椒，多少粒黄豆，多少颗花生，要费多少心思种，卖的时候要在地上蹲多少时间?到县城读高中之后，我就远离了腰陂墟。参加工作后，曾经专跑“三农”， 我联想腰陂墟的繁华，找到了思考观察湖南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个极有价值的独特视角，这令我非常兴奋。
一年又一年，腰陂墟的变化，我从母亲的嘴中随时听得到。比如，建房大量使用水泥板，木材市场消失了;镇上新建了农贸市场，交易已全部转移到那里;镇上新开了一家大超市，还装了扶梯;镇上的居民大都建了新楼房，而老房几乎全卖给了从山里搬迁下来的林农…… 多年之后，回乡看望父母的我，陪妻子、孩子去逛腰陂镇。
虽然逢三、六、九日逢墟的传统没有改变，但是人们都集中到农贸市场买卖东西;因为农家收入靠在外务工，村庄比以前富裕多了，绝大部分农民已经从摆摊的生产零售者，变成了就连小菜都要买进的纯消费者。自从我们兄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家里条件改善，家里的劳动负担大大减轻，母亲多年前就不用提东西到镇上来交易了，但是一到逢墟之日，她仍然要到集镇上来，采购一些东西。
遗憾的是，我们兄妹都在外地工作，不能够多陪她逢墟。走在腰陂的老街上，与当年相比，老建筑还是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让我有点惊异。几栋老式的木楼，破旧的供销社、新华书店、邮政局等犹存。如果不是这些“遗址”还在，如果不是桥头孤零零的铁铺，还叮叮当当传出似曾相识的打铁声，镇上当年万人空巷逢墟的丝丝印迹，已经荡然无存。
恍惚之间，此时此地的我甚至怀疑，三十年前的繁华记忆是否一场梦，是否来到了记错了的一个地方…… 是的，这消失的腰陂墟，不由不使我泛起了淡淡的乡愁，但我却并不悲伤。记忆中的逢墟，虽然是那么一幅美丽丰富的乡村风情画，但画后的底色，却隐藏着让人难堪回首的乡村之落后、贫困、艰难，告别是多么正确的事情!
所幸，这幅画给我留下了特别温暖的一笔，就是这里流淌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与护，见证了一个懵懂乡村孩子对知识的喜好。那个年代的中国乡村，有多少这样卑微生存，却勤劳聪慧的母亲，有多少这样土里土气，却一样充满向往的孩子?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那幅场景：幼小的三兄妹在村头翘首以待，寻找着田野中逢墟归来的那母亲身影。(转载自2014年《深度突击》)
星辰文艺丨段羡菊：白龙洞农家· ·
（白龙洞位于株洲市攸县酒埠江景区，距离长沙车程约两个多小时。王重浪 摄)
白龙洞的地下溶岩造型千奇百怪，令我参观途中每驻足称奇，不忍离去。它在外界的知名度还不高，我以为在湖南乃至南方的溶洞当中，可观程度堪称一绝。
比溶洞更让我难忘的，是那户做生意的农家。
（晨曦中的酒埠江国家地质公园。王重浪 摄)
白龙洞坐落在湖南攸县东部山里，为酒埠江国家地质公园组成部分。所在山岭当属横亘湘赣的武功山脉，距离长沙车程约两个多小时。秋收前不久，稻叶由青转黄时，工作22年的我第一次专程休假几天，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以及照顾他的母亲，一对“空巢老人”。反复动员之后，身体略有恢复的父亲，居然同意出去就近转转。怕麻烦我，怕影响我工作，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拒绝我请他们出游的邀请。
攸县紧靠茶陵。从茶陵出发，很快就下高速，行至攸县酒埠江不远，去鸾山乡路口，车被挡住了。前面在修路，为即将到来的长假接待做些准备。难得父母大人愿意出来访，岂能轻易放弃?绕路前行，这才发现手机撂在家里，没法导航了。
山路在重重大山里曲折而行。从酒埠江到黄丰桥，再到柏市，到漕泊，沿途经过四个乡镇，众多村落。乡村道路标识路牌少，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找了多少人问路，好在山民个个古道热肠，指向都很得当。
路程从本来的直线变成绕一个大弯，时间从一个小时变成三个多小时。山穷水复，柳暗花明，终于，立在山野路边的白龙洞景区招牌出现在眼前了!
（酒埠江皮佳洞仙境乐园地下溶洞。王重浪 摄)
山谷幽静，路边的村落里，一派田园风光。景区游客并不多，也许当天不是周末节假，也许是因为在修路。 售票室旁边的大树下，摆着一个小摊。看见我们停好车，走过去，摊主微笑着看我们。这是一个中年妇女，容貌是历经长期劳动的农妇常有的那种模样，身旁边伴着个小女孩。
我点了三瓶矿泉水：“多少钱一瓶?”“两元钱。”
两元钱，以为听错了。一般景区里的商贩卖水，价格至少翻一倍。何况，在这深山老林里的景区，运输的成本要更高一些。2元钱，和长沙超市的价格一样，不多一分。
“哪里有地方吃饭?”已过中午一点，坐了这么久的车，我们都饥肠辘辘了。
她指着一条小桥后的“农家乐”说，你们看，那里可以吗。我们跟着她走过去，原来这是她家开的饭店。小桥跨过清澈的小溪，溪边围栏圈着一群鸡鸭，房屋高大，店面宽敞，桌椅干净，我们就坐下来了。
周围也没有发现其他店子开张，店家是事实上的“一家独大”。心里说，管它呢，不管是喊什么价格，今天也认了。把菜单拿过来一瞧，倒也实惠。我们点了四个菜后，店主女儿说：你们三个人，菜够了。
（酒仙湖的渔民。王重浪 摄)
店主女儿约莫20多岁，面容清秀。上菜之前，我们隔着几张桌子和坐在柜台后的她闲聊。知道出嫁到城里的她，回娘家帮助店里做一些事，顺便带孩子。她说，你看，这山里空气多好，小孩子喜欢在这里玩。
也许是很少见到有人大老远陪着两个老人来，她还夸了我一句：“陪着老人出来旅游，不错，有孝心。”这话听来，令我脸红，惭愧不已。
这时，妈妈突然想起山洞里可能很冷，而我们没带外衣。她向农妇提出，能否借一件外衣罩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唐突，让别人为难了。不过，这山里哪有服装店啊?没想到农妇很爽快，把穿在外面的牛仔掐腰茄克脱下来。
女儿拦住了：“这件薄了一点。”她走到里屋，拿出一件厚实很多，也是她母亲穿的外衣递过来。妈妈说：谢谢，还衣服时我要拿点钱表示感谢。母女两个连连挥手，“不必”，“不必。”
（仙境乐园地下暗河漂流入口。王重浪 摄）
点的几个菜，味道香，量足。买单时，一共154元钱。想到母女借了衣服，我边掏钱边说，“零钱就算了……”。
我的话没还说完，其实意思是，为了略表慷慨借衣给异乡人的感谢，凑个整数160元。店家女儿以为我要免掉4元零钱，爽快地点头，只收了150元钱。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也就只好这样了。
两个小时后，游完景区，下山回来。碰上一辆大巴拉了一大群青年男女来，宁静的山谷一下沸腾起来。我瞥见中年农妇还是微笑地站在大树下的摊子前，看着这些年青人大声说笑，也不上前推销。
妈妈把衣服还给她，连声称谢。溶洞里就像开了冷空调，比外面温度低多了。借来的衣服，发挥了大作用，否则可能感冒受寒，回去就要去药店了。
回来我们抄了一条最近的路，路上几乎没有会车，最高处云雾缭绕。等于从武功山的西岭翻到东岭，节省了超过一半的路程。这条近路，父亲和我都听说过，但地图上看不到，手机导航也没有，很多当地人也不知道。
（酒仙湖仙人桥景区：“人云过此皆成仙”。王重浪 摄)
到一座小庙处，由大路转小路——店家女儿指的路线，完全准确。
白龙洞之行的两边路上，不但山高而美，水清而秀，田园秀丽，而且还有很多人文、宗教景观。庙宇、道观规模程度不一，不时显现于路旁。
离白龙洞前行不远的路边，就立着一座建筑巍峨，繁体字书写匾额的“东辽观”，进去一看，实则当是一座供奉送子观音的娘娘庙。
紧靠娘娘庙，为一座题名“乡村大舞台”的表现场所。早听闻过攸县建了不少“乡村大舞台”，以供乡民开展文化活动之用。
娘娘庙的走廊顶部悬挂几幅书法题写的文字，仰头细看，竟为手写的东坡词、岑参诗：“人有悲观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未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这是我第一次在庙宇看到诗词，甚觉有趣，同时也隐隐觉得这里虽是乡村，但人文底蕴深厚。想来也不奇怪。湘东现隶属株洲的茶陵、攸县、醴陵三县市，毗邻江西。而江西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比湖南繁荣，湘东得此地理之便，向来为湖南文教发达之地。
淳朴的民风，不但受到山水的浸染，也得到文教的熏陶吧。
就在我们去白龙洞的那一两天，新闻媒体暗访曝光张家界一家旅游商品店，进货500元的东西，标价8000元卖出。当地政府连夜开会研究，第二天就给予打击处理。对溪布街内一批广告“能驱邪挡煞、镇静安神、祈福纳财、开运转运”的朱砂制品，予以查封。
回城两个月来，我不止一次想起白龙洞，想起了白龙洞前那户经商的农家。
想起这户农家，我就觉得白龙洞好，攸县美，乡村亲。(转载自2017年星辰在线“星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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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星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