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枢：长沙宗教源流史

　　一、长沙原始宗教的形成

　　原始巫教是湘楚大地一种古老而奇异的宗教，既有原始宗教的性质却又掺杂一些神学宗教因素。巫教源远流长，流播甚广，经历数千年而不衰。它往往同所在地区的固有文艺杂糅在一起，祀神与娱人、教化与感染相混合。因而，拥有广泛的民众和顽强的生命。巫教原系远古时期“苗蛮集团”头领蚩尤所创。传说长沙府安化县的蚩尤村是蚩尤故里。

　　蚩尤生得一副铜头铁额，十分彪悍。他的神话形象是“牛头、牛足、人身、四眼、六臂”。

　　为了大力宣传巫文化思想意识，蚩尤及其部族后裔创造性采用多种祭祀方式和歌舞形式以扩大其影响。尤其是昔日“苗蛮集团”和楚国腹地的荆楚、沅湘间，巫教在教派、傩坛或现或隐地流传着。

　　战国晩期屈原放逐沅湘时所作《九歌》实际上是“民间祭歌”。《九歌》主祭东皇太一，《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篇九神出场的目的是为了娱乐“东皇太一”的，而《九歌》就因此九神而得名。崇神好祀的巫风楚俗正是屈原再创作《九歌》的坚实基础。因而，在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天神、地衹、人鬼的动人形象，诸如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国殇，再现了楚之百神的庞大体系和壮观场面。

　　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述六朝时期荆楚一带的楚俗巫风，诸如“帖鸡户上，桃符镇鬼”;“豆粥加膏，祭祀门户”;“夕迎紫姑，以祀农事”;“僧尼道俗，盂兰盆会”;“击鼓载胡，傩舞驱逐”;“祭祀灶神，宰杀黄羊”等，比比皆是。

　　傩戏最初是巫祭中的娱神活动，但在后来发展过程中，不但受了道、佛、儒各种思想意识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还与同一地区的其他剧种(如花鼓戏、湘剧等)交流、融合，甚至共班同台演出。湘中“冲傩”过程中的许多节目，巫师称之为“法席”。也就是在繁复、冗长、沉闷的傩仪中，巫师一边点香焚纸，敲锣吹(牛)角，祭祀傩神，一边载歌载舞媚神娱人。

　　从《启师歌》《启下坛》《送莲船》《和神骂鬼》《劝酒歌》及《送圣歌》等一些有代表性的“法席”来看，长沙地区祀奉的傩神为白氏三娘和张五郎。许多汉族地区大多崇敬伏羲女娲，奉为傩公傩母之傩神。其神话也是源于洪水再造人类之说，各地故事情节大同小异。

　　湖南最早的巫教为娘娘教，直到民国时期长沙小西门还有娘娘庙。娘娘教也称 “美女教”，是旧时沅湘之间流存的母权制残余的一种巫教。从教名及所祀神主看，显然这是极其古老的以女神为标榜的原始宗教的残存。

　　二、长沙佛教源流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觉者”。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

　　佛教起源于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由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由于湖南远离政治中心和佛教东传通道等原因，佛教传入湖南的时间大约在魏晋之际。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从汉代的“独尊”走向衰微。追求“轮回转世”的社会风尚促进了倡言“空无”的佛教的发展。长沙一带出土的晋代陶俑，眉心多饰一圆形肉痣，正是佛教经典中的“白毫相”。

　　三国吴宝鼎三年(268)，亦即西晋泰始四年(时晋已称帝，但吴未灭，长沙属吴)，著有《法华义疏》4卷的剡县僧人竺法崇来到长沙，创建了“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自法崇之后，麓山寺讲学之风一直沿袭不绝。

　　隋唐五代是湖南佛教的鼎盛时期。长沙出土的唐代铜镜上有与佛教相关的“飞天”“双狮”等图像。“双狮”镜似应唐名“香音神”，是佛教崇信的诸神之一。狮子纹饰在铜镜中的出现，与佛教的传入和发展紧密相关。《大正藏•中阿含经》非常尊崇狮子。如“狮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于九十六种外，道中一切降伏，故名人师子”。《华严经》亦云：“金刚慧师子，游行无所畏。”很多佛经著作还直接以狮来命名，如《大方广狮子吼经》《如来狮子吼经》等。佛为人中狮子，故佛之所坐，总名就为狮子座。

　　隋代著名的天台宗创始人智顗最初出家长沙杲愿寺，后以传授《法华经》为己任，开讲于麓山寺鹿苑。六朝时建立的道林寺，也在岳麓山，到唐代时更加兴旺。大约在唐肃宗时唐将马燧在此造“道林精舍”，有“道林三百众”之说。唐统治者尊道、礼佛、崇儒，鼓励三教自由辩论，促使了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取，造成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

　　其时，中国佛教已建立起“大乘八宗”，而长沙可以说是八宗之一的禅宗的重镇，号称有“十大丛林”，高僧辈出。如智俨禅师就开讲于褚遂良题写寺名的“大唐兴寺”。麓山寺的景岑、浏阳石霜寺的庆诸、宁乡密印寺的灵祐，都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影响的高僧。

　　唐代晚期，笃信佛教的宰相裴休贬职潭州，长沙佛寺建设达到巅峰。裴休奏建的密印寺和石霜寺，分别成为沩仰宗和临济宗的祖庭。五代马楚王朝又把长沙丛林再次推向高峰。

　　建于公元927年的开福寺，寺僧众多，达千余人，法席之盛，胜过前代。这一时期，佛教八大宗派中的禅宗在湖南广为流传。

　　宋代时期长沙佛教依然较为兴盛，政府对佛教实行宽容政策，一些文人在佛、儒、道之间出入，促进了三教之间的融合。至元代，湖南佛教衰落，多数寺庙毁于战火，寺院荒废，僧侣四散，佛学研究销声匿迹，宗派传承无形消散。明清时期，长沙佛教逐渐恢复生机，特别是在康熙年间，长沙地区的寺庙或重修，或重建，并新建了一批丛林，寺产日增，僧徒日众，佛学研究也逐渐活跃，虽然未及唐宋盛况，但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佛学著作，特别是出现了诸多文化素养很高的僧人，对佛学的更新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民国时期长沙地区尚存的著名佛寺有：长沙麓山寺、开福寺、洪山寺、铁炉寺、玉泉寺、清泉寺、谷山寺、杲山寺、华林寺、灵云寺、开元寺、九溪寺，宁乡密印寺、白云寺，浏阳石霜寺、道吾寺等。

　　三、长沙道教源流

　　原始道教的源头是楚地的巫文化。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是道教神仙谱中最为尊贵的神仙。湘君，即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是楚地民间祀奉的湘水之神，她们也成为道教神仙谱的成员。

　　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与长沙有很深的渊源。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老子》帛书《道德经》，而且与今传世的各种版本恰好相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可称《德道经》。中国古代道家的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并称为“黄老之学”，但几千年来却没有一部黄学书籍流传，而马王堆汉墓神奇地出土了“黄学”的4种佚书的抄本，即《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这对人们了解“黄学”的要旨具有重要意义，也证实了黄老之学当时已在长沙地区得到传播，且地位在其他学派之上。

　　道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自然”，老子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和“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说法。庄子进一步发挥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把“道”进一步泛化、物化、自然化，认为“道”无知无为、无所不在，主张逍遥放任，坐忘成真。

　　在道教正式产生之前，长沙地区就有了方士的活动。据《史记》记载，战国时齐国方士韩终曾在岳麓山炼丹釆药，名满天下。在秦灭楚后八年，韩终带着罗氏、卢氏等楚国亡民渡海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三韩，即今之韩国。

　　道教正式产生于东汉，由于道教与楚文化有不解之缘，湖湘大地的名山秀水便成了四面八方修仙求道的人的乐土。唐杜光庭所著《洞天福地记》列有道教七十二福地、三十六洞天，其中今长沙地区占有二福地，三洞天。开福区鹅羊山为第十九福地，传为成少卿升仙之处，旧有仙坛、丹台等遗迹。岳麓山云麓峰为第二十福地，抱黄洞下旧有洞真观，传为东晋邓郁练丹处。岳麓山顶云麓宫为宋代建立的道观。浏阳大围山为第十三洞天——“好生元上之天”;洞阳山为第二十四洞天——“洞阳隐观之天”，相传是药王孙思邈炼丹升仙之处。

　　望城县的黑麋峰山上有大“寿”字石刻，相传为道教祖师吕洞宾所书。长沙县榔梨镇的陶公庙，早在晋代，道教“真人”陶淡、陶烜就修炼于此，有“丹后丘紫府”之称。长沙城现存的街巷名斗姥阁、寿星街、玉皇坪、白鹤观、雨花亭、太乙寺、三宫殿、药王街、轩辕殿等均是道教留下的“遗产”。

　　长沙市区及市郊现存道观有云麓宫、东岳宫、河图观、陶公庙、李公庙、戴公庙等。长沙市区已消失的道观有洞真观、真武宫、古雪观、露仙观、洗药庵、南岳行宫、药王庙、寿星观、玉皇殿、斗姥阁、吕祖殿、轩辕殿、太乙寺、太清宫、白鹤观、南元宫、三宫殿等。

　　四、长沙伊斯兰教源流

　　明朝初年，伊斯兰教开始进入湖南。当时，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吾尔族将领，奉命率部进驻湖南宝庆(今邵阳市)和常德两个军事战略要地，隨后于该地区落籍。

　　伊斯兰教传入长沙，也始于明代初期，是随着我国回族和维吾尔族人的迁入而来的。明洪武年间(1368—1398)，回民马成中调任长沙卫校尉，落籍长沙。伊斯兰教从此传入长沙。其后又有北京、南京、陕西、云南、广西及本省邵阳、常德、益阳等地的回族和维吾尔族人陆续迁长，其中桃江李姓回族即是明天启年间(1621—1627)迁徙来长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亦逐渐扩大。

　　长沙第一座清真寺于l5世纪建于城西金线街金线巷。明末清初，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击长沙，其中不少自西北征战入湘的回民将士也定居长沙。长沙的伊斯兰教信徒日益增多，而原有金线巷清真寺已不能适应宗教仪式与宗教生活的需要。清康熙元年(1662)，长沙穆斯林乃于城西三王街再建清真寺一座，后称古寺。

　　这些最早迁入长沙的回族、维吾尔族穆斯林，在历史上被称为本班，故所建的清真寺又称为本寺。其后，又有不少回族、维吾尔族穆斯林迁来长沙，他们与后来入长的穆斯林被称为客班，意为客籍穆斯林。康熙五十年(1711)，客班穆斯林在城西三兴街也建有一座清真寺，称为客寺。

　　从明初至清中期是伊斯兰教传入长沙的初期。由于我国各民族间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伊斯兰教传入长沙未受到阻挠，且对长沙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代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是长沙伊斯兰教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又有更多的回族、维吾尔族穆斯林迁来长沙。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一批穆斯林从南京来长沙经商定居，形成自称“南京班”或称“客班”的穆斯林聚居点。

　　清代长沙回族马、哈、张、沙、麻、金几姓多经营花纱绸布，如马姓经营的马恒记百货店、沙姓沙昌记绸缎批发庄和徐姓的徐长兴清真馆，都是著名的穆斯林商户。

　　1918年，客籍穆斯林又在三兴街客寺相邻处重建清真寺，是为金陵寺。据统计，自清中期至20世纪初，长沙有穆斯林300余户，2000 余人，清真寺经费年有节余，并拥有不少田地房产，如三兴街、三王街、朝阳巷一带的一批房产均为清真寺所有，每月可收租米约50石。惯于艰苦、善于经商的穆斯林，在省会长沙颇为活跃，经营商业、创办学校和其他社会事业。1918年，为解决长沙市穆斯林子弟的就学问题，以南京旅长穆斯林徐承恩(即徐长兴酒家创始人)等为首集资于三兴街清真寺左侧兴建长沙私立敬信小学，专收回民子弟，学制四年，免收学费。

　　l933年，部分伊斯兰教代表人士在长沙发起成立回教联合会，次年8 月改组为中华回教公会湖南省分会。l935年，长沙清真寺各寺成立市伊斯兰教清真寺董事会，推举马寿康为第一届董事会。从此，长沙穆斯林开始走向统一。至1950年，董事会(1942年因人选问题，改称董事会筹委会)共经历五届，董事长依次为马寿康、马裕厚、高生俊(时称负责人)、徐忠弼、马维栋。

　　五、长沙天主教源流

　　天主教早在唐贞观年间就传入了中国。时称景教，又名大秦教，后中断。明万历十年(1582)，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等，进入广东传教并输入西欧科学知识，获明大臣支持和皇帝的赞誉。从此天主教正式在中国内地得到传播。

　　天主教传入湖南，则始于清初。南明永历政权时期，南明大臣瞿式耜、庞天寿、焦琎，以及皇太后、皇后等，均受洗入教。据记载，顺治七年(1650)，南明皇太后遣使赴罗马求救于教廷。当时有长沙府湘潭县刘氏兄弟二人任官于南明，遂奉命随使前往。稍后，天主教又通过其他渠道传入湘潭。康熙二十四年(1685)，姜修仁出任湘潭知县，离京赴任时往辞传教士南怀仁。南怀仁要求姜上任后修建教堂。姜应允，上任后建天主堂，并有法籍耶稣会传教士穆迪来湘潭传教。姜修仁正式入教。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陆若瑟来到长沙传教，经过逐渐发展，于1699年在长沙修建起一座临时教堂，将湖南正式辟为天主教的一个传教点，这也是长沙有天主教的开始。他们宣传天主教的宗旨为“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

　　继之，有葡萄牙耶稣会教士聂若望，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入湖南传教。雍正元年(1723)清廷下旨禁教，据有关资料记载，雍正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后，仍隐藏在湖南继续秘密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只剩8人。雍正乾隆年间，由于一再下禁教令，不允许西洋人潜入内地传教，除个别偶尔路过外，已无长期留住湖南境内的外国传教士。此后，在清政府禁教的一百余年之间，由于天主教之前在长沙的传教基础很薄弱，再加上近代长沙地区士绅民众的保守传统和反洋教斗争的激烈，国外的天主教传教士虽然想方设法不断潜入湖南，却始终未能踏入长沙一步。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清政府的禁教令已不复存在，天主教传教士也凭借诸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规定，又重新回到长沙活动，开始向湖南发展自己的势力。到19世纪70年代，湖南已有天主教教徒约2200余人。1880年，湖南省政当局同意正式划定4府4厅1州20县为传教游历区域，使天主教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了。

　　但是直到辛丑之前，天主教在长沙的发展并不顺利。如1846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方济各会的李文秀来长沙传教，但于次年底，被官府驱逐。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天主教在长沙的传教局面发生了极大的改观，自1901年至1919年五四前后，是天主教在长沙及湖南其他地区发展最快的时期。辛丑之后，天主教和基督教一样，教会和传教士的政治特权进一步扩大并得到切实的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受到各级清政府官员的厚待，加派兵丁护卫，唯恐有所闪失。

　　据统计，光绪三十年(1904)，全省约有天主教堂(含分堂)95所，教徒有6954人。1902年，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翁德明利用教案赔款和政治特权，在长沙北门外长春巷购置地产，建立教堂，这是长沙第一座正式的天主教教堂，也意味着天主教在长沙的正式立足。之后，翁德明又陆续修建了修女院以及育婴堂等辅助设施。

　　在1910年间，长沙爆发了抢米风潮，愤怒的饥民将教堂以及修女院、育婴堂全部焚毁。随后，翁德明利用清廷赔款再次予以重建。重修了教堂、修女院、育婴堂和神父住宅。天主堂建筑风格为仿哥特式教堂建筑，装饰富丽堂皇。又在旁建天主堂医院，成为今长沙市第二医院的前身。

　　这一时期在湖南活动的天主教修会有意大利方济各会、西班牙奥斯定会及美国苦难会，这些修会还划分了各自的教区范围，这些教区事实上也是各修会所属国在湖南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另外还有一些女修会协助在长沙传教如意大利方济各女修会、西班牙奥斯定第三会、埃及方济各女修会等。

　　六、长沙基督教源流

　　基督教在广义上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反对派派系的统称，中国习惯上将后者，即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所有抗议宗派系均称为基督教，也称耶稣教或新教。这一名称也被其他教派所接受。基督教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而长沙地区位居内陆，一向具有保守的传统，素以反洋教著称，基督教的传入更是艰难，整个湖南地区在1900年之前被基督教传教士们称之为“铁门”，省城长沙则被称为“铁门之城”。

　　作为湖南省会和政治文化中心的长沙，更是不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到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以前，还没有一个传教士进入过长沙。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海恩波1890年来华，在他后来所著内地会在湖南的传教史《在湖南的先遣工作》中记录了基督教进入湖南的曲折过程。他在书中说：“早在1880年，伦敦会的杨格非和苏格兰圣经公会的阿奇巴尔德先生就访问过长沙城，但却没有允许进入长沙的城门。1886年，狄克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潜入长沙城内。但他很快又被护送了出来。在之后的岁月里，又出现了各种进入长沙的尝试，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仍然没有机构在长沙获得长期的驻扎点。1898年美国宣道会的雅学诗通过汉口的英国领事馆，取得了湖南总督的入城许可。有了权力保证，他终于进入了这被长年关闭的城市，开始了他传教、售卖《圣经》的工作”。

　　1901年4月底或5月初，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杨格非访问了长沙，在他离开前取得了在长沙城外建房的契据。这片地之后便用来建造一座教堂”。这是基督教在长沙设立的最早的教堂，即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建于外湘春街的伦敦会教堂。

　　以后，各国教会陆续进入长沙。1901年，美国宣道会在长沙宝南街设立临时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同年，基督教中华内地传教会在长沙学院街设立福音堂。美国遵道会也是1901年开始进入长沙，1902年遵道会传教士德慕登在长沙东牌楼建立教堂，并于1903年成立了长沙遵道会。

　　另外，英国循道会、美国圣公会、德国博爱会(又释为“立本责会”等基督教差会于1901年至1902年都开始进入长沙，在长沙开设教堂，进行传教活动。

　　到1910年，在长沙设立教堂传教的基督教新教差会有英国的循道会、伦敦会、安息日会，美国的遵道会、圣公会、宣道会，英美合办的中华内地传教会，德国的博爱会、内地会，挪威信义会、瑞典信义会等。

　　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年，湖南各地爆发了一系列被称为“教案”的反教事件。如衡州教案(1900年7月)、辰州教案(1902年8月)以及贺金声领导的反洋教起义(1902年9月)。这些斗争对外国教会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迫使外国教会开始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20世纪初年，外国教会除进行传教活动外，还在中国创办文化教育机构。

　　20世纪初年，长沙出现了一些外国教会创办的近代学堂。如1906遵道会于创办遵道女学校，美国雅礼会于1906年在长沙西牌楼创办雅礼大学，1910年又创办的雅礼中学，1913年长老会创办福湘女中等。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开展的这些文化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沙近代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1917年美国内地会传教士葛荫华在韭菜园创办湖南圣经学校。抗日战争全面抗战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校址设在湖南圣经学校。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秀等一批名教授聚集长沙。1938年初战局恶化，2月“临大”开始西迁昆明，改校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内地会办得最好的慈善团体是建于1908年的长沙瞽女院，创始人顾蒙恩，院址先后设社坛街、桐荫里和圣经学较内，后改名为长沙瞽女学校。瞽女院收养盲女80人左右。该院学制分为幼稚园、国民、高小3班，科目与普通学校相同，只是教法系利用盲女的感觉，凸字凸图，同时还有编织等手工劳动的练习，使之能在社会上独立生存。

　　基督教进入湖南的时间虽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到宣统二年(1910)，城内共有教堂10所基督教教堂。据民国初年统计，湖南全省共有18个基督教差会，男女传教士482人，总堂(公会)63所，支堂235所，布道区409处。

　　附 俗神信仰

　　所谓“俗神”，指的是与正信宗教相对而言之民间所崇拜的神灵。从广义上看，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诸多神灵，都属于民间崇拜的俗神。从狭义而言，民间俗神则指的是与民众社会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神灵。“土地神”是民间自然神崇拜的典型。在华夏诸神中，“官职”最小的是土地公婆，但是最原始、最普遍、最旺盛的民间俗神，是农耕文化的产物。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湖湘自然神灵以水神最有特色。“湘籍”水神有湘君、湘夫人、洞庭神和杨泗将军等。《长沙新年纪俗诗》有许多关于民间祭祀风俗活动的记载，如“纸扎龙灯奉作神，香花处处表欢迎。堂前一度兜圈子，步步龙行百草生。”这里记述的是长沙的定湘王、朗公元帅诸神庙，每岁新年时扎一纸龙，沿街行走，鸣锣击鼓，热闹非常。

　　民间诸神分为六大神系。

　　1.天神：太阳神、月亮神、雷公、电母(火闪娘娘)、风伯、雨师、玉帝、王母、文曲星(文昌)、魁星、太白金星、齐天大圣等。

　　2.地祇：民间“后土”诸神，至要者有江神、洞庭神、龙王、湘水神、二郎神、杨泗将军;南岳圣帝(衡山君)、城隍、土地、灶神等。

　　3.祖先神及鬼魂崇拜：炎帝(神农)、蚩尤、祝融、伏羲(傩公)、女娲(傩母)、盘王、八部大神等等。

　　4.巫道仙法：除了全国流行的玉帝、王母、妈祖、彭祖等以外，“八洞教仙”在湖南异常活跃，留下的“遗址”和传说甚多。

　　5.行业祖师神：湖湘民间俗神中最多的是行业神。可以说，三百六十行，几乎行行都有崇拜的神灵。例如，农村所祭祀的驱蝗神刘猛将军、田神鄱官菩萨、神麻衣大仙、医神仙峰真人、药王菩孙思邈、医圣张仲景、厨业祖师詹王、戏剧业袓师老郎神、烧炭行业祖师神孟公、制鞋业祖师孙膑、理发业祖师罗神和吕祖、木工行业祖师鲁班、染布行业祖师梅葛二圣、茶神陆羽、酿酒业祖师杜康、养蚕缫丝业祖师嫘祖(相传为黄帝妃子西陵氏)、商业钱庄供奉的财神比干、范蠡、赵公明、关羽等。

　　6.其他诸神：如盘古、女娲、孟姜女、孔夫子(文庙神)、萧何(衙役祀神)、白虎神、麻阳神等。还有瘟神、洞神、贾兰菩萨等恶神。